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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鹅敢死队秘史:叱咤非洲的疯子麦克和雇佣兵

www.sinoca.com 2010-07-15 网易 [复制链接] 字体：大中小

　　1986年，国内引进了一部叫《野鹅敢死队》的电影，片中虚构了一群雇佣兵受雇营救一个被废黜的非洲总统的故事，当时的我也在电影院里被这部电影所折服，以至于后来电视上一有重播就会重温一遍。

　　这部1978年拍摄的电影是改编自达尼尔・卡内（Daniel Carney.）的一本从未出版过的小说，而这本原名《细细的白线》（The Thin White Line）的作品的素材是取自1968年在罗得西亚降落的一架神秘飞机，传闻中这架飞机上载满了雇佣军和一名叫做“非洲先生”的神秘人，据信此人是只剩半条命的刚果前总理莫伊兹・冲伯。

　　电影摄制组邀请了绰号“疯子麦克”的著名雇佣兵麦克・霍尔（Mike Hoare）担任该片的军事顾问，在他的建议下，电影的名称改名为“野鹅”（Wild Geese）。而事实上，确实曾经有一群雇佣兵以“野鹅”的名义被“疯子麦克”组织在一起。
　　

Mad Mike――疯子麦克

　　时间回到1974年的春天，在伦敦、巴黎和布鲁塞尔的主流报刊上都出现了一则神秘的告示，告示上宣称麦克・霍尔上校的第五突击队将为庆祝斯坦利维尔解放十周年而进行集会。

　　麦克・霍尔全名汤玛斯・米高・霍尔（Thomas Michael Hoare）出生于1920年，是爱尔兰人。他在二战期间曾作为一名英军装甲兵军官在北非服役，战后他移居南非德班，成为一名雇佣兵，在后殖民时期的非洲到处参战。在刚果内战期间，麦克・霍尔先后组建过两支雇佣兵队伍：在1960年至1961年，加丹加省想从刚果独立出去，在这场刚果内战中，麦克・霍尔便在加丹加省组建了他的第一支雇佣军，这支部队被称为“第四突击队”。

　　到了1964年，刚果总理莫伊兹・冲伯雇用了麦克・霍尔“上校”领导一支约300人（其中大多为南非人）的雇佣军，被称为“（刚果）第五突击队”。该部队主要是与苏联支持的“辛巴斯”（Simba）作战。在著名的“红龙行动”中，霍尔和他的雇佣军配合比利时伞兵，以营救一千六百名被“辛巴斯”扣压为人质的当地居民（主要为欧洲人和传教士）为名义，占领了斯坦利维尔。

　　除了第五突击队外，当时还有几支外国雇佣军在刚果作战，但无论是第五突击队（以讲英语为主）还是第六突击队（以讲法语为主）或是其他的队伍，这几支外国雇佣军对于刚果内战总体局势起不到多大的作用，他们只是西方国家与共产主义东方国家在非洲争地盘的棋子之一。不过这些雇佣兵们都自我感觉良好，而且当中还出了一票“名星”，比如法国人鲍勃・德纳尔（Bob Denard），比利时人让・斯拉姆（Jean Schramme）等等，这其中也包括了麦克・霍尔。在1960年代，东德的广播电台中称他为“疯狗麦克・霍尔”，于是他便得了个“疯子麦克”的绰号。
　　

麦克・霍尔在担任第五突击队指挥官时的照片，拍摄于刚果洛瓦河畔
　　

第五突击队的“野鹅”标志臂章
　　

第五突击队队员在攻占斯坦利维尔一小时之后
　　

占领瓦察（Watsa）之后第五突击队成员在M8装甲车旁休息
　　

第五突击队的武装吉普

　　刚果内战结束后，他居住在南非德班，有时会去美国旅行，偶尔会被非洲一些国家聘请担任军事顾问或教官，生活似乎很稳定。但现在在1974年，“疯子麦克”突然要召集当年并肩作战的老家伙们，真的只是为了庆祝攻占斯坦利维尔十周年吗？这一则启事在普通读者眼中毫无特别之处，但在那些老兵油子眼里，却看出了弦外之意――他们认为这是战斗的号角。

　　那么这次是在哪里？

　　在安哥拉。

　　至少打算是在安哥拉。

　　在当时的非洲南部，葡萄牙正准备在下一年里从它的两个殖民地――安哥拉和莫桑比克撤军，许多人认为，这将为雇佣兵们施展身手提供了一片广阔的天地。因为在葡萄牙人最终离开之后，二十五万名在莫桑比克以及八十万名居住在更为富裕的安哥拉的白人殖民者，将极有可能寻求雇佣兵的支持发，推翻由葡萄牙人扶持起的黑人政府。

　　1974年5月，白人殖民者在莫桑比克策划政变，但是计划流产。而在安哥拉，非洲解放组织之间却自相残杀，其激烈程度丝毫不亚于当初与葡萄牙人的战斗。对于那些想再次在雇佣兵游戏中分一杯羹的人来说，这正是大好时机。

　　1974年9月9号，约翰内斯堡星报的头版刊出了大幅海报，欢迎任何有从军经验的人加入独一无二的“野鹅俱乐部”（Wild Goose Club）。为什么叫“野鹅”？这个名字最初是用来称呼在世界各地征战了三个世纪、声誉显赫的爱尔兰雇佣兵，而身为爱尔兰人的“疯子麦克”也正是用一只“飞行中的野鹅图案”作为他的雇佣兵们在刚果战斗时所佩戴的标志，而前文中提到的“野鹅”们的聚会，就是为了又一次登上“黑大陆”的战争舞台。当时，这时的“野鹅”已经不限于爱尔兰人了。
　　

17世纪时期在法国土地上打仗的“野鹅”

　　但在现实世界里，不能像玄幻小说中描写的那样：拉一帮人聚在一起，光天化日之下购买大批武器和进行训练，并在聚集地点钉个木牌上书“XX佣兵团”――这样警察肯定会来抓的。

　　所以麦克・霍尔堂堂正正地注册了一家俱乐部，他对外声称成立这个俱乐部是为了当年战友们的联谊。这个以当年的第五突击队的徽章为标志的俱乐部实际上就是为了把他们准备战争的行动遮掩在合法外衣下，是他们征募雇佣兵的平台。

　　起初，俱乐部总部设立在约翰内斯堡普里查德街31号的一个办公套间内。俱乐部的主管名叫山姆・卡西迪（Sam Cassidy），是一位声称自己从事着“地毯生意”的谢顶的前苏格兰卫兵，他负责接听总部的所有来电。而德里克・安德森（Derek Anderson）上尉是一名自称为艺术品经销商的前丛林战老兵，他负责面试上门的应征者。

　　据卡西迪称，在头一个月之内便有超过一千名雇佣兵加入俱乐部。他后来在接受SOF杂志（Soldier of Fortune，美国著名的雇佣兵杂志）的记者采访时坦言道：“俱乐部的官方性质是社交和娱乐，但是私底下，很明显我们就是在招募雇佣兵，不是吗。”

　　当时南非的安全警察曾质询过卡西迪，但之后告诉他，只要俱乐部不妨碍到政府，并且不再进行公开宣传，它便可以自由地运作。
　　

麦克霍尔在庆祝斯坦利维尔解放（占领？）十周年的聚会上对第五突击队的老兵发表讲话，桌子前挂着第五突击队的野鹅标志

　　1974年9月底，在约翰内斯堡郊区的一家由前雇佣兵军官开办的宾馆里，一百多名刚果老兵相互交流着作战经历，推测未来局势。当装饰有“野鹅”字样的战旗展开时，所有人都高举起酒杯致敬。作为霍尔上校的副手和在场的高级军官，卡西迪向所有人宣布：“一旦有合法政府提出正当要求，我们便将投入战斗。”

　　为了寻找战争的机会，“野鹅”派出代表前往安哥拉，在葡萄牙富商中寻找潜在的客户。作为准备工作之一，他们还联系了加丹加省的雇佣兵，并招募了一批居住在罗得西亚的飞行员，而这些飞行员拥有可以将雇佣兵们送入战区的飞机。杰克・马洛赫上尉便是这些飞行员中的一员，他在二战是驾驶喷火式战斗机，二战后成为罗得西亚空军的奠基人之一。据称罗得西亚国防部长P.K. van der Byl在卡西迪保证不继续在罗得西亚招兵之后，同意将一座罗得西亚的机场作为“野鹅”的行动基地。

　　“野鹅”还草拟了针对安哥拉的行动计划，开始阶段主要包括了以下两个步骤：

　　1．雇佣兵将协助若纳斯・萨文比博士领导的“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同盟”（UNITA）占领安哥拉南部的鲁索机场。

　　2．一旦机场被占领，雇佣兵主力将由空运抵达，并切断安哥拉首都罗安达与外界的所有联系。

　　在建立了安全的行动基地后，雇佣兵们便见机行事作下一步的打算。

　　不过由于“野鹅”寻找财政支持的动作太高调了，他们开始吸引着新闻媒体的注意，然后南非警方和罗得西亚国家安全部门也开始关注他们。于是一名携带大量现金的“野鹅”成员被捕，几天之后，卡西迪被要求自行离开罗得西亚，否则将被“驱逐出境”。卡西迪不得不转到伦敦。

　　由于缺少必要的财政支持，加上媒体曝光以及罗得西亚和南非安全部门的干扰，使得“野鹅”陷入了停滞不前的困境。现在他们只好一边继续筹集资金，一边静待着葡萄牙军队正式撤军，他们还在期望着有机会在莫桑比克或安哥拉的某地展开行动。

　　时间来到1975年4月，约翰内斯堡星期日快报刊登了一篇报道，称有葡萄牙富商正从南非、法国和比利时招募雇佣兵来推翻莫桑比克政府，这是“野鹅”们还没有放弃行动的证明。一名叫诺曼・泰勒（Norman Taylor）的星期日快报记者宣称他伪装成应征的雇佣兵，得到的许诺是每月两千八百美元的酬劳。一名自称为劳伦兹（Lorenzo）的征兵军官告诉他已经在约翰内斯堡招募了一千名雇佣兵，而计划将有四千名雇佣兵参加政变行动。这些雇佣兵们将收到假护照和武器装备，而佣金将被存入他们自己指定的银行中。

　　劳伦兹还告诉泰勒：不是一定要训练的，我们只更关心士兵的数量。但是如果你想要进行一些军事训练，我可以帮你给一个在马拉维的人写封信，这也许会帮助你（在战斗中）活命。

　　然而到了1975年4月23号，南非国防部长博塔（P.W. Botha）重申了南非政府反对雇佣军的征兵行为，他指出：如果公民们想要保卫他们的祖国，那就应该加入南国国防军。当时有观察家相信，只要沃斯特总理继续致力于缓和国内种族间的紧张关系，南非政府将会镇压一切公开进行的雇佣兵活动。

　　报道指出，在卡宾达这个位于安哥拉北部海岸线上石油资源丰富、并由海湾石油国际公司进行开采的省份，存在着雇佣军活动。扎伊尔政府支持的卡宾达飞地解放阵线使用了雇佣兵部队――至少有一名法国雇佣兵军官在1974年被葡萄牙人俘虏。（不过当海湾石油公司开始钻井开采之后，大量的游击队员前往油田工作，卡宾达黑人“解放”运动就此土崩瓦解。）

　　不过在卡宾达的活动似乎与“野鹅”们无关，他们还在艰难地准备着。因为那些神秘的百万富翁从来没有出现过，一个也没有。

　　要攻下莫桑比克，至少需要四千名雇佣兵，耗费六个月的时间。从经济学而言，这样一场规模的军事行动是站不住脚的。按平均每月两千美金的酬劳计算，七名军官领导下的四千名士兵在六个月里将耗费五百六十四万美元。而这才仅仅只是薪水而已！要组织和维持这样一场行动，恐怕需要十来个百万富翁一起提供资助。

　　所以当安哥拉和莫桑比克果然陷入了内战后，“野鹅”们最终还是没能再续刚果内战时期的“荣光”，反而是南非国防军直接介入了安哥拉和莫桑比克的局势。南非政府禁止外国雇佣兵在其境内的活动，我猜也许就是为了将来可以“独食”吧。当时在安哥拉，南非第32营下辖的空中侦察队中一个名叫伊宾・巴罗的男人，他后来创立了EO公司。
　　

电影《野鹅敢死队》

　　在1978年，麦克・霍尔接受邀请为《细细的白线》电影版当军事顾问时，提议把片名改为《野鹅》，也许是出于获得一种心理满足感的提议。电影里由著名演员理查德・伯顿（Richard Burton）扮演的艾伦・福克纳上校（Alan Faulkner）据说就是霍尔自己的写照，而至少有一个演员伊恩・尤尔（Ian Yule）就是霍尔手下的雇佣兵。（关于这部电影，三土有专门的文章《野鹅与猛犬―《野鹅敢死队》中的军服与武器考析》，我这里就不再细说了。）

　　不过，在拍摄电影的同时，麦克・霍尔并没有放弃重返战场的打算，而且，机会又一次来了，这次是塞舌尔。

　　1977年6月5日，塞舌尔人民联合党主席弗朗斯・阿尔贝・勒内（France-Albert René，时任总理）发动政变，推翻时任总统的民主党主席詹姆斯・曼卡姆（James Mancham）。被国内推翻的塞舌尔的前总统曼卡姆逃到南非组建了流亡政府，他一直想发动政变推翻勒内。1978年，曼卡姆的代表在南非一所民房里和霍尔秘密会面，会面很成功，“野鹅”们终于逮到一个行动的机会。

　　经过一番秘密准备后，行动在1981年展开。霍尔率领着53个雇佣兵扮演成游客进入塞舌尔，这些人当中有南非特种部队（Recces）退役士兵、前罗得西亚士兵、以及前刚果雇佣兵。然而不知道他们是太过自信还是找不到别的偷运武器的渠道，他们居然把武器带在同一架飞机上――把步枪拆散了藏在行李箱底部的暗格中。

　　在塞舌尔机场，前面的人都顺利过关了，然而最后一个乘客却被海关发现了在行李箱暗格中的步枪零件。海关官员迅速逃离现场并拉响了警报，仓卒间，霍尔的另一个手下从自己的行李箱里掏出了AK步枪的部件并迅速组装起来，射杀了正在逃跑的海关关员。然后“野鹅”们就和塞舌尔军警在机场中大打出手。

　　在交火途中，一架印度航空公司的客机在机场降落，霍尔通过“谈判”和雇佣兵们一起登上了这架飞机，逃出了塞舌尔。有四个雇佣兵、一名女性从犯被遗弃在机场，后来被塞舌尔判处叛国罪。

　　由于“野鹅”们还带着武器，霍尔便问机长能不能把舱门打开，让他们在回到南非前把武器扔到海里去。霍尔对飞机的认识显然还停留在过去那种螺旋桨年代，机长大笑后向他解释了喷气式飞机的增压舱原理，告诉他这样做是不可能。结果，因为“携带武器入境”，飞机在南非降落后，雇佣兵们都被南非政府逮捕。1982年1月，一个由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国际委员会开始调查这起事件。联合国的报告认为有南非国防部的涉入，包括提供武器和弹药。

　　因为与南非安全局有关系，雇佣兵们最初被控“绑架”，无最低服刑期限，但在国际压力下被升级为“劫持”。除了其中一个美国越战老兵因在交火中重伤并在登机时处于麻醉状态而被判劫持罪名不成立外，其他人都被判了刑，然而大多数的人都在三个月的牢狱生活后便被悄然释放了，除了霍尔上校，他坐了十年牢。“野鹅”再也飞不起来了。
　　

有关赦免麦克・霍尔的豆腐块小文章，里面把他领导的雇佣兵称为“野鹅突击队”

　　在监狱里，麦克・霍尔还继续以野鹅俱乐部荣誉会员的名义进行了一些联络活动，他甚至打算建立一个雇佣兵数据库，但等到麦克・霍尔出狱后，人老了，世界也变了，现代雇佣兵已经转入企业化经营的时代。

　　麦克・霍尔在1967年就已经写过一本叫《刚果雇佣兵》（Congo Mercenary）的书，在监狱里也重新开始写书，出狱后开始写了更多的书，先后在英国、美国和南非出版了《刚果勇士》（Congo Warriors）、《通向卡拉马塔之路：一个刚果雇佣兵的个人回忆录》（The Road to Kalamata : a Congo mercenary's personal memoir）、《博尔德》（Boulder）、《塞舌尔事件》（The Seychelles Affair）、《在西尔维亚的三年》（Three Years with Sylvia）和《Mokoro 哭叫着求救》（Mokoro ― A Cry For Help!）等多本回忆录。
　　

麦克・霍尔写的《刚果雇佣兵》
　　

《塞舌尔事件》的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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