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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荣臻生平最耻辱的一战:多名开国上将一败涂地 |
| www.sinoca.com 2010-06-22 [复制链接] 字体：大 中 小 |
抗日战争时期，原林彪所部115师一分为二，一部由罗荣桓带领开辟了山东军区，另一部由聂荣臻带领开辟了晋察冀军区。虽然罗荣桓所部带走了115师的绝大部分主力，但聂荣臻手下也是猛将如云，聂部的几个纵队司令员，郭天民，杨得志，杨成武，无一不是开国上将。可就是这些在林彪麾下勇立战功的猛将们，曾经在解放战争初期在聂荣臻指挥下被傅作义打的一败涂地，损兵折将近十万。
1946年在国共合作破裂后，内战正式开锣打响，7月中央决定以晋绥军区贺龙外加聂荣臻部集中五十几万人的兵力拿下大同，石家庄，保定等地。此时杨成武率部主力四万围攻大同，前敌总指挥是张总逊。而阎锡山楚溪春所部万余则坐困危城倚仗碉堡工事拒守，由于晋中铁路被毁，国共又在各个战场全面打响，这时国民党方面可调用的机动兵力仅剩下了傅作义手下盘聚归绥的几万生力军。
鉴于兵力处于劣势且形势严重，傅作义的如意算盘是采取围魏救赵的策略，傅作义以董其武部外加嫡系三十五军一部约二万人前出集宁，威胁大同。董部闪电出击，一战仅用数小时就击溃了把守集宁门户卓资山，守军王尚荣旅全线崩溃，仓皇退却。董部于是对集宁城内的乌兰夫所部形成了包围态势。而直到此时聂荣臻还没搞清傅部地兵力和主攻方向。在最终得知前线的严重情况后，聂荣臻，贺龙急调八个旅共四万多兵力对董部实行反包围。当时的形势是董部三个师对城里三个团，外面解放军八个旅围上了董部三个师，两层皮夹一层馅，形势对解放军极为有利。董部当时唯一的希望就是吃掉城内守军，然后固守待援，而此时傅作义孙兰封主力部正在向集宁方向运动。
由于受到守军的坚决抵抗，再加上城外对傅军实施反包围的解放军四面挤压，此时攻集宁的董其武部已经到了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境地，几个师均伤亡惨重，关键时刻，董部暂11师师长杨维垣当着士兵地面亲手切下自己的手指立誓表示退缩者杀无赦，董部人马于是拼死向前，和我守军展开了殊死巷战，这时聂荣臻再次犯了一个战略错误，聂抽调围城的大部分兵力去迎击来援的郭景云101师。正因为围城的兵力被大部撤走，董其武部遂趁势一鼓作气拿下了集宁。而进击郭景云部的兵力在受到郭部炮火轰击后误认为敌军众多，最后也不战而退。集宁失守，大同之围不战而解。集宁大同之战以聂荣臻的彻底失败告终。此战解放军死亡两万余，伤四万余，经过一个半月的战斗晋察冀，晋绥两军区兵力由近二十万到仅剩十万出头，当然傅部损失也有近两万，但还是不能不说这是一场大败仗。
当时延安方面已经印出了我军攻克归绥的报纸，当毛泽东得知失利的消息后，曾恨恨的说："此仇不报，誓不为人。"
集宁之战结束后，晋察冀军区上下弥漫着浓重的悲观失败情绪，上下都对傅作义部十分恐惧。其实这时傅部不过五万人，而解放军则有十来万人，傅部胜在有大炮飞机助战，双方其实还是旗鼓相当。傅部的下一个目标是重镇河北张家口。鉴于我军新败，兵无战心，聂荣臻原有意放弃张家口，只是在军委的严厉催促下才准备保卫张家口。聂部的防线原是以傅部沿铁路线方向进攻张家口所做的，而傅作义则采取了骑兵加步兵长途奔袭的战术，绕过了守军防线，直捣张家口的后门张北。这次行动和当年傅作义奇袭百灵庙如出一辙。可惜聂荣臻再次判断失误低估了傅作义。
傅部攻克张北后，直捣张家口城外最后一道天险狼窝沟，这时傅部偷听到解放军的电话得知援军要到傍晚才能赶到，于是在飞机坦克助战下不顾疲劳而发动强攻，不久守军教导旅就因伤亡惨重，不得已向张家口方向撤退。这时张家口的失馅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了，因为时间仓促，张家口为解放军过冬准备的被子，成衣，棉花，粮食全都来不及带走，很多装的满满的仓库在撤退前也被迫付之一炬。再加上傅军行动的迅速，空中还有飞机的轰炸，部队撤退中的损失也很大。
张家口失守后，晋察冀军区的这个冬天很是难过，没有粮袜官兵多有冻伤致残的，当时晋察冀军区人口不过百万，却要养活二三十万的部队，老百姓的负担之重是可想而知的，所以军民关系的紧张也就在所难免，缺乏群众的支持，侦察情报工作就很难展开。这也是傅部能长驱直入不被发现的一个原因。
一战失大同集宁，二战失张家口，这在聂荣臻晚年的回忆录中也有很悲痛的描述，聂本人也总结说战术上犯了很多错误。此战过后，晋察冀军区受到了中央的严厉批评。聂荣臻也一度被彭真所替带而被变向夺了权。
公正的讲，解放战争初期国民党军队的战斗力并不比解放军的差，都是人，谁也不比谁聪明多少，谁都会犯错误，解放军也不是神话，至少在此战中，傅部顽强的斗志和高超的战术技巧还是值得人们尊敬的。
聂荣臻“潜伏”生涯：毛泽东称其厚道人
聂荣臻于1992年5月14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是最后一位去世的元帅。他晚年曾说，自己打了一辈子的仗，没受过一次伤;搞过地下工作，没被捕过，算是命大福大之人。因而，在睡梦中不知不觉仙逝的聂荣臻，人称“福帅”。
“福帅”聂荣臻唯一的女儿聂力，是中国也是世界上第一位女中将。“我常常梦见父亲：在他居住了43年的老院子里，他坐在那辆旧了的轮椅上，把自己置身于明丽的阳光下;他微笑着望我一眼，一言不发，而后，他微微抬起头来，深邃的目光望向湛蓝的苍穹。在他1992年去世以后，不知有多少次，我梦中的父亲就是这样一个姿势……”在聂帅诞辰110周年之际，聂力眼里父亲聂荣臻的跌宕人生清晰依旧。
青年聂荣臻海外求学6年
1899年12月29日，四川江津(现属重庆)吴滩场，一户姓聂人家传出婴儿初啼声，这个孩子就是聂荣臻。
虽然家徒四壁，吃穿困难，但聂荣臻父母仍尽全力让儿子读书。8岁开始，聂荣臻到外祖父唐远谟开办的私塾读书，15岁又转到离家15公里的永川县陈食高等小学。在那里，他接受了开阔眼界的新式教育。
“父亲学习非常刻苦，一丝不苟。他的出生地故居里，至今还保留着他当年用过的一个笔筒，上面刻着两个字：破睡。意思是上课的时候不要打瞌睡。”聂力说。
1917年，18岁的聂荣臻考入江津中学。1919年11月的一天，通过重庆商会会长汪云松的运作，他与广安邓希贤(后改名为邓小平)等热血青年一道，登船远赴欧洲。这一走，他再也没能见上父母亲一面。聂父于1933年去世时，聂荣臻正在中央苏区率军反“围剿”，而1935年聂母去世时，聂荣臻正在长征途中……
从法国到苏联，聂荣臻海外求学近六年。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后，聂荣臻回到了祖国，从此走上职业革命家的道路。
在香港“潜伏”中的爱情
1927年广州起义失败后，聂荣臻到香港开展地下斗争。长达4年的地下斗争改变了他的性格。“较早认识我父亲的都说，你爸爸在老家、在法国时，是很活跃开朗的，爱说爱笑，可是后来怎么就变了呢?我知道，这与他地下斗争时形成的保密观念有很大关系。后来的他，惜言如金，不爱讲话，慎之又慎。”
在香港，聂荣臻度过了一段艰苦卓绝的岁月，然而一位秀丽聪颖的女性却让聂荣臻的生活充满了温馨。她就是在香港担任机要交通员的女共产党员张瑞华。
“后来家里的保健护士问过妈妈：‘您和首长当年谁追谁啊?’”聂力回忆说，“妈妈笑着说：‘当然是他追我了。他常来看我，找我聊天，我还不懂么?’”
聂荣臻初次对张瑞华表达爱慕之情时，张瑞华害羞得不知如何是好。“那两天，母亲脑海里翻来覆去都是‘那个人’的影子：他好像挺严肃，挺严厉…… 但是，又从未见过他发脾气……他个子挺拔，相貌坚毅，还特别爱整洁……那严厉一点又怎么样?嗨!不怕他!……母亲轻松的笑了，从心里同意了。”
1928年4月，党组织批准了他们的婚姻。这年聂荣臻29岁，张瑞华19岁。组织上规定，搞地下工作的同志，男的每月15元，女的每月7元，每人另有 3元交通费。这点收入在香港并不算多，还要不停地外出，生活自然是非常困难。“母亲告诉我，整个夏天，父亲只有一件绉纱短袖白衬衣”。有一次，张瑞华提出让丈夫陪她到附近的商店逛逛，聂荣臻以为妻子想买衣服了，就陪她去了。到了柜台，张瑞华却让售货员拿过一件男式短袖衫，逼着他试穿。聂荣臻明白了妻子的意思，又拧不过，可他真的是不想为自己破费，眼珠转了转，便凑到妻子耳边说：“有情况。”他拉着妻子匆匆离开店铺。“等母亲明白这不过是父亲玩的花招时，只能苦笑。”
三次虎口脱险
“父亲在香港曾经数次历险。”聂力在其回忆录里详细记载了父亲三次遇险情形。
第一次是结婚前，聂荣臻外出和恽代英、叶剑英碰完头，回自己的住处，刚到门口，就看到他雇请的阿姨，正把他的行李往楼下搬。聂荣臻感到十分奇怪：她为什么搬我的行李?但警惕性驱使他没有吭声。那位阿姨倒是个好心人，机警地给他递了个眼色。聂荣臻知道出了事，从容地离开了。
事后得知，广东省委机关被敌人破获了，敌人搜查时见到一张写有聂荣臻住址的小纸条，便立即扑过来了。那是广州起义失败不久，聂荣臻刚到香港，为了便于联系，就把自己住址写了一张小纸条给省委秘书长沈宝同。恰巧那会儿父亲不在，躲过一劫。
第二次，青年团在一个秘密地点开会，聂荣臻也要参会。他去的途中，因事耽搁了一小会，等他赶去时，看到一群面熟的人正往楼下走。他们都是来开会的呀，怎么往下走?父亲立即意识到，他们被敌人控制了。他镇静了一下，表情轻松大摇大摆地继续往楼上走，和敌人擦肩而过，敌人反倒没怀疑他。
第三次，聂荣臻遇到了叛徒。那时香港只有一条有轨电车线路，外出经常坐电车，很容易碰到特务或叛徒。那天聂荣臻上了电车，突然看到有个人的眼神不对，聂荣臻知道遇上叛徒了。这个叛徒也认出了聂荣臻，还冲他点点头。聂荣臻知道不妙，如果他上前动手就麻烦了，就瞅准时机，挤到门口，抬腿从行驶的电车上跳下来。“那时候香港电车的车门是不关的，做秘密工作的人，重要的一条是要学会跳车。”
地下斗争中，聂荣臻还养成了听大街上脚步声的习惯，香港的警察穿皮靴，走起路来“咔咔”响，很有节奏，老远就能听到，他外出执行任务，尤其是在夜里，一听到这种声音，就及时避开。“父亲总结道，马虎大意的人，不适合白区工作。有不少好同志，就是因为粗心大意，白白牺牲了自己。悲剧的发生，往往就在一念之间。”
与女儿分离14年
1930年聂力出生。当时张瑞华难产，在一家美国人开办的慈善医院里进行了剖腹产。
“在我出生后的第三天，父亲才来到医院。”聂力说，“他是空着手来的，没带任何东西。并不是他粗心大意，而是他太忙了。而且，没说几句话又走了。” “父亲一辈子都是个细心人，惟独因为忙，对小时候的我关心太少。”
聂力出生一年以后，聂荣臻就远赴中央苏区，离开了母女俩。1934年，由于叛徒告密，张瑞华带着小聂力，与另一位同志杨庆桂及其子女一起被捕了。一个月后，张瑞华等同志被以“查无实据”释放回原住地。
1935年，上海党组织又一次遭到严重破坏，党组织决定分批疏散上海的地下工作者。张瑞华因此需调离上海，而此时聂力年龄太小，党组织从安全考虑，决定将聂力留在上海，与党组织负责人毛齐华的母亲生活在一起。
聂力开始了磨难的童年，她很早就学会了下地干活，经常吃不饱穿不暖。“更要命的是，没人知道我的父母是谁。和父母分开时我还那么小，自己也不记得。有人见我没爹没娘，就叫我野孩子。”
帮人带孩子、割麦子、插秧、纺线、织布……这就是聂力童年生活的全部。“有一回在地里摘棉花，不小心扎破了小腿，鲜血直流，我就用泥巴把伤口糊上，后来感染了，又没有药治，不停的化脓，最后都烂到了骨头。”
好在还有毛齐华的老母亲与聂力相依为命。“我想去讨饭，老奶奶拦住我不让去，怕狗咬着我，她自己去。”“我十分感激毛齐华叔叔的老母亲和家人，若不是他们，也许我活不到今天。”聂力说。
周恩来自始至终关注着聂力的命运。1938年，他委托上海地下党负责人龚饮冰派出两位地下党来到嘉定乡下找到了聂力，要带她到父母身边。
然而，机警又倔强的小聂力却怎么也不肯相信这两个人。“你们是骗子，你们想把我卖到上海，放到大烟囱里烧大烟。要爸爸妈妈自己来接，别人不行!”小聂力执拗的大喊。
两位同志怕说多了暴露身份，只好无奈的离开了。
老奶奶去世后，聂力的生活更加艰苦，十三、四岁时，她开始在日本人统治的嘉丰纱厂当童工。直至日本投降。
1946年4月，周恩来派了毛齐华亲自去接聂力。毛齐华先把聂力带到了江苏淮阴，在那里，聂力看到了画报上父亲的照片。也直到那时，聂力才知道，自己的父亲叫聂荣臻，母亲叫张瑞华。
当年的4月16日，小聂力被带到张家口军区首长们的驻地，也就是聂力父母的住处。至此，分离了14年的一家人终于在泪水与欢笑中团聚。
“当时，我怕认错人，连忙取出放在贴身衣服里的、叶剑英伯伯送我的父亲相片来比对。父亲看出来了，大笑说：‘好好看看，像不像啊?’……我就激动得又是哭又是笑、扑倒在父亲怀里。”
“聂荣臻是个厚道人”
对十大元帅，毛泽东基本上都有过评价。比如评价彭德怀“谁敢横刀立马，惟我彭大将军”，评价叶剑英“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等等。
1958年，在一次军委常委会议上，毛泽东说：“聂荣臻是个厚道人。”
不久，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彭德怀，在一次军委扩大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的那句话，彭老总说：毛主席说“聂荣臻同志是个厚道人”，我再加一条，用我们湖南话说：荣臻同志是个“驴驹子”。
彭老总所说的“驴驹子”，就是北方的小毛驴。毛驴吃得少，干得多，走得远，能负重。
“毛泽东评价我的父亲是厚道人，不会是凭空臆想出来的。他一定是通过很多的细节观察出来的。在他主政的漫长岁月里，少不了有人到他面前争宠、争功、告状、揭发，明哲保身、压别人抬自己。他一定发现了，那个叫聂荣臻的人总是很谦逊、含蓄，总是不去说别人的坏话，总是少说多干，能忍则忍，谨慎为佳。”聂力说。
解放初期，聂荣臻代理总参谋长时，有一天，毛泽东把他叫了去，一见面就猛批，原因是毛泽东认为一封比较重要的电报，没经他看，总参就以军委名义批发了。毛泽东严厉地说：“以后不能越权，凡是以军委名义发的电报，一律先送给我看以后再发。”
“父亲当时就知道，毛主席批错人了，但他却没有吭声”。
后来，工作人员在翻查前一阶段的电报时，发现毛泽东批评的那封电报是军委办公厅主任张经武以军委名义下发的，而不是聂荣臻批发的。有人怪聂荣臻，为什么不和毛主席讲清楚，背了黑锅。聂荣臻说，讲什么呀?以后都注意点，不再出现这种事就是了。
张经武得知事情的真相后，大为感动，说：“聂总这个人，真好。”
1967年初，“三副四帅大闹怀仁堂”，聂荣臻对林彪、江青一伙不分青红皂白，打击迫害干部子弟，表示十分愤慨，他说：“你们这种‘不教而诛’的做法是极其错误的!你们不能为了要打倒老子，就揪斗孩子，株连家属，残酷迫害老干部，搞落井下石，这就是不安好心!”
不久，康生却指责叶剑英，说叶曾经讲过“不教而诛”。聂荣臻专门给毛泽东、林彪写了一封信，澄清这句话是他说的，与叶剑英没有关系。这让叶帅很受感动。
据杨成武将军回忆，1967年7月下旬，毛泽东当时在南方巡视，他向毛泽东请示出席“八一”建军节四十周年招待会的人员名单时，毛泽东指示，军队几位元帅都要出席招待会，并对几位元帅作了评价，谈到聂帅时，毛泽东又说道：“聂荣臻是个厚道人。”
“一些‘文革’中曾整过父亲的人，父亲后来也没有为难他们。他说，事情过去就算了，当时情况复杂，黑白颠倒，做错点事有时难免。”聂力回忆说。
聂力忆述父亲：
强烈反感高干子弟不正之风
在家里，父亲对我们这些晚辈，一贯要求严格，他对某些高级干部子女为非作歹而家长又百般包庇纵容，十分反感，曾大力呼吁“今后考核干部时，也把他对子女的教育情况列为德才表现之一，认真考核。把这一问题看得重些，才能引起足够的注意”。又说：“如果不正之风在家庭里代代相传，那就不要多久，我们民族的精神、党的优良传统都将荡然无存，岂不可虞!”
父亲是有资格说这种话的。我是他惟一的女儿，安心干工作，从来不给他添乱，我爱人丁衡高也是一心一意搞事业，我和老丁惟一的女儿聂菲，更是个规规矩矩的孩子，从小就听爷爷的话，从小就知道艰苦朴素，裤腿短了，接一块，继续穿。家里人一直记得一件事：聂菲上初中的时候，有天放学回家，在路上想买零食吃，挑来挑去，最后只买了一块果丹皮回来。她的外公看见她回来，就笑了，说：“我就知道，你最多也就是花几分钱，买个果丹皮解解馋。”说得大家哈哈大笑。聂菲从上小学到大学毕业，学校里很少有人知道她的外祖父是聂荣臻。
红军湘江大败进贵州 谁被聂荣臻称作“魏延”
湘江一役，红军损失过半，由出发时的八万五千人减少到不足四万人。红军广大官兵中对现有领导的怀疑和不满经此次失败更加激烈，达到了极点。 湘江战役之后，红军进入湘南山地。饥饿与疲乏，无停顿的行军，长距离的奔走征战，使红军官兵怨声载道。一场关于红军行动方针、权力和人事的斗争也在最高领导层中进行着。
1934年12月11日，红一军团二师五团攻占通道县城。毛泽东提出放弃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贵州前进，以免被正在等待红军北上的敌军一口吃掉。14日，红一军团二师六团攻占贵州黎平。中央政治局在此召开会议，同意了毛泽东提出的关于在川黔边地区建立新根据地的意见，并确定以遵义为这一新根据地的基础和中心。
毛泽东被冷落两年后，第一次受到尊敬和信任，这标志着博古、李德时代进入尾声。博古本人对于日趋严峻的局面一筹莫展，他整天拿一把手枪在脑门上比划，嘴里呢喃着:“这样一下，就完了，就好了。”当时广大的红军将士都在迫切要求撤换现有领导，一向态度隐晦的林彪也因为湘江一役使红一军团受损过重而对博古、李德颇有怨言。
黎平会议后，一军团奉命抢渡乌江天险，林彪、聂荣臻率一师，军委率二师分别在江界和回龙场两地同时渡过。在行军途中，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博古等人来到一师，恰巧军团司令部刚宰了一口猪。大家一起“打牙祭”，这是长征途中难得的享受。吃完饭后，毛泽东等人正要出门，碰上李德进来。毛泽东往里一指，告诉李德说:“里面有饭，进去吃吧!”没想到这么平常的一句话却很快变成了“毛主席说李德是饭桶”，流传到各军中。
1935年1月2日，红一、二两师渡江成功，接着打开遵义城。遵义是黔北首府，贵州第二大名城，这里汉、苗、黎各族商贾云集，市面十分热闹。遵义是红军长征以来所占领的第一座中等城市。
从1月14日开始，林彪、聂荣臻奉军委指示，将部队日常工作交给参谋长左权和政治部主任朱瑞，专心致志地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
遵义会议是15日晚饭后在一间长方形的房间内宣布开始的。二十多名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和各军团军政主要首长参加会议。他们围坐在一个小铁火炉周围，正中三把椅子上坐着博古、周恩来和毛泽东。博古很高很瘦很黑，戴一副高度近视眼镜，像一个“黑面木偶”。他是会议的主持者，又处在被审查的地位。他在为第五次反“围剿”斗争所作的总结报告中，一再强调客观原因，推诿责任。与他相反，作为军委主要负责人的周恩来一开始就坦率地承认了自己在军事指挥方面的错误，很快便获得了与会者的谅解。
毛泽东一改过去总是等到最后才发言的惯例，第一个站起来作了长篇讲话。他批评李德犯了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退却中的逃跑主义，导致反 “围剿”斗争的失败。毛泽东十分策略地避开政治路线，不提政治错误，只提军事错误。他的发言博得热烈的掌声。接着，王稼祥、洛甫、朱德、聂荣臻、彭德怀先后发言，表示支持和同意毛泽东的意见。
林彪在遵义会议上，没起多大作用。这一点，遵义会议时为李德担任翻译的伍修权是这样认为的:
林彪本来是支持李德那一套的，会上被批判的“短促突击”等等，也是林彪所热心鼓吹的……会议虽然没有指名道姓地批判他，他实际上也处于被批判的地位。所以在会上，基本上是一言不发的。聂荣臻也说，“林彪没发什么言”。
遵义会议整整召开了三天。散会后，林彪并没有按照会议的要求向全军团传达会议精神。十几天后，红一军团才从其他部队获悉遵义会议的主要内容。遵义会议精神过了十几天后才传到红一军团的原因，时任一师师长的李聚奎这样认为:
一方面，因为一军团在党中央召开遵义会议之前，已进到离遵义五十公里以外的桐梓、松坎地区，且遵义会议一结束，我师就作为先头部队奉命向赤水方向前进，军情紧急，来不及向我们传达;另一方面，参加遵义会议的军团政委聂荣臻同志因脚打泡，化脓未好，坐担架随中央纵队行军，没有回到前方部队;再一方面，不能不说同林彪对遵义会议的态度暧昧有关。
虽说林彪在参加遵义会议之后就回到了部队，但却没有及时给我们传达。
在遵义会议上遭到无情批判、成为众矢之的的红军“太上皇”李德想起了一向对他很尊敬、很友好的林彪。在遵义会议上被解除了指挥权之后，李德提出到红一军团去随军行动。这个要求得到批准。李德拉着驮满了特殊食品的一匹马，兴致勃勃地来到红一军团，没想到受到了林彪冷冰冰的接待。寒暄之后，林彪指定军团管理科科长照顾好李德的生活，说完便不再理他，一摔手离开了李德。这使李德十分恼火。二进遵义时，翻译伍修权去看他，他一肚子气没处发，见伍修权拿了小桌上的一个核桃，勃然大怒:
“你为什么吃我的核桃?你和我只有工作关系，没有吃核桃的关系。”
遵义会议红军虽然解决了领导权问题，但军事形势仍不乐观。国民党在短时间内调集了近四十万兵力，组成了“铁壁合围”式的几层包围圈，封锁了乌江、金沙江，企图再次将红军聚歼于此。
红军能否跳出包围圈，取决于极端灵活的战略战术，要用反复穿插的曲线行军调动敌人部署，诱使蒋介石让出或减少江防兵力。为此，毛泽东重执帅印后，于 1935年春指挥了他称之为“一生得意之笔”的四渡赤水战役。
激战娄山关，三军团夺魁;再取遵守城，一军团告捷。林聂欲建新功，唯有毛泽东一人反对。“有时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里。”
聂荣臻是最早称林彪为“魏延”的人。为了反对部队走弓背，林彪胆大包天，竟然上书中央，要求毛泽东随军主持大计，由彭德怀负责前敌指挥。
会理会议追究换帅风波。“你是个娃娃，懂得什么?林彪的信是彭德怀同志鼓动起来的!”毛泽东把林彪的错误记到了彭德怀的身上。彭德怀采取不抗辩、不申明的态度，背了二十多年的黑锅。
飞夺泸定桥决定红军的命运。夺桥的勇士得到的最高奖励是一套列宁服、一个笔记本、一支钢笔，不是林彪抠门，而是他只能拿出这么多东西。
林彪在毛泽东面前是一个娃娃。毛泽东重新回到领导位置时，对林彪在长征途中的过失都宽容地原谅了。
南国春早。二月的贵州，一望无际的群山披青挂绿。爆芽的柳枝，葱茏的小草，团团簇簇的野花，令人心旷神怡。遵义会议后，红军官兵的面貌焕然一新。尽管长途行军身体十分疲惫，但他们失而复得、期待已久的游击战略又回到他们身边。2月16日，军委发布《告红军战士书》，阐述了今后红军行军作战新的指导思想。《告红军战士书》中写道:
为了有把握的求得胜利，我们必须寻找有利的时机与地点。在不利的条件下，我们应该拒绝那种冒险的、没有把握的战斗。我们必须走大路，也必须准备走小路，我们必须准备走直路，也必须准备走弯路。
熟悉的思想，熟悉的战术，熟悉的语言。《告红军战士书》准确无误告诉广大基层指战员一个信息:毛泽东又开始重掌军权，中央换了舵把子。
毛泽东披挂上阵决心打几个胜仗以振奋军心，但是土城之仗，红军遭敌夹击，伤亡惨重。这时舆论对新的中央领导核心十分不利。战士中有骂娘的，有些营团干部也跟着骂。有些了解一点情况的人也说，中央不是在遵义城开了会吗?还是打败仗。这些论调，自然而然地通过各种渠道输送到红军最高统帅部。“军事三人团” 中，周恩来、王稼祥忧心忡忡，毛泽东不以为然，“土城之役，问题出在情报不准。起初以为只有川军两旅四团，接敌才知数倍于前。这是个意外。大家有意见很自然，有意见怎么办?再打一个胜仗不就平息了吗?”说罢，他一挥手，仿佛把这些烦恼和不快轻烟般地抛至脑后。
2月26日，红军在国民党铁桶合围下绕了一圈，来到云贵高原著名的天险娄山关脚下。这里群峰环立，直削如剑，沟壑纵横，狰狞可怖，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娄山关驻扎着贵州军阀王家烈的数师人马，横亘在国民党包围圈中央，成为红军回师黔北、再占遵义的障碍。中央军委集中兵力，由彭德怀指挥，猛攻娄山关，击溃敌军两个师二十八个团，扭转了长征以来红军尽打败仗的局面。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率各军团军政首长登上关口，这时，天边晚霞正红，火红的亮光透过云朵照射到巍峨的群峰之上，如同威武壮士披上了金色的霞衣，格外壮观。
“好一座铁关啊，终于被我们敲开了。”周恩来兴奋地说。
“万峰插天，中通一线。这样的雄关隘口，你们能攻下来，不容易!不容易!”朱德顾盼着四周险峻的峰峦严肃地说。
山风呼啸，吹得毛泽东蓬松齐耳的长发纷纷扬扬。他心情凝重，百感交集，吟成《忆秦娥》新词一首:
西风烈，
长空雁叫霜晨月。
霜晨月，
马蹄声碎，
喇叭声咽。
雄关漫道真如铁，
而今迈步从头越。
从头越，
苍山如海，
残阳如血。
“主席，下一步行动方向如何确定?”总参谋长刘伯承打断了毛泽东的诗兴。
“追击，乘胜追击，再占遵义。”毛泽东不假思索地吩咐道，“这次老三有功，也很辛苦，攻击遵义的任务交给老大。”
林彪高兴地接受任务，纵马飞驰至指挥所，命令号兵用号音通知各师长、政委、参谋长前来开会。
红一军团指挥所设在五里堡一所木板房内。林彪有个习惯，喜欢研究地图，指挥所整整一面墙挂满了拼接起来的大倍军用地图。一见林彪在地图前转圈，师长们就知道有大仗要打。
“军团长，我们缴获敌人的地图不够用，有些地区还是空白，对图部署任务有困难。”军团参谋长左权说。
林彪皱着眉头“嗯”了一声，又转了几圈，然后说:“我们探险去。”
“怎么探险?”左权不解地问。
“弄一些洋学生的服装，背上书包、网袋，还有画夹子，到遵义城下野游。”林彪边说边往外走，对外面牵住马准备跟行的警卫员说，“这次不用你们跟着。”
林彪这一招很灵。遵义城外到处是敌人丢弃的破烂，还有敌人留下的让掉队士兵赶队的路标和道路践踏情况，从这些标记和迹象可以判断出敌人大体去向和兵力情况。
“军委给我们的任务是追歼残敌。现在二师向南追，以乌江为界;一师向西，沿鸭溪、白腊坎方向猛打猛扫。”林彪下达命令。
“追多深?”有的师长请示。
“可以追出一百里。兵贵神速，就此分手，你们各自回部队组织实施吧!”林彪说完，与左权一先一后悠悠闲闲地回到军团指挥部。
当晚，遵义外围的大追击开始了。耿飙在回忆录中典型而生动地描述了追击的情景，这是一段很有趣的文字:
我们的当面之敌是手下败将王家烈部。我带二团沿公路穿插。开始部队还比较集中，没有多久，一个团分成三个营。每个营又分成三个连。连队又分成若干战斗小组。因为敌人太分散，到处乱拱乱钻，所以我们也只好分散追击。有个班追到一个小镇上后，发现这里的敌人根本就不是统一指挥着宿营的;而是两个一伙三个一群相跟着逃进来的，他们连累带饿，分散到老百姓家里，不管洋芋红苕，抢来就吃。我们这个班长只好在大街上吹哨子，大喊集合了!集合了!这些双枪将们晕头晕脑地就出来集合，一下子集合了五六十人。班长问“还有没有?快去喊。”敌人也真乖，便老老实实地把那些没睡醒的叫出来。这时我们这个班便突然亮出武器，大喝一声:“我们是红军，缴枪不杀!”这些敌人就这样当了俘虏。
我们就这样一路穷追下去，沿途都是疲惫不堪的散兵，“双枪将”变成了“单枪将”--大部分敌兵把步枪都丢了。俘虏多得没法收拾，也来不及押回，我们就沿途留下一些战士，看押这些俘虏。看守俘虏的战士都会一手“绝招”:一律收了他们的大烟枪。这些烟鬼们烟瘾发作，无论军官或士兵，全都没羞没臊地向我们的战士磕头求情，要求让他们抽一口提提神。我们的战士就说;“那可不行，有了精神你们就跑了。”
追击中还发生了这样一件怪事，师部特务连的一个战士，只顾跟着大队追，没料想，插到敌人队伍里来了。这是敌人一个团部。这个战士便装着停下脚步打绑带，悄悄地等我们上来后告诉我，我说不要惊动他们，带我们去抓那个团长。结果一阵猛跑，就赶上那家伙了。那团长还回身问我们的战士:“这是跑到那儿了?”我们的战士便附到他耳朵上，“跑到家了，我们是红军。”那家伙一下就吓瘫了。我们就下了他的枪，用枪口顶着他收拢部队，集体投降。
我们一路上不断俘虏敌人的整个连部、营部、团部。看来，王家烈这支部队有个特点，越是机关大，逃得越远。第二天早晨我们追上敌人一个师部时，前面已经没有敌军了。
抓住这个师部时，真是又好气又好笑。这个师部挤在一个大庙里，里里外外都是人，躺了一地，困得像猪似的。我们先捉了哨兵，了解到是一个副师长带队，便让他带我们去找。果然，在供桌上睡着一个盖呢子大衣的瘦子，旁边点着一盏桐油灯，我们先下了他挂在柱子上的枪，被捉的哨兵推醒他，说，“副师长，' 他们'来了。”那副师长翻了个身，嘟囔了一句:“叫他们到林子里去睡!”我们的侦察参谋一把把他掀起来喝道:“我们是红军!”那副师长竟反手打了我们侦察参谋一个耳光，骂道:“妈的，开什么玩笑，这是闹着玩的吗?”
这一下把我们的侦察参谋搞火了，一下子把他摔在地上，抽出马刀架在他脖子上。我把桐油灯拨亮，照着我们八角帽上的红五星，让他看看我们到底是什么人时，他才清醒过来，一边举手投降一边哆嗦着说:“你们来得真快呀!”
遵义再告大捷，红一方面军将士们扬眉吐气，跃马冲兵，士气高昂。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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