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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军打死解放军:1987年桑多河谷冲突始末(组图) |
| www.sinoca.com 2009-11-16 中华网 [复制链接] 字体：大 中 小 |
核心提示：这是一次令人非常惋惜的战役行动，之所以最后没有能够达成收复藏南的最主要原因，并不是因为印度的后退，而因为我军在云南的作战行动，当时中央认为，不能在两个方向同时与两个国家作战，特别是与印度这样的大国，一旦战争开始，规模、时间和发展很难预料，所以才最终放弃了这次进攻战役。
1962年后仅有1967年9月乃堆拉山口、1967年10月卓拉山口及1987年3月桑多洛河谷的三次流血冲突。有关“87・4”演习的详细资料网上十分有限，也许桑多洛河谷冲突就是“87・4”演习的序幕或组成部分。不过“87・4”演习未能演变成1962年那样的自卫还击作战。
在中印边界的纠纷中，有一次事件虽然知道的人很少，但却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事件，这次事件差一点酿成第二次中印边界战争，那就是位于山南地区的桑多河谷事件。
事件的起因是1987年5月的一天，由西藏军区山南军分区边防某团副团长带队组织的一次例行性边境巡查活动所引发的。根据军委和总部要求，西藏军区由于冬季气候恶劣，每年从入冬后的十二月到来年四月间，为大雪封山期，在此期间，边防连队除了对关隘和重点目标、地段保持监控和巡逻外，一般不能进行全防区的巡查。为了保持对边境的有效监控与安全，每年开春后，由各边防团组织团属步兵分队分成若干机动巡察支队，对整个边防线的情况进行拉网式的检查和布控，防止印军利用这个季节蚕食我国领土。而由山南军分区某团副团长带队的这支机动巡逻分队由一个步兵连加强一个侦察班（骑兵）、82迫击炮排（3门火炮）、一个82无座力炮排（4门炮）、一个重机枪排（3挺重机枪）组成。可以看出，这是一支按照战斗姿态组成的，可随时应付突发情况而战斗的巡逻分队，所有人员与装备分乘10余台车辆执行任务。除了副团长外，指挥组还包括一名作战参谋、一名侦察参谋、一名通信参谋和步兵营副营长。
当巡逻队到达桑多河谷地段时，已经天黑，副团长命令部队就地宿营，准备到第二天早上再前往河谷南端的中印边境山口进行巡察。部队宿营后吃过晚饭就扎营休息了，但晚间九点多，负责夜间宿营警卫的卫兵发现，河谷南端的边界山口上有火光和说话声，便立刻报告了副团长。副团长马上起来观察，确认是有人在山口方向活动，并判断为印军在那里活动。于是，副团长马上命令侦察参谋带一个侦察组前往山口进行侦察。二个小时后，侦察参谋带一各侦察员返回（其他仍在原地监视印军），向副团长报告了可能有一个连的印军，已经占领了河谷过去双方虽未经划定，但彼此默契的我方一处制高点，并已经构筑了战斗工事。从侦察到的情况看，印军到达的时间也不太长，工事还不完备，好象正在加紧构建中。从其警戒状态看，似乎并未发现我军巡逻部队已经到达。
根据这个情况，副团长立刻命令通信参谋打开电台与军分区指挥所进行联系，报告情况，但由于在宿营时已经完成了电台通报，而十点以后又不是与分区电台约定的联络时间，报务员无法与军分区达成通联。这位副团长当机立断，命令副营长和作战参谋拟定战斗预案，并命令部队立刻起来，进行战斗准备，五点钟开饭，五点半出发，在拂晓以战斗状态前往印军占我地区进行交涉，电台明天早上八点，将当前情况与自己的决心和部署报告军分区与团部。
早晨六点左右（此时西藏的天亮时间约在七点左右），除通信与后勤人员外，巡逻队全体战斗员按战斗编组和攻击部署，进入攻击出发阵地。在阵地上，副团长向各分队指挥员再一次明确了作战预案和战斗部署，一旦发生意外，部队将根据情况采取进攻或防御。随后部队开始构筑战斗工事。从当时侦察情况看，印军位于河谷我方重要制高点的兵力约有一个加强排，但在其后500米处，还有一个排的兵力，副团长判断印军兵力约为一个连，并配备有60迫击炮和重机枪等重武器，在纵深可能有更多的兵力和大口径炮兵支援。从印军的部署看，是准备在原由我方控制的这个制高点上长期驻扎，实为蚕食我领土，推进实际控制区的行动。印军已经基本完成战斗准备，按正常交涉，其不会退出我方控制区域，并有可能对我进行主动攻击。
根据这个情况，副团长又草拟了一份电报，在电报中将侦察情况进行了再次详报，并请求立刻给予增援，副团长判断印军这次是有组织的武力蚕食我领土行动，估计不可能象过去那样通过交涉使其退出，战斗很有可能一触即发，并有可能迅速升级。我们将本着不打第一枪的原则，努力通过边境交涉迫使其退出我方实际控制区，但一旦印军主动使用武力，我们将在确保整体安全和主动的情况下，坚决予以还击，并坚守到增援部队到达。
在8点多左右，副团长令副营长带侦察参谋和3名侦察兵、一名报话员和一名翻译，前往印军占领的我方高地据理进行交涉，指出印军已经严重侵犯了我方的领土，现在必须立刻退出去，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要由印方负责。在副营长到达印军阵地前，通过手提喇叭向印军喊话后，印军一名军官带几名士兵走下了高地，副营长向其通报了职务和要求后，印军军官表示，这是印方的领土，印军不会撤退，并要求中国边防军人离开，否则由此发生的一切严重后果，要由中方承担。在耐心的进行交涉后，印军始终态度蛮横，在发现中国军队好象人数不多时，印军士兵开始以武器对准中方交涉人员进行威胁，同时，据守在高地上的印军也开始进行战斗活动。印军军官和士兵甚至以下流的手势和语言对我军交涉人员进行侮辱。看到交涉无果，副团长命令副营长和侦察参谋撤回。但在我方人员回撤的过程中，印军突然向我交涉人员射击（据印方后来解释是因为士兵紧张而走火所致），当场打伤我副营长，该副营长后来因失血过多而牺牲。
鉴于印军首先向我开火，并打伤我交涉指挥员，我副团长当即命令部队发起攻击。此时，我攻击分队已经完全占领攻击出发位置，并采取了迂回包围战术，迂回到印军后方发起了攻击。在我迫击炮和无后座力炮等火力的支援下，我攻击分队仅用半小时，既攻占了由印军非法侵占我方高地，共击毙印军13人，其中军官1人（准尉副排长），俘敌8人，其余向南溃逃，我军未予追击。战斗中，我方亡4人，伤11人。夺取印军非法强占的我方高地后，副团长立刻命令部队进行防御部署，准备抗击敌人的反扑。果然，下午二点左右，在印军位于纵深的大口径火炮支援下，约一个加强连的印军开始对我防御部队展开了攻击，但在我军的火力打击下，印军的进攻很快的退回。
入夜后，印军不断的以迫击炮和纵深火炮对我阵地进行断续的火力攻击，副团长判断印军可能在第二天天亮会继续进行攻击，命令部队加修工事，做好抗击敌人大规模进攻的准备。我军所有指挥员战斗员，通宵达旦的构筑工事，利用印军留下的工程器材和物资，迅速完成了防御准备和部署，严阵以待印军进攻。同时，副团长将已发生的情况迅速向团部和山南军分区做了报告，表示将坚守到最后一个人。
山南军分区在接到副团长报告后，立刻向西藏军区、成都军区报告了当前发生的情况，并立刻抽调、组织机动兵力增援巡逻队。西藏军区首长也立刻命令山地步兵53旅紧急出动，增援桑多河谷方向，同时将情况报告成都军区和总参作战部。
第三天天亮，印军果然以一个加强营的兵力在炮兵火力的支援下，向我边防巡逻队发起了进攻，战斗一直持续到下午，由于我军的顽强抗击，印军在伤亡了数十人后，停止了进攻。但随之而来是印军派出战斗机和直升机，对我方进行了持续的侦察、威胁，并在纵深不断的增加兵力，似乎准备进行更大的攻势。
但就在第三天晚间，我山南军分区增援部队一个步兵营首先赶到，随即进入防御地域，增强我防御力量。第四天，我山地步兵53旅开始陆续赶到，并带来了大口径火炮和火箭炮，我方力量进一步增强。同时，西藏军区也迅速派出指挥力量，在桑多河谷纵深开设了前进指挥所，准备组织力量，对印军的侵略行动展开反击，将印军完全驱逐出我方领土。
由于我军的增援力量不断增强，印军判断我军可能要对其发起全面进攻，于是，也开始不断的调集兵力，印军总部向东部军区发出了战争动员令，开始大规模的向冲突地区增强兵力。冲突发生后两周，印军已经向这个方向调集了一个军部、二个师共约7个旅的兵力和大量的炮兵与坦克，开始部署与我军进行大规模的战争行动。
鉴于印军反应迅速，部队调动又快又多，我方判断印军有扩大和升级战争的可能，为了应对印军的战争挑衅，总参作战部向第13、21、54集团军下达了预先号令，要求三个集团军的部队准备前出到西藏参加对印自卫反击作战，确定第一批参战部队为149师、37师、61师和160师（即1962年在中印边境反击作战中取得瓦弄大捷的130师），并要求成都军区在西藏开设前进指挥所，组织预定参战部队指挥员前往战区勘察道路和地形。冲突发生半个月后，我预定参战部队的师以上指挥员乘飞机到达前线，开始察看地形和道路情况，并受领成都军区首长下达的预定作战任务。6月份参战部队的团营两级指挥员到达前线，组织察看地形，受领任务，其中149师和37师的先头部队已经到达前线。
根据军委首长“保持克制，坚决反击”的作战方针和指示，成都军区前指首长的决心是：以13集团军指挥山地步兵52旅、37师和160师在瓦弄和巴普卡方向作战，准备歼击位于该方向的印军第2师，以西藏军区前指指挥53旅、149师和21师，在德让宗至拉鲁地段作战，准备歼击击印军第4师，相机打击印军第17师。要求部队在六月底战役集结和准备，7月作为战役开始的初步时间，待第二批作战部队到达后就开始发起进攻。战役以歼灭印军前线两个主力师，收复藏南争议土地两个重点为目标，一举解决我方主张的领土边界。
当时印度判断我军已在云南方向正与越南军队进行作战，可能难以同时应对西藏方向，所以才有恃无恐的对我进行战争威胁。但由于我军迅速增援部队迅速机动到位，并不断的从内地前调精锐的主力部队，印军开始感受到事态严重，于是要求苏联给予支援。印军感到大规模战争随时可能一触即发，有可能演变成第二次中印边境战争。为此印度内部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既能否在这场战争中取胜？由于内部意见不一，同时苏联由于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苏联面临严重的政治与经济困难，苏联当即表示，不能支持印度的战争，并要求印度放弃战争打算，与中国进行政治谈判，和平解决边境冲突。同时，苏联还派出特使，向我国表示要尽力制止印度的战争行动。印度内部的理智派也占了上风，于是印军开始主动后撤部队，脱离与我军的接触，并通过外交途径要求与我和平解决这次冲突。
鉴于印度开始从战争的立场后退，同时也表示了不想与中国进行战争的态度，并主动的命令位于桑多河谷的部队撤回原来双方传统控制地区，中国政府接受了印度的和平解决冲突的主张，8月，军委解除了西藏作战任务部队的任务使命，前出到西藏的部队和指挥机构陆续撤回内地。中国向印方移交了战俘和战死人员的尸体。
这是一次令人非常惋惜的战役行动，之所以最后没有能够达成收复藏南的最主要原因，并不是因为印度的后退，而因为我军在云南的作战行动，当时中央认为，不能在两个方向同时与两个国家作战，特别是与印度这样的大国，一旦战争开始，规模、时间和发展很难预料，所以才最终放弃了这次进攻战役，我们准备参战的广大指战员无不为之而扼腕叹息，如果当时开打，印度将不仅失去对我藏南土地的强占，还将失去他自认的两个王牌师--第2和第4师，在我军的铁拳打击下，这场战争将比上一次战争打击更为惨重，因为我军为此调集的兵力和火力，远远超过了1962年的作战力量。
战略机遇就是这样，一旦失去了，就很难再找回来，印度应该为躲过这次打击和教训而庆幸，而我们也会为了这次未竞的行动而惋惜。正是由于这次冲突的警醒，印度新总理拉吉夫甘地上台后，立刻提出了与中国缓和的政策，并开始了双方的政治解决边界问题的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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