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蝙蝠
在台湾,外省和深蓝有一种天然的联想,除了已经被绿营奉为神明的郑南榕等少数外省人,外省的颜色往往蓝得如大海般深邃。早期的台湾,族群对抗并没有那么明显,也没有所谓的蓝绿之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李登辉出于个人私利,放任台湾本土意识的无限膨胀,国民党当局由台湾的光复者,逐渐变成了耀武扬威的殖民者,随蒋介石来台的外省族群被划归为欺压本省族群的权贵,谈统一也变成了政治上的不正确,泛统言论被有针对性地排挤出舆论空间中。几年前一位在博物馆做志工的阿嬷,因为说自己是“中国人”,而被别有用心的记者上传youtube,被成千上万的网络乡民进行舆论霸凌。
“我还记得这样一个故事,”孙先生的女儿小诗回忆道,“那时候我们家还在台中,有一次我爷爷打的士,那个时候台湾的士有两种计价方式,一是用计价器,二是看价位表。我爷爷只是问了下司机怎么计价,就被司机骂是‘大陆狗’,爷爷气得手一直在抖。”
美国布朗大学的Varshney曾发表文章指出,公民社会并不一定能够消解冲突,相反在一定程度上还会带来冲突。他以印度为案例,认为如果各族群只发展各自内部的社会网络,忽视族群之间的网络,族群内公民社会的发达反而会导致族群之间的矛盾加深。发达族群内的公民社会也会为暴力行为提供动员基础。
近年来,台湾的“公民”异常的忙碌。
在一个并不友善的环境中,深蓝或是沉默,或是随着在地时间的增加而拥抱本土价值,深蓝族群被渐渐边缘化。
“我们这辈人有一种原罪,”孙先生惆怅地说道,“我们没有享受到什么特权,却又要为马英九背负十字架。”
有原罪的并不只是孙先生,虽然很勉强,但孙先生的父亲早年还是支持了李登辉,因为在孙爷爷看来,外省人欠本省人太多,也许需要一个本省人来当“总统”。
“但是他后来发现李登辉欺骗了所有人,他也开始变得消沉,”小诗说,“有一天,他突然拉着我的手问我,你是台湾人还是中国人?我很害怕,轻声试探说台湾人,他暴跳如雷,大声对我说,记住,你是中国人!”
孙爷爷在大约十年前去世,留下孙家不能投民进党的家训,这或许也是为什么孙先生没有张先生那份洒脱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大陆,大家把我当作台湾人,但在我生活的台湾,我却又不是台湾人。”孙先生感慨道。
伊索寓言中,蝙蝠徘徊鸟兽之间,无所归属。台湾著名作家朱天心在《想我眷村的兄弟们》中,以蝙蝠类比眷村子弟,揭示了他们被中国和台湾“双驱逐”的生存状况。
“我就是蝙蝠。”孙先生苦笑道,他突然有点怀念眷村无忧无虑的生活,和在一起玩闹的本省伙伴了。
对于上一辈深蓝来说,只想给子孙留个清明的台湾
“台湾有民粹,没民主”
番薯与芋头,是曾经对外省人和本省人的贬义称呼。虽然为外省人,但张先生和孙先生都和本省姑娘成了家,台湾也有了番薯和芋头结合在一起的新一代台湾人。
“我爸爸从不会给我灌输什么政治立场,”张先生的女儿小仪说,“但家庭环境还是有影响,我承认我是‘天然独’,但我对民进党也是天然的恐惧和反感。”
小仪对政治没有什么大的期许,两年前的“九合一”选举,当时还是首投的她,放弃了投票的机会,这一次,她也依然不会去投票。
“不过我会投‘立委’,给国民党。”小仪觉得这样理所应当。
政治社会化,是社会塑造其成员政治心理和政治意识的过程,而家庭是重要的社会媒介。深蓝家庭的原罪,无论多少,往往会被代代相传,变成诅咒。
“我不希望我的儿女背负我们的包袱,”孙先生动情地说,“我希望他们知足常乐,平平安安,但受爷爷和整个家庭氛围的影响,小诗最后还是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在一个天然独的世代里,他的女儿小诗俨然成为了一个异类,她为张亚中、赵春山这样有深蓝取向的大咖工作,将自己对绿营的鄙视毫无顾忌地表现在言谈举止中,而这一切对她而言顺理成章,面对可能的孤立和排挤,她并不感到任何的后悔。
她其实并不孤单,至少在这个圈子内,还有如王炳忠和侯汉廷那样的青年,接手了父辈的旗帜。
“大陆学台湾民主会学坏的,台湾有民粹,没民主”,小诗忿忿地说。
尾声
2016年,台湾又走入了一个四年的循环,“选举症候群”的阴影弥散在蓝营的心坎间,挥之不去。张先生依旧每天虔诚地听经诵经,佛祖的教诲,让他有了更随和的性情,也填补了他心中失去的空间。孙先生仍然在奋笔疾书,在波云诡谲的选战中,为新党摇旗呐喊,做着他认为正确的事情。
他们不知道如何处理自己的身份,对心中那份不知所以的乡愁手足无措。至少在此刻,他们还能真实地感受到脚下土地的敦厚,他们和众多的父亲一样,肩扛着这个名为社会的大厦,努力为自己的儿女争取一个空间,一个能够做出他们自己选择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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