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年“港漂”回到深圳:香港人自我封闭不思进取

　　以我7年的香港经历，将心比心的说，普通香港人是可怜的。工作压力那么大，收入那么少，生活成本又那么高，每天回家还只能和老小三代挤在鸽子笼里，心态怎会平衡？我们过不下去，可以退回大陆。大城市过不下去，可以去小城市。总之中国那么大，总有自己的容身之处。但香港人，他们几乎无路可退。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有一些香港学生会出现在占中或者游行的队伍里：如果毕业就意味着失业，那总需要宣泄一下这种心情？其实对于任何一个社会，学生上街，都意味着社会本身生病了：学生天然需要做的，是泡图书馆，啃书本，是写诗，郊游，谈恋爱，做各种梦并去实现它。

　　人在受到外部环境刺激而又无力改变的时候，倾向于把自己封闭起来，拒绝接受外部的任何信息，在我看来，这多少代表了目前的香港。在隐约的恐惧与挥之不去的迷茫支配下，部分港人开始逃避，讨厌涌入的大陆人，讨厌涌入的菲律宾人，讨厌所有的改变，缅怀着被统治却可以过安心日子的曾经。这种心态在中下层香港人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就只是因为我说着一口普通话，最近两年我曾在美心、吉野家、百佳超市等无端遭受服务人员羞辱性的白眼和非常明显的敌意，也曾多次在坐出租车的时候听司机一边一脸的不屑，一边用粤语在嘀嘀咕咕——我能听得出他们是在骂人。我想发火，但最后还是忍住了。他们以为我听不懂粤语，但感谢在香港的7 年熏陶，实际上我不仅会听，也能说一口流利的粤语，我甚至能用粤语把黄家驹的《海阔天空》唱得让土生土长的香港同学甘拜下风——只是我平时还是很固执地说普通话——那是我的母语，来香港前我已经说了20多年了，已成为一种习惯。如果我需要改变这种习惯才能得到接受和认同，才能被融入，那是不是说明香港这个社会真的生病了？

　　但我7年前到香港时真不是这样的。那时，彬彬有礼和助人为乐，在香港几乎是一种理所当然、天经地义。我清楚记得刚到港大报到的时候，真的是两眼一抹黑，但很快我就感受到了香港这个社会的善意与包容：几乎我走到哪里，无论是在校园，还是街头小巷，只要我张开口，就肯定会有人很热情地帮我，哪怕我的普通话他们基本听不懂，他们的粤语我也完全听不懂。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我找一个社区足球场，我询问的一个茶肆店主硬是把我一直领到了球场旁边才转头回店里去。所以，至今我都很感激香港，他们帮一个内地过来，举目无亲，且语言不通的内地学生迅速融入了。所以，就算今天我很多次遭受一些莫名其妙的敌意对待，我仍心存感激——只是，这种感激，就真的只是感激，是一种知恩必报的本性，但却再也无法演变为一种认可甚至亲近。

　　有些东西，如果被打碎了，就很难重新粘合起来——这里就包括了心理上的信任与不设防。这很像香港目前的族群撕裂，实践起来其实很容易，但，有没有想过，这种撕裂需要未来多久的时间，以及多大的努力，才可能重新弥合？

　　目前的尴尬是，社会中下层只能看见眼前的一亩三分地，不肯抬头看看远方，不肯改变。少数识大体的精英也只能沦为一枚良币，最终被劣币所驱逐，曾经的“八万五”政策被香港中产阶级否决，曾经有希望引领全球科技行业的数码港愣是被弄成了地产项目。包括上周的政改，都显示了一小部分香港人不愿意改变带来的捆绑后果。

　　就连香港一直引以为傲的金融行业竞争力，其实都有点老态龙钟、不思进取到无法容忍的感觉——除了中环的办公楼，以及白领们的西装革履仍在昭示着这里曾经是一个金融中心以外，其他软硬件方面其实都已被世界、被大陆甩开了远不止几条大街。不与时俱进，拒绝掉阿里巴巴的合伙人制度，到最近才开始讨论，人家都美国IPO大半年了。其他还有如本地券商机构极为落后的交易系统（大陆任何一个最三流的券商，其证券交易以及结算系统也好过香港最牛逼的投行），就这样的系统，还收着远远高于大陆券商的手续费率;配股需要自己电话经纪人操作、证券交易每手可能500股，也可能1千股，2千股，3千股、4千股、6千股，你得先查询核实每家公司交易单位到底是多少，然后还要计算你买的股数能不能被3、或者被4、被6整除，然后再去下单;一个实时行情仍要收费的港交所;繁碎的银行间转账……，等等，如果你刚从大陆过去，你会被这些不思进取，落后到近乎石器时代的东西目瞪口呆，你会觉得这套系统的所有设置整个就是为了拒绝你去交易，而不是欢迎你去参与，你也能理解为何迄今港股日交易额只有1000亿。

　　所有这些都在慢慢却严重侵蚀者香港最引以为傲的金融市场 的活力。一河之隔的深圳，如同一个黑洞，把科技创新人才全部吸走。这样继续下去，但如果人民币开始国际化，深圳上海金融业开始腾飞，香港的未来在哪里？

　　下周开始，我将在深圳这个年轻和有活力的城市开始新的追梦之旅。

　　无论如何，我祝福你，香港，这个曾经寄托了我青春梦想的城市。

　　祝福我们未来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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