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9日，张安乐（中）回到台湾后被警察押往地检署，他双手拿着一本蓝底黄条的文宣品，上面写着：“和平统一一国两制”
张安乐（左）在美国监狱拿到学位
1985年3月20日，台湾军事法庭审理江南案，开始侦讯陈启礼（右二）与吴敦（右三）
原标题：黑白红张安乐的意外人生
竹联帮大佬、中华统一促进党总裁、「江南案」的翻盘人……当政治、金钱、暴力和义气交集在一个人身上，他折射出了这个时代的印记。世上没有第二个杜月笙，也不会出现第二个张安乐，他们都是时代的产物
作者：本刊记者张欢万静波发自深圳
6月29日下午两点，从上海起飞的国航CA197航班准点抵达台北松山机场。张安乐特意挑选了这个航班，相对于桃园机场，松山机场距离台北市区更近，方便媒体记者前来。
和之前设想的一样，机舱门一开，几个全副武装的“霹雳小组”成员就冲了过去，给张安乐扣上了手铐，他没有任何反抗，在一群警察的簇拥下，被带进专门的通道，押解到台北地检署。
张安乐穿着黑色的唐装，非常配合警方行动，脸上带笑，经过大批记者面前时，手里挥动着一本蓝色的小册子，封面一栏醒目的黄色中写着“和平统一”、“一国两制”。17年前，他为了逃避牢狱之灾离开台湾，17年后，他带着手铐，对媒体说：“台湾的乡亲，我回来了。”
机场外，一千多名中华统一促进党的党员挥舞着红色的旗帜为他助威。张安乐是这个党的总裁，警方扣押他是因为他还处在“组织犯罪”和桃园机场绑标案的通缉期内。
差不多所有的台湾媒体都来到了现场，SNG直播车和电视记者都在忙碌着，六百多名警察维持秩序。接下来连续几天的新闻都有他的画面，关于他的过往和今后去向，蓝绿名嘴们争个不休。
这个人，坐过国民党的牢房，在美国重刑犯监狱里待了十年，被大陆公安监控和训导过。从某种意义上说，由他翻盘的“江南案”影响了华人世界的进程。
尽管身上有太多的传说和秘密，但66岁的张安乐给人的第一印象是像大学教授，而不是竹联帮的“精神领袖”。他身材高大，戴着一副无框眼镜，并不总穿黑色衣服。头发已经大半花白，这两年日渐稀疏，身材微微发福，但保持得还不错，这可能要归功于每天晚上沿着深圳的海边走两个小时。他前后在台湾和美国拿了5个本科学位，还有两个肄业的硕士学位，说起话来慢条斯理，各种掌故和典籍知识信手拈来。谈到江湖往事时，“一枪把他打了，手给砍了”，声线不变。
回台第一天的晚上就以一百万新台币交保，这个结果是他事前没有想到的，原本以为会先被关上两三个月，甚至两三年。虽然明知还有漫长的官司要打，但走之前他想的是“（坐牢）唯一不方便的就是卫生习惯，毕竟年纪大了。吃住没要求，有书看就好，限制了我的空间，限制不了我的时间”。
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一场说不清的饭局上。作为主人，他侃侃而谈，话题涉及两岸局势和当下时政话题，客人有他的同学――现在是美国大学的数学教授、台湾某位政治人物的代表、东莞的一位台商协会会长、他的好朋友和事业伙伴张梦麟、一位竹联帮辈分不低的大哥、两个记者以及一位国保大队长。
点菜时，他照顾到了每个人的口味，自己吃得很克制，也不劝酒。身为帮派大佬，张安乐不抽烟喝酒，一辈子不碰毒品，却因“贩毒罪”而被FBI关了十年。他说这是自己一生中最大的冤屈，但都过去了。
这场饭局被安排在他在深圳办公室楼下的酒楼。他还有一个身份是韬略集团总裁，这是全世界运动头盔最大的生产商。他的生意还包括旅行社和茶叶，但并没有投入太多精力，交给了股东和朋友打理。办公室里有各种不同的关公像、日本武士刀、盆栽的矮竹和竹子画，以及塞得满满的几大书柜。
中国近现代的书籍占据了书柜的很大部分，张安乐说自己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喜欢研究国共两党历史。他看过南京大学高华教授的《革命年代》，以及关于延安整风的讲座视频。他觉得高华的观点还是偏颇，对国民党批评太多，他认为国民党在大陆失败主要原因是输在土改上。
王丰是台湾资深传媒人，也是张安乐多年好友和传记作者。在他看来，张安乐有着极强的大中华情结：“他生在大陆，在台湾算外省第一代，自小见到的是国破家亡、满目疮痍，上学都是学大陆历史、地理，这种情绪有独特的时空背景，是没办法复制的。”
总体而言，张安乐是一个有着浓重大中华情结的自由主义者，如利益集团、官员贪腐等大陆存在的问题，他看得很清楚，也非常明白《炎黄春秋》和“乌有之乡”的立场。他认为再给大陆30年，中产阶级社会就会形成。
在他看来，现在的中国处在前所未有的盛世之中，台独则是一颗不可预测的炸弹。“如果台湾宣布独立，大陆领导人怎么办？不打，影响内部稳定。打，则后果难以预料。”
和经济学家郎咸平吃饭时，张安乐显得非常乐观。他指着陪同的秘书说：“教授，你从经济微观角度来看很悲观，经济我不懂。这位王小姐（他的秘书）是个美女，但是如果你用显微镜一扫皮肤，发现坑坑洼洼。我从历史宏观角度看大陆还是美女，我是乐观的。短短30年，沿海基本发展成中产阶级社会了。中产阶级的定义是拥有独立经济条件和独立思考能力。最好的例子就是王小姐，十几年前下火车来深圳就带着两百块人民币，现在房子车子股票都有了，她已经变成中产阶级。”
绕不过的“江南案”
林竹（化名）在电话里告诉我：“狼哥是竹联帮的精神领袖，虽然他已经不过问江湖的事情，但我们还是会打电话向他汇报，特别是遇到纠纷和人事问题。”林是竹联帮排前几名的大佬，在台北，他晚上一个电话就能把国民党、民进党的党团召集人和立委喊到一起喝酒。
张安乐在竹联帮辈分极高，绰号“白狼”，他被普遍视为是帮内“大脑”。上世纪70年代，竹联帮遭受第一次重大打击，总堂主陈启礼入狱服刑。张安乐提议在帮内开设分支，以加强帮派总部对庞大组织的控制。在竹联帮招募人员、训练计划与制定帮规的过程中，他起了重要作用。
他的同学、朋友张梦麟说：“如果狼哥不离开台湾，竹联帮的天下就是他的。董事长（陈启礼）出来后，也说让他来统领。”
张安乐轻易放弃了这一切，他回忆说：“以前列宁说过一句话，从莫斯科到巴黎最近的路是，莫斯科―北京―加尔各答―巴黎，这是乡村包围都市的意思。所以我觉得从台北到北京最近的距离是台北到美国，再到北京。我必须得到美国的知名高等学府拿到一个学位，然后以留美学人的身份回到大陆，现在叫海归派了。不然你一个竹联帮某某人到大陆算什么啊。还有就是董事长的魅力无人匹敌，竹联帮有他就够了。”
他一方面和兄弟应酬，忙于帮中之事，同时还去上托福考试的补习班。两年后，他先到美国内华达大学，再赴斯坦福大学读硕士。
在斯坦福，他见到了第一批来自大陆的留学生，他很想结识这些穿蓝色中山装、骑自行车的年轻人。有一次，王炳章去斯坦福大学演讲，台湾的海外工作委员会发动湾区的中国留学生去捧场。张安乐回忆说：“王讲的还都是民主abc，我说不要讲为什么要民主，你告诉要怎么做。王说了之后，杨明辉站了出来，他说我承认我们大陆现在落后，所以我们要好好学习回去建设我们的国家，你这样讲是在侮辱我们的国家。杨明辉讲话的时候出自内心，眼睛里都是泪水，后来我才知道他是斯坦福留学生的党支部书记。我看了很感动，台湾留学生风度不好，嘘声一片。会议结束后我去和杨明辉握手，聊天，就这样建立了关系。”
后来，他主动提出开车带大陆留学生去shopping，提供各种帮助，先是遭到拒绝，不久，他们接受了他的帮助，开始接纳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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