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随笔》2013年第2期,作者:胡平,原题:《坚贞者,变节者,自首者》
一血流在清白的衬衫上
从1946年7月蔡孝乾奉命抵台,组织中共华东局台湾省工作委员会算起,到1952年5月,陈福星等“台共”劫余干部重建“省工委”计划失败,相对于“二二八事件”前的老“台共”,新“台共”存在了近六年。
这六年中,前三年和后三年的境遇,可谓云泥之别。
前三年,“二二八事件”使得国民党政府失去民心,“台共”党员人数激增一倍,且组织布建大致完善,上有“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下有条条块块的“台北市工委会”、“台湾省山地工委会”、“基隆市工委会”、“高雄市工委会”、“兰阳地区工委会”、“北峰地区工委会”、“台湾学生工委会”、“台湾邮电职工工委会”等台湾“省工委”接受中共华东局的领导和指令;
后三年,与大陆方面失去联系,几成自生自灭状态,各地“台共”组织、武装基地,陆续遭到破坏与围剿,大批党员和外围群众被逮捕,劫余干部多转入地下,或颠沛于逃亡途中。
倘若说,在前三年“台共”还能在宣传“共产”、扩大组织上有所作为,在大陆对台情报工作上有所配合,后三年里,它自顾不暇,生存难保,倘若还有在自保其身外的余力,也大约耗费在了如“小延安”、“小型万里长征”这样一番壮丽的设想里……
但不管前三年,后三年,新“台共”及其外围组织里,不乏信仰坚贞者。
他们多是尚未到过大陆的年轻知识分子。虽然不曾具备本土运动中真正的中国经验,但他们从小受日语教育,在皇民化年代长大,由于异族统治下自发的民族感情,“二二八事件”后急速滋长的反国民党情结,又有“台共”各层组织对于未来新社会的描绘,陈仪任省主席治下仍能由书店买到的琳琅满目、包括部分马列经典在内的社会科学启蒙读物的熏染,使他们的理想跃过了风涛翻卷的海峡,真情拥抱将要荡涤去一切污泥浊水的红日般鲜亮的新中国。
其中最具代表者是郭琇琮,日据时期因组织反日组织遭判刑5年,出狱后又组建战后岛内第一个学生进步组织——台湾学生联盟。台湾大学医学院毕业后留院做外科医生,并在台大医院发展了几名“台共”成员。1948年6月,他列席了中共华东局召开的一次决定台湾未来政治格局的“香港会议”。期间,组织看了一场歌剧《白毛女》,尽管郭琇琮家境优越,父亲是彰化银行一分行经理,在当时台湾社会普遍贫困的情况下,家里不但住洋房,二层是会客厅,会客厅里还有一架光可鉴人的钢琴,他仍被这出在中国人的意识深处成功地播下“阶级斗争”理论、开始普遍视“富人”为“恶人”的戏剧深深打动。他和堪称是“文艺青年”出身的蔡孝乾共同感叹:戏剧真是可以教育、唤起民众,尤其是在革命大好形势如桅杆一样即将升起在海峡此岸之时,更有烈火烹油之势……参加“香港会议”回来后,淡眉静目间有一份从容笃定气度的郭琇琮,代理了台北市“工委会”书记,不久正式担任书记。
“台大医院案”的涉案者、眼科医生胡鑫麟,在上世纪90年代,对采访者厘清了自己当时的心态:
国民党在大陆已遭到人民唾弃,“二二八事件”以后,在台湾更是完全失信于民。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当然是主张民主改革的共产党了。当时的潮流就是这样。全中国标榜公正进步的报刊,几乎都响应中共,学潮所示,青年知识分子都心向共党,连外国,包括美国,也看好中共。台湾也差不多,想做官发财,就投靠国民党,想为重建台湾尽一点力,就要借重中共。当时的中共,取得政权以前的中共的声望实在太好了……(《医者之路》转引自蓝博洲《这个人,国家不能让他活下去了!──许强医师》)
此外,蔡孝乾等人身上“中共长征干部”的传奇色彩,似乎也让全无中国经验的知识分子对红色革命心生向往。也是台大医院医生、郭琇琮的革命伴侣林雪娇曾如此表示:
被白色祖国抛弃的台湾人,当时只能带着愤慨投靠蔡孝乾。当我们见到曾参加中共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蔡孝乾时,受到很深的感动。尤其看到蔡孝乾在长征时灼伤而红肿的双手时,更让知识分子崇拜他。其实,当时知识分子并不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本质,对中共只是出于人道主义的同情……(引自朱家慧《太阳下的两个作家:龙瑛宗和吕赫若》台湾文学研究工作室网站)
这些青年知识分子的坚贞信仰,虽不足以让他们深刻认识中国共产党,以及天庭饱满、胆魄非凡的毛泽东,却足以让他们相信中国共产党在内战中的胜利,形同为台湾人民许诺了一个理想的天堂。为了这个天堂的降临,他们不惜血卧青春,走上刑场。
颜世鸿,念台大时加入共产党,1950年6月被捕,被判12年徒刑,其同案有十一人被判死刑。过了一甲子,他向采访的记者回忆道:关在青岛东路三号的“房客”多是知识分子,包括律师、外交官、医师,大家身边都有书,互相借书讨教。他本人也整日坐在马桶边读书,有时候风卷起青岛东路上的树叶,飞越那高高的墙,几片、几片的落叶就飘落到这永远无树的牢房里,好似预告不久之后,一些生命亦将会如此地飘落。有狱友每天不到清晨便起床,换好干净的内衣、衬衫后静坐。直到确定今天逃过一劫,他才脱下外衣,颜世鸿形容这是“临死的典礼”。还有狱友,每天背英汉辞典,背一页就撕一页,仿佛这撕去的是生命的一页又一页……
蓝博洲先生所主持的《50年代白色恐怖——台北地区案件调查与研究》一书中,记录了许多幸存者的回忆,其中林雪娇说:
当时几乎每天都有人被抓去枪毙,有时15个,有时19个,这样抓出去;这些人被抓出去时都很镇定,他们不是呼口号就是唱歌,唱的歌就是《义勇军进行曲》,呼的口号就是“共产党万岁”,或“毛泽东万岁”、“中国民族万岁”。只要窗户关了一半,不让我们看,我们就知道当天有人要被枪毙了。郭琇琮枪毙当天,我爬到窗口,因为他是关在楼下,我关在楼上,我一直叫着他的名字,他也叫着我的名字……
大学时代,郭琇琮在读过一本《脑神经解剖生理》的翻译书后,神差鬼使,提笔在扉页上写下一段文字,为自己的命运作了预言:
如此致密锐利的大脑,也敌不过一粒子弹。
“光明报”一案发生后,一天入睡前,郭琇琮忽然对妻子说:“你要有心理准备,我们将来可能要牺牲的!”怀抱初生婴儿的妻子,纤手撩动着孩子红扑扑的脸庞上那一片细细的茸毛,对生命之春的美好无限憧憬,却对一个总是将历史的胎动死死压于腹中的政治的残虐浑然无知:“别说了,即使日据时代,也没听过谁因思想而被杀头的。”郭琇琮去书房拿了一本书来,是美国作家赛珍珠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发表的第一本小说《爱国者》,小说时代背景从1926年直至1938年的中国大陆军阀混战时期以及其后的抗日战争。他翻到其中一页给妻子看,这是描写一百多个爱国青年在长江畔被枪决的文字……
“台大医院案”的涉案者,年纪小郭琇琮几岁的苏友鹏医生,近四十年后回忆道:
那时候,老蔡(即蔡孝乾)就关在我们的斜对面押房里。当他被提出押房受审,走过各个牢房前面时,几乎每个牢房的人都对他唾骂。彼时彼地,郭大哥却似乎能深一层地看待一个“转向者”的复杂处境吧!他一直不曾流露出对老蔡的一丝怨恨。郭大哥不但不咒骂老蔡,有一次还跟我说,他这一生,在做人处事上最钦佩的人,便是老蔡了。然而,郭大哥眼看着老蔡每次出去受审,回来没几天,就会送进来一批同志,也开始有点不能忍受了。有一天,就在老蔡再度被提出外受审,经过我们牢房时,郭大哥才走向前说:“蔡大哥,不要再说了,不要再扩大下去了……”一直到现在,我还是无法理解,郭大哥对人人恨之入骨的老蔡所抱持的谅解与尊敬。后来,国府当局也想说服郭大哥向全省人民广播,以换取个人自新的机会,他们以高官厚禄利诱他,并且举陈独秀为例说,像你这样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在共产党里终有一天也会被批斗的。然而,郭大哥却始终为那纯粹的信仰坚持不渝。这是怎样的一种恢弘的人格啊!(蓝博洲著《消失的台湾医界良心》台湾INK印刻出版公司2005年5月版)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net.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