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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晓阳谈底线:不能允许与中央对抗者担任香港特首 |
| www.sinonet.org 2013-03-27 中联办网站 [复制链接] 字体：大 中 小 |
乔晓阳在香港立法会部分议员座谈会上的讲话
2013年3月24日
（一）刚才谭耀宗先生建议讲政制发展问题、普选问题，昨天下午一到深圳看电视，林健锋议员正在说要乔晓阳明确解释普选问题，搞得我一晚上没睡好觉，思考怎么跟大家座谈。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算起，我从事香港工作已经有20多年，对香港怀有深厚的感情，与包括在座各位在内的香港各界人士建立了诚挚的友谊，大家对当前香港局势的忧虑，我感同身受。在过去10年里，我就政制发展问题与香港各界人士有不少交流，现在这个问题又到了一个十字路口，既然你们要我回应这个问题，我就结合“两会”期间和一些香港代表、委员交谈给我们的启示，结合香港当前局势，和大家交流。
（二）最近一段时间以来，香港政制发展问题主要是行政长官普选问题炒得很热，在座的各位当然难以置身事外，从报纸上看，你们当中已经有不少人在各种场合被问到这方面的问题。“两会”期间，俞正声主席发表爱国爱港力量长期执政的谈话，反对派中的一些人立即把中央讲的行政长官必须是爱国爱港的，演绎为要排除“泛民”作为行政长官候选人，群起而攻之。现在，虽然特区政府还没有启动政制发展咨询工作，但行政长官普选问题已经是满城风雨。
（三）首先需要重申的是，2017年实现行政长官普选是我们共同的奋斗目标，这个立场中央是坚定不移的。我个人认为，当前主要是两个认识问题，一个是在“一国两制”下行政长官应当具备的最基本的条件是什么；一个是行政长官普选办法最基本的法律依据是什么。香港社会应当也必须在这两个最基本的问题上达成共识。
（四）“一国两制”下行政长官最基本的条件是什么，这个问题的实质是，能不能允许与中央政府对抗的人担任行政长官，这是行政长官普选问题的症结所在。
（五）中央政府不能允许与中央对抗的人担任行政长官的立场是明确的、一贯的。大家都知道，在制定“一国两制”方针政策过程中，邓小平十分强调 “港人治港”的标准和界限，就是管理香港的人必须爱国爱港。1987年邓小平会见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曾经鲜明地提出，“我们说，这些管理香港事务的人应该是爱祖国、爱香港的香港人，普选就一定能选出这样的人吗？”这是个反问句，回答应是“不一定”，所以实际上是在告诫我们，将来行政长官普选时，一定要选出爱国爱港的人。爱国爱港是一种正面的表述，如果从反面讲，最主要的内涵就是管理香港的人不能是与中央对抗的人，再说得直接一点，就是不能是企图推翻中国共产党领导、改变国家主体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人。井水不犯河水。
邓小平不止一次强调，“一国两制”要讲两个方面都不变，既要保持香港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不变，也要保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不变，这是对所有人的要求，更是对管理香港的人的要求。所以，不能允许与中央对抗的人担任行政长官，是成功实施“一国两制”的一项基本要求，从一开始就是明确的。香港回归以来，中央一直强调行政长官人选要符合三个标准，也可以说是三个基本条件：爱国爱港、中央信任、港人拥护。其中，爱国爱港、中央信任这两项标准，讲得直白一点，就是不能接受与中央对抗的人担任行政长官。为何换一个直白说法？因为说爱国爱港，他们说谁不是爱国爱港的，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是爱国爱港的。我现在的说法是不能是与中央对抗的人，这个面就很窄了。我知道，在香港不喜欢共产党、不喜欢社会主义的人不少，这是正常的，我们也从来没有要求都要信仰某个主义。我说的是对抗中央，对抗不是指批评北京，为国家好怎么批评都允许，对内地有些事情“恨铁不成钢”，提些意见，哪怕激烈一些，都是爱国表现。对抗是互为对手，你死我活，比如，何俊仁先生2011年5月连续3天在明报发表文章，其中白纸黑字“香港民主派的对手是在北京管理整个中国的中共中央及其领导的中央政府”，何先生尽可以保留自己的观点，问题是持这种立场的人中央能接受吗？世界上单一制国家中没有一个中央政府会任命一个与自己对抗的人、要推翻自己的人担任地方首长。有的朋友说，香港反对派中的一些人与西方国家的反对党不同，后者能遵守一个游戏规则，就是尊重国家宪制，而前者无视国家宪制，挑战国家宪制。
（六）不能允许与中央对抗的人担任行政长官，这个道理是显而易见的。在座的大家都明白、都说过，我再重申一下。香港特区是中国的一个地方行政区域，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而不是一个国家或独立的政治实体。行政长官作为香港特区首长和政府首长，最重要的一项职责就是维护好香港特别行政区与中央的关系，如果是一个与中央对抗的人，不仅难于处理好这个关系，而且还会成为中央与香港特区建立良好关系的障碍，这种人在香港执政，国家安全就没有保障，“一国两制”实践可能受到重大挫折。按照基本法的规定，行政长官不仅要对香港特别行政区负责，而且要对中央人民政府负责，如果普选产生的行政长官是一个与中央对抗的人，怎么对中央政府负责，基本法的规定怎么落实？从这个角度讲，行政长官必须由爱国爱港的人担任，是一个关系到“一国两制”和基本法能否顺利实施的重大问题，讲得重些，是一个关系“一国两制”成败的重大问题。
（七）不能允许与中央对抗的人担任行政长官，这是设计香港行政长官普选方案的一条底线。守住这条底线，不只是为了国家安全和利益，从根本上讲，也是为了维护香港利益，维护广大香港同胞、投资者的根本利益。香港的经济繁荣与发展，从来都离不开内地，离不开中央政府和内地各地区的支持。香港回归以来，两地的经贸关系、社会文化交流、人员往来越来越密切，这种不可逆转的大趋势，是香港在历史性转折关头继续保持社会稳定、经济繁荣的重要因素。试想，如果选出一个与中央对抗的人当行政长官，与这种大势背道而驰，大家可以预见，届时中央与特区关系必然剑拔弩张，香港和内地的密切联系必然严重损害，香港社会内部也必然严重撕裂，“东方之珠还会风采依然”吗？
（八）有人认为，广大香港居民是爱国爱港的，要相信不会选出这样的人当行政长官，即使选出这样的人，一旦他与中央对抗，损害香港利益，下次选举一定会把他选下来。我完全同意广大香港居民是爱国爱港的，也相信如果再一次选举，可以把与中央对抗的人选下来。问题在于，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其后果是香港难于承受的。一个道理是，香港是国际金融贸易中心，换句话说，香港是一个为国际经济活动，尤其世界各国各地区与中国经贸活动提供服务的平台，如果行政长官与中央对抗而导致香港政局不稳，各国投资者还有谁会利用这个平台做生意？如果投资者跑光了，香港还会是一个国际金融贸易中心吗？进一步讲，中央在香港实行的基本方针政策的根本宗旨是两句话，第一句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第二句是保持香港的长期繁荣稳定，这是中共十八大报告刚刚宣布的，是坚定不移的，因此，即便香港有人愿意承受与中央对抗的人担任行政长官的这种风险，站在国家的角度，站在维护根本宗旨的角度，站在落实“一国两制”方针政策的角度，也不能承受这个风险。
（九）有人提出，怎么判断谁是与中央对抗的人，是不是中央说了算？当然中央会有自己判断，但在普选行政长官时，首先是由提名委员会委员作出判断，这些提名委员会委员都是香港永久性居民，相信他们能够做出正确的判断。其次要由香港选民作出判断，将来行政长官普选时，要一人一票进行选举，选民完全知道自己的利益所在，也会作出理性选择。最后行政长官人选报中央政府任命，中央政府会作出自己的判断，决定是否予以任命。
（十）有人会讲，“与中央对抗”难以定出具体标准。确实是这样。爱国爱港标准也好，不能与中央对抗的标准也好，是难以用法律条文加以规定的，但这种标准就像内地一部有名的电视连续剧《宰相刘罗锅》的一句歌词，“老百姓心中有杆秤”。讲爱国爱港、不能与中央对抗的意义，不是要把它写入法律，而是要在香港民众心中架起这杆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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