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人被大陆的发展彻底震撼:台湾竟这么落后(图)

　　台湾资深媒体人、世环宇国际媒体集团董事长葛树人，接受中评社专访时说，“1987年，我第一次和朋友回到祖国南京旅游，我的第一感觉是“中国怎么这么落后”?前阵子有上海朋友来，他下飞机给我的第一句话是“台湾怎么这么落后”?25年的前后，反差很大吧?”

　　葛树人，1956年生，祖籍江苏怀安。文化大学新闻系学士、铭传大学传播管理硕士、比利时联合商学院商管博士，从事媒体工作超过30年，历任各电视台高层主管，现为世环宇国际媒体集团董事长，旗下有美国职棒、美国职篮、汽车及时尚等各种杂志出版品。

　　葛树人说，第一趟去中国大陆，中国那时刚刚改革开放，“落后贫穷、文化不足”，是给他的第一印象。但他强调：“给我的是感动，故国的山河让我是感动的，我一定要回去一趟。”南京，是葛树人父亲葛兆武长大的地方，当时葛兆武在警官学校毕业后，担任南京夫子庙派出所所长。他说：“那是南京最热闹的地方;我对南京特别有感情，因为那是父亲第一份工作的地方。”

　　葛树人忆及，当年从香港转机飞南京，飞机上都是苍蝇，垃圾也没清，一上机就有股异味。他说：“航程中，发了个“粒粒橙”果汁（内含果粒的柳橙汁），和硬梆梆的三明治，就是机上的餐盒。现在完全不一样啦!”

　　他说，在航程中，机长都会广播告诉大家，“飞越了长江、飞越了黄河”。葛树人说：“我心里觉得澎湃，好感动!哇，祖国我终于回来了，以前在历史课上本才能看得到的地方，在飞机上第一次感受到，那是一种莫名的感动!”

　　到了南京，葛树人去了莫愁湖、雨花台、中山陵，“该去的地方都去了”。葛树人说，他也去了“丁山宾馆”，他说：“因为吃在丁山，这是当年蒋宋美龄最爱去的地方。”25年前，葛树人初到南京，住在金陵饭店，那时这饭店刚开幕。

　　葛树人说：“那个场景，对我来说是从小父亲在讲他的故事，我又回到他的那个场景去，心里面的悸动是因为觉得和我的长辈做了联结、家族血缘又联系上了，那是最大的感动!虽然是和朋友一同出游中国大陆，但我觉得我回家了!是回家，而不是出游。”

　　葛树人坦承，他那次回到南京，没有登记自己是“新闻工作者”，但有一天被发觉了，大陆有关当局就提醒他“进来后，要登记有关的职业”，不然会被误会有什么目的。葛树人说：“当我后来再进去中国，我是正式申请进入，我是采访工作，获中国记协准，我才能进去，而且每项行程要报备允许，当年就是如此。”

　　从事新闻工作30馀年，葛树人也察觉到，中央电视台有些节目是揭发地方上的一些土绅恶霸为宗旨，“这在过去几十年来是中国大陆不允许的”。葛树人和中国的各个传媒机构接触得很早，他表示，当年看到他们对中国媒体的一些抱怨。他说：“可是中国大陆都已经在慢慢改进，朝着良性的方向在走，这是让人所乐见的。”

　　去年10月间左右，是葛树人最近一次到中国大陆。他说：“我的亲戚都在南京有很好的发展，这就是中国的成长，让每个努力的人都有很好的机会;在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世界里，也看到非常多可以去大书特书的事迹。”葛树人说，中国这几年，尤其是很多非常成功的企业家，很值得大家去探究他们成功的背景和因素，“不是只有机会而已”。

　　提及两岸关系的变化，葛树人说：“我保证百分之一千，是非常良性的，而且水到渠成。两岸的关系新进展，会在台湾南部先发酵，因为台湾南部一直被政客给影响、给误解。”葛树人说，10多年前他和国台办的朋友聊天，就提到他的这个观察：“台湾的问题不在北部，是在台湾南部政客的操纵。”

　　台湾人看今日中国大陆竟然一比吓一跳

　　谈及大陆经济起飞，台湾经济走下坡，刘忠继有感而发：“这是我们无可逃避的宿命。我们既然生在这里，面对的是共同的困境。”他说：“两岸的差异根本是开平方根的差异，彼长我消!”

　　刘忠继，1958年生，祖籍湖北，台北科技大学EMBA，历任台湾各大电视台新闻部高阶主管，曾任改制前台北县长周锡玮的县府机要顾问，目前担任国产实业集团旗下、复兴航空旅游发展事业群总经理。

　　刘忠继说：“我一个月至少有半个月的时间在大陆。”常常因为工作需要到大陆去，加上过去他是非常资深的媒体人，也在公部门服务多年，对于两岸的观察，刘忠继相当深入。看到两岸目前的发展，他说：“台湾的经济发展一直是浅碟的，台湾的自有品牌没有打起来，从过去到现在，都是靠代工的。”

　　刘忠继分析：“早期的台湾产业，靠的是日本的技术、日本的工具机做出来的，我们的传统产业，是带着一口皮箱，到美国和欧洲等地去参加人家的博览会、商展、工业展，去推销产品，但这些产品都不是我们的品牌，我们可能是有很棒的技术，只是这技术很可能是复制人家的，再研发出来的，可是我们一直没有自己的品牌，企业没有品牌，整个台湾的工业都没有品牌，所以附加价值就不高。”

　　刘忠继说：“中华民国”陷于国际地位的情势，品牌没有出来，请问过去台湾在精密机械有没有自己的品牌，到最近几年才慢慢打出来!我们很会代工，很会做东西，也很有名的，但品牌这部分，没有跟国际接轨。加上台湾的内需市场这么小，今天碰到中国大陆的快速崛起，我们自然被磁吸过去了。”

　　他表示，1989年6月之后，当全世界都在抵制中国、制裁中国时，只有台湾，把资金、人才、技术都挹注进去。刘忠继说：“我在1989年9月间去了福州、厦门，在这两个地方的机场，我看到的都是台湾人，当时的台商看到的是中国的蓝海，给邓小平启动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带来了很大的作用，也许不是很大的作用，但是关键的作用，尤其是在福州、厦门、广州这些沿海的经济特区，是台湾把资金带进去了。”

　　刘忠继说：“这对台湾来说，已经没有办法回头了。30多年之后，中国已在转变，台湾转变了什么?台湾的政治在转变，但经济呢?台湾曾经在10年前还有电子产业，有很多品项，台湾还能靠这个，在世界上打出名号，但还都是靠代工呀!没有自己的品牌!”

　　刘忠继忆及施振荣先生当时一再唿吁“台湾产业要调整”，政府和产业界都清楚，但没有人理会。刘忠继说：“大家都在想，用当时大陆那个生产基地的廉价劳工，来扶植台湾的相关产业，大家都在互相麻痹，政府和产业界都没有做到真正的转型，没有想出很好的办法，就一筹莫展，直到今天。”

　　刘忠继批判，我们的政治号称“深化的民主”，但一直到今天，刘忠继说：“是一个畸型的发展，政府不但没有算到我们的人口是减少的，更没有算到中国大陆的经济成长是等比级数、甚至是开平方根的成长。这是两岸成长最大的差异!”

　　刘忠继唿吁马英九执政团队，马英九就像一个企业的董事长，“行政院长”陈冲如同总经理，“当两岸差距愈来愈大，台湾在国际上没有品牌知名度，在两岸上就会没有谈判的筹码，这是执政者应该意识到的责任”。刘忠继也质疑马英九的用人哲学：“从党秘书长、驻美代表，各首长都是那批人，难道企业界就没有人才?”

　　他也批评马英九团队，“没有说故事的能力”。刘忠继强调：“民主是很可贵的价值，但为什么年金制度、公教人员的年终问题，不能好好地讲一套故事来?政治语言不只是沟通，但今天整个马团队是‘一人一把号，各吹各的调’，这怎么会是‘团队’，根本只是‘一团’!”

　　看看大陆，想想台湾，刘忠继说：“中国大陆的执政团队，在全中国各地把高铁都搞出来了，美国总统奥巴马现在才想到要处理（高铁），这就是差异!马英九政府必须以开公司的企业的心态来经营，“立法院”的制衡也好、掣肘也好，都不能当做施政不佳的藉口。想想看，为什么很多企业能够成长，有企业就无法成长?这道理再明白不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