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养老：当代人只养当代人

　　末代港督曾经提出过一项类似于大陆养老保险的“老人金”计划，但香港78位学者联名登广告反对。

　　强积金模式中，钱在个人账户里，每个人的钱一清二楚。工作时存多少，退休时拿多少，每一代人都只管自己。

　　港府虽然选择了不同于世界绝大多数地方的模式，却保持了多元的开放选择，并且始终在推动强积金从“半自由”到“全自由”。

　　有没有一个完美的制度，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人类的养老问题?

　　答案当然是没有。不过，这并不妨碍人们不停地探索。香港，作为全世界老龄化最严重的地区之一，一直是积极的探索者。

　　最终，香港做出了一个不同于世界大多数地方的选择——在全港推行一个被称为“强积金”的制度。目前，全球实行这一制度的，除了香港，便只有新加坡和智利。

　　从2000年至今，这一制度实施已有十一年多，而争论从未间断，演变也尚在进行。

　　殖民政府的筹码

　　“如果当时选择了‘老人金’制度，香港就等于埋下了一个定时炸弹。”

　　据香港大学社会工作及社会行政学系教授梁祖彬介绍，在实施强积金制度前，香港只有三分之一的工作人口有退休保障。这些退休保障安排包括公务员和学校教师的法定退休金和公积金，以及雇主自愿为雇员设立的退休计划。

　　普通人只有两个福利政策可以享受，一是综援(类似内地的低保，每月为1000港元)，二是“生果金” (上世纪70年代港英政府实施的一项高龄补贴，也是每月1000港元左右)。这两者都需要一定的条件。

　　社保制度的缺失，让率先进入老龄社会的香港面临巨大的养老压力。自上世纪1960年代起，讨论始终未间断。

　　其中争论最激烈一次在1994年。彼时，香港正处于回归前夜。中、英双方正就1997年香港回归的种种事务进行着拉锯谈判。香港科技大学教授雷鼎鸣回忆，当时的殖民地政府大势已去，手上可用的牌已经不多。为笼络民意，增加谈判筹码，1994年初，末代港督彭定康突然使出一招“狠棋”，决定在香港推行“全民退休保障计划”。

　　这个计划类似于大陆现在实行的养老金制度，在当时的香港被称为“老人退休金计划”(市民们简称“老人金”)。其核心理念是“现收现付”(即国际上流行的“as pay as go”)——市民们从1994年开始供款(供款由雇员、雇主和政府三者分摊)，退休之后，每月即可领到一笔钱。而在当时就达到退休年龄的人，则无需供款，每个月直接可领到3000港币。

　　对普通香港市民——尤其是已到或者接近退休年龄的老人——来说，这个政策吸引力颇大，响应者众。

　　不过，在一些有识之士看来，这个政策却是危机重重。1995年底，时任中英联合联络小组中方代表的陈佐洱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公开指责港英政府的福利开支过高，如果照此速度下去，最终会导致香港“车毁人亡”。

　　陈佐洱的这一论断，被一些人视为中央政府的“表态”。但在另外一些人看来，却是肯綮之言。

　　“如果当时选择了‘老人金’制度，香港就等于埋下了一个定时炸弹。”雷鼎鸣解释说，“现收现付”计划的特点是通过隔代抚养(这一代人抚养上一代)来实现养老，也就是向年轻的工作人口征税，以支付退休人士的生活费，“如果年轻人少，退休人士多，所征的税率便一定要高得惊人才可收支平衡。这将会让这个计划变得不可持续。”

　　香港强制性公积金计划管理局(以下简称“香港强积金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0年，香港65岁以上的人口约占总人口的13%，但预计到2039年则会攀升至28%，主要是因为出生率低和预期寿命较长所致。雷鼎鸣曾经算过一笔账，到了2039年，每1.2名工作人口至少要养1名退休者。按照国际惯用的标准，退休人士要得到刚退休前工资的三成才算满足基本需要，“每1.2个工作人口要支付1个人30%的工资，那要多高的税率?答案是：工资的25%都要交税!而且不包括需要缴纳的其他税收。”

　　“以上计算，已经极为保守。”雷说，“如果港人的生育率如今天一样低，或者寿命比政府估计的更长一点，又或退休人士要求更高的福利，税率还不止此数。”他举例说，近年来法国养老金开始入不敷出，政府要把退休年龄从60岁推迟到62岁，立时引发大量示威，“由此可见，现收现付制可轻易使社会掉入泥沼，不能自拔”。

　　香港旺角顺恩护老中心，护老院里每日人来人往，但更多是发呆与孤独。全港共计约七百多家规模不同的护老院。 (窦翊明/CFP/图)

　　学者的广告战

　　香港的养老历史因此改写，开始实行强积金制度。

　　老家在广东台山的雷鼎鸣，拥有明尼苏达大学博士学位。他在美国呆了十多年，对西方的社会保障制度有近距离观察。回香港后，雷先后执掌香港科技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和经济学系，也经常在报纸上写专栏，因为敢言而被朋友们戏称为“雷公”。

　　雷鼎鸣对老人金的批判得罪了不少人。“实际上，如果实行全民保障，我还是受益者，因为马上就要退休了，不用供款就可以直接拿钱。”雷说，“但是作为一个学者，看到问题，不能不说。”

　　1994年9月，雷与在香港的几位学者朋友，组织了78位学者签名反对“老人金”，并共同出资在香港的四家报纸和杂志上就此刊登广告。

　　在香港，在报纸上自费登广告就某个话题表达观点，不是什么稀奇事，但是这么多学者联名反对，却非常罕见，由此震动香港社会。

　　雷鼎鸣回忆，广告刊登之后，舆论急转直下，反对之声渐高。最终，彭定康收回了这一决策。

　　“我不知道经济学家的广告是否真的起了什么作用，我猜测政府内部，尤其是熟悉财政运作的公务员早已对‘老人金’的可行性感到疑虑，或许有助于舆论的转向。”雷在此后的一篇专栏文章中写道。

　　雷鼎鸣记得一个小细节：1994年，在一次社会活动中，他无意与时任库务司司长的曾荫权撞见，曾的第一句话便是：“唔使对老人金闹得咁行呀!(你对老人金批评得也太厉害了)”。但三年之后，计量经济学会亚洲会议在香港举行，已经当上财爷的曾荫权作主题演讲，其内容则是引经据典，力数“老人金”的不是。“我相信1994年时，他维护‘老人金’，是基于公务员必须执行上级定下官方路线的责任，但1997年详细得多甚至是充满激情的论述却反映了他的真实观点。”

　　港府转向背后的原因至今未明，但结果是香港的养老历史因此改写——随后，香港作出了一个不同于世界大多数地方的选择，在全港推行一个被称为“强积金”的制度。

　　具体做法为：雇主和雇员各自供款5%(供款下限为月入6500港币，上限为月入25000港元)。这些钱都在个人户头中，但集中交给第三方基金公司打理，由雇员向其交纳管理费。到退休年龄，雇员可以一次性支取自己的退休金及其收益。

　　整个过程中，政府不掏钱，只起监管作用。值得一提的是，香港政府并不缺钱，每年财政盈余几百亿，而且港府一直想方设法“派糖”。

　　2000年，强积金制度正式实施。香港强积金局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3月31日，强积金计划的总资产净值已达到3907亿港元。从2000年12月1日推出至2010年12月31日，在扣除各项费用后，年化回报率为5.5%，跑赢同期通胀率(每年0.7%)。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net.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