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跟随经国先生十四年，有幸与闻机要，参与变革，我所学到与体认到最深刻的事情就是：“为政者要从民众的角度看问题。”我们不要光从政府或政党的角度看问题，民众的声音常有它的道理。
编者按：宋楚瑜，台湾亲民党主席，于1964年政治大学外交系第一名毕业，赴美国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取得国际关系硕士学位，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乔治城大学获政治学博士学位。留美期间适逢蒋经国新任“行政院长”，希能选用一位英文秘书，蒋经国将此任务交给钱复，还特别交待，最好找年轻人。
钱复多方查访后，两度赴美相约宋楚瑜面谈，并推荐给蒋经国。宋楚瑜于1973年8月14日回台面见蒋经国，蒋甚为满意，让宋楚瑜早日回台。于是自1974年1月1日起，宋楚瑜开始担任“行政院长”蒋经国的英文秘书。后因表现良好，逐次提升，担任过“新闻局长”、国民党文工会主任(相当于宣传部部长)、副秘书长等职务，在这段任职期间仍一直兼任蒋经国幕僚与机要秘书工作，直至1988年1月蒋经国在“总统”任上去世。
今宋楚瑜以其在蒋经国身边14年的贴身观察，特为本刊撰文，首次描述台湾在蒋经国执政的十余年间，如何同时提升经济发展又进行政治改革，使台湾逐步走向民主与均富。其所描述的历程与经验，深具参考价值。以下是宋楚瑜本人的自述：
蒋经国如何对待身边的人?
我是钱复先生推荐给经国先生担任英文秘书的。为此，钱复先生还赴美两次找我面谈。1973年8月14日，我回到台湾面见经国先生，谈话四十分钟，谈了谈美国的状况，我把我的看法跟经国先生汇报。大概讲得还可以，经国先生决定要我早日回国。于是我回美国结束学业与工作，于1973年12月31日举家搬回台湾。1974年1月1日，到“行政院”报到上班，那时我32岁。
说实话，要不要回台湾?是一个不容易下的决心。首先，我从未在政府任职，也无口译经验，所以十分惶恐，开始时一再谦辞。为此在这三个月中，我在乔治城大学刻意去旁听同步口译的课程。而早先在留美期间，我都是半工半读，未获政府或政党任何的补助。做学生时，我开始在图书馆打工赚钱，一小时美金二块七毛五分;为了支付儿子出生的医药费，帮教授细读《人民日报》(在微卷胶卷上)搜集研究资料，因此自1949年至1967年的《人民日报》，我每一页都看过，每看一年份一百元美金，赚取近二千元美金。经过七年的半工半读，我在美国有了工作，任职于福特基金会所支持的一个资料研究中心，师承后来担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珍妮·科派崔克(Jeanne Kirkpatrick)(她曾两度与她的先生、也是我的老师，专程来台看我);内子陈万水还是华盛顿医师协会会长的会计部主任，夫妻二个人每个月的工资超过2，500美金。回台湾，我担任经国先生12职等简任秘书(文官最高职等是14职等)的月薪仅相当于100多美金。用现在的话来说：“这可亏大了!”
一开始我的工作是英文口译，并在经国先生接见外宾时担任纪录，处理英文信函及担任经国先生与美国大使的窗口。有时候还要帮“院长”夫人蒋方良女士的信函拟稿，协助一些国外联系的事务工作。
后来我才发现，经国先生的英文挺好，会听也会讲。但他接见外宾时，除非社交应酬话，鲜少用英文，都讲中文再由我翻译。这样可以争取到思考的时间，谨慎地推敲自己用语。所以，除非外宾所谈内容十分关键，通常英语不须中译，也因此节省不少时间。而且经国先生谈话要言不繁，我也能胜任愉快。
每次与重要外宾会面后，我都要将会谈纪录做成书面呈给经国先生批阅，他会一个字一个字的看，有时连错字都会挑出来改正。
经国先生的心思是很细密的，也很会从许多小事中考察身边的人。比如说，小型聚会的宾客与陪客名单、菜单等，都要事前呈核。拟菜单最重要的要领是不能浪费、要“恰到好处”。当他秘书的人要把这些事记得清清楚楚，讲过一次以后，下回就要试着自己拟好或安排好。如果做得不错，少有直接称赞，最常说的是“辛苦你了!”。而要有准备的是，将会有更重要的任务，逐步地交给你。
严以律己 恩威并施
经国先生对近身幕僚鲜少当面称赞，对近身幕僚的言行却管教甚严，当你参与的事务愈来愈多时，要特别小心，这时候同时在考核你的忠诚、廉洁和能力。不要说是近身幕僚、就是普通部属，如果有一点点在外面招摇，或有任何加油添醋、报喜不报忧的状况，就会被疏远。更别说被发现手脚不干净，那一定立即走人。
举个例来讲，经国先生爱下乡探访民隐。既是要探访民隐，自然不准大张旗鼓，到场大肆歌功颂德，因此事先保密到家，以免被下级官员事先布置蒙蔽。所以当时经国先生下乡都是轻车简从，一台前导车，一台厢型车就出去了，也没有警车开道，不搞排场。即使有安全人员，布置务求“隐而不露”，警卫不小心要是太嚣张、动作太大被看见，尤其是阻止民众接近他，当场不会发作，回到台北，警卫组长或侍卫长一定挨“K”。记得有一次我随经国先生到马祖，上岸之后，有一辆警车开道，我当时就知道大事不妙，回台北后不久，相关首长就被调职，未再重用。经国先生的理由是“战地还搞这一套”。但他也对贴身警卫们很好，每年过年必定与他们亲自餐叙，安全局还会送他们一块小金牌，只有两钱，刻有“尽忠报国”字样，作为一种识别与奖励。
经国先生律己很严，律下亦严，尤其在清廉这个部分。他有一位好友王新衡先生，他是经国先生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代的同学，王老亲自告诉我，他在俄国曾抱过蒋孝文，由此可见两家关系之深。王新衡先生当过亚洲水泥公司常务董事(与徐旭东先生的父亲徐有庠先生共同创立)，经国先生上任“行政院”前几天，跟他有个聚餐，当面明白的跟他说：“我接院长后，要推动公务人员十诫，其中一项是不交际应酬，而我必须以身作则，所以就不方便吃饭、喝酒、见面了。”后来真的从未再与王新衡先生会面。
但经国先生并非仅仅严格御下而已。他对部属的关爱也十分贴心，他不只一次以私人金钱资助部属出国深造，夏龙与王家骅是我亲眼见过的例子。家父罹患癌症，必须送美就医，他知道我薪水不高，于是就下了个便条，用他私房钱补助家父医疗费用以及我护送家父赴美来回机票。
我就是在这种环境与过程中成长的，在一次次考核中，经国先生逐渐增加我的工作任务量。我开始参与一些特殊的国际联络事务，我奉命持经国先生亲签信函、以他私人秘书身份去美国与里根新政府接洽。而在经国先生执政期间，我长期负责国内外文宣。到了党外反对运动出现，我则参与党外人士沟通协调。到江南案发生后，经国先生叫我参加情治首长例行会报，会后一五一十向他报告。以确保情治讯息通畅正确的传达。但他从未让我介入情治单位人事，只谈事不谈人，我也成了主政者与反对人士沟通的重要管道。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net.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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