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庆东勿作族群间的麻烦制造者

　　不同种族身上的劣根性本来是高度相似的，差异由来有二。一方面有无法治，导致压迫之不同。另一方面谄媚洋人显得更触目，但谄媚哪个肤色的权势者其实无实质差异。

　　“三妈”事件后有人议论，北大应开除孔庆东。对此我不敢苟同。一个现代社会中，每个人供职的单位都不承担全方位管束其成员的职责，学校管理者的职责是监督教师在学校的行为。

　　内地游客的素质

　　我多次加入赴境外的旅游团，就我的见闻，很多内地同胞的素质实在不能恭维。很多人不是去旅游，完全是去吃喝购物。在埃及我们团到了某个举世闻名的寺庙，几位团员嫌天热不下车参观，埃及的导游惊呆了，说：“这是埃及最灿烂的文明遗产，你们不看这些，为什么要来埃及呢?”在迪拜，到了说好的上车集合时间，几个人泡在购物中心狂热地购物，让全车人等一个多小时。在公共场合任意喧哗，街道上随便扔杂物。凡此种种，屡见不鲜。见过中国游客不文明举动的外国人会看不起我们。我不能说这是歧视，因为人家有扎实的理由，何况我也看不起我的这类同胞在境外的举动。旅游团成员中，暴发户的比例远远高于全体国民中暴发户的比例。不幸，很多外国人是从他们身上开始认识中国人的。

　　一个人判断某个事件，难免不受到他漫长生存中的经验背景的影响，尽管他应该抛开成见，具体事情具体分析。我和孔庆东先生一样没有亲历香港地铁上的吵架事件。但要我判断，我是不敢轻易将责任都推给港人的，因为不敢替内地游客的素质担保。孔先生应该同样感受到某些内地人的素质。我不清楚他因何在瞬间就完成了判断，在这一纠纷中内地的游客为什么就没有责任?那位当事港人为什么不可能真的听不懂、说不了普通话?固然，那港人有可能是“故意不说普通话”，但那只是可能性之一，为什么要如此决绝地判定?港人对内地游客车上吃东西不满，是毫无理由的吗?孔先生问：“你们对待香港人是这样吗?对待美国人是这样吗?对待日本人是这样吗?”我觉得，内地部分游客在海外不文明举动之泛滥，港人、美国游客、日本游客恐难望其项背。 殖民地人及其文化

　　香港沦为殖民地，港人有责任吗?那是十九世纪国家间签定的不平等和约，弱国无外交，史学家认为李鸿章尚且不该负多大责任，况一介草民，况一普通港人。同为中国人，日后成了内地人还是港人，几乎是一种宿命，对个体来说，没有选择。如果说尚有一点微小选择的话，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很多内地人愿做港人不惜偷渡，却鲜有港人愿做内地人的。

　　作个殖民地人，家乡沦为殖民地他无责任。那么之后有无后遗症?他是否沾染了一身的殖民地病症?顺此逻辑，你怎么看汉人在清朝的267年?怎么看东三省人民自1931至1945的十四年?怎么看待上海市民，他们有过一百多年的租借历史。我没觉得上海人有疾、东北人有病;相反，我一直认为，上海人是中国各城市中市民素质最高的。

　　在殖民地时代终结前后，对殖民地文化的评价应该、也必然是大不一样的。怎么讲?如果家园还是异族的殖民地，大讲殖民时代的文化不乏优长，那显然将干扰民族独立的斗争。但二战结束后的历史趋势是，殖民主义退出了历史舞台，几乎没有倒车可开。今日大谈警惕殖民主义威胁的言论，要么是转移当下国内斗争的视线，要么是心态还滞留在反殖民斗争的时代。后殖民时代鲜见一国家吞并另一国的事情，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亡国灭种的故事了，亡党的事情、内阁解体的节目倒是间或看到。而当殖民主义已经作古，评价殖民地文化可以兼顾正负两面了。

　　殖民地可以创造灿烂的文化，昔日的上海是这样，昨天的香港也是这样。因为只要是两种文化交融，就必有果实，乃至杂交优势。历史上民族间交流凭借的最大的两个媒介，是战争和贸易。前者在当下导致了一方的屈辱，但长远地看同样完成了文化交融，双方均有收获，甚至不乏战败方在文化上更大地影响了胜利方的实例。在文化多样性上，殖民地时代的上海在全世界首屈一指，甚至超过巴黎、伦敦、纽约，因为万国文化汇于一埠。纽约人也不能像上海人那么便利地领教同时期的英国、法国、俄国文化。

　　关注当年上海色彩斑斓的殖民地文化，可读木心的《上海赋》。而关注上海文化现当代衰落的原因，可读余秋雨的《上海人》。一山难容二虎，香港的崛起正是因为上海在计划经济时代的衰落而留下的真空。我无力概括香港文化的特征，刚巧读到了韩少功的《笛鸣香港》(原载《海燕》2008。北大内部刊物《观察与交流》2011年最后一期转载此文，可见我校同仁对此文之重视。我亦由此拜读该文)，索性作一回文抄公：

　　香港缺地皮，有世界上最大的人口密度、高楼密度、汽车密度，却仍是很多人留恋的居家福地。……哪怕在弹丸之地也能用一种生活微雕艺术，雕出了强大的现代服务业，雕出了曾经强大的现代制造业，雕出了或新潮或老派的各种整洁、便利、丰富、尊严，以及透出滋补老汤味的生活满足感。毫无疑问，细活出精品，细活出高人，各种能工巧匠应运而生，一直得到外来人的信任。有时候，他们并不依靠高昂成本和先进设备，只是凭借一种专业精神与工艺传统的顽强优势，也能打造无可挑剔的名牌产品——这与内地某些地方豪阔之风下常见的马虎、潦草以及缺三少四，总是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一些称之为Mall的商城同样有港式风格。它们……集商铺、酒店、影院、街道、车站、学校、机关以及公园于一体，勾心斗角，盘根错节，四通八达，千回百转，让初来者总是晕头转向。它们似乎把整个城市压缩在恒温室内，压缩成五光十色的集大成。于是人们稍不留心，就会错觉自己在酒店里上地铁，在商铺里进学堂，在官府里选购皮鞋。想想看，这种时空压缩技术谁能想得出来?这种公私交集、雅俗连体、五味俱全、八宝荟萃、各业之间彼此融合、昼夜和季节的界限消失无痕的建筑文化，这种省地、节材、便民、促销的建筑奇观，在其他地方可有他例?……契约人就不再是自然人，须尽可能把感情与行为一刀两断，用条款和责任来约束行为。这样，缺乏人情是人生之憾，却不失为公法之幸，能使社会组织的机器低摩擦运转。面子不管用了，条子不管用了，亲切回忆什么的不管用了，虽然隐形关系网难以完全绝迹，但朋友的经济意义大减，徇私犯科的风险成本增高。香港由此避免了很多乱象，包括省掉了大批街头的电子眼，市政秩序却井井有条，少见司机乱闯红灯，摊贩擅占行道，路政工人粗野作业，行人随地吐痰、乱丢纸屑、违规抽烟，遛狗留下粪便……官家的各种“公仔(干部)”和“差佬(警察)”也怯于乱来。哪怕是面对一个最无理的“钉子户”，只要法院还未终结诉讼，再牛的公共工程也奈何它不得。政府只能忍受巨大预算损失，耐心等上一年半载，甚至最终改道易辙。……世界上并非所有人都有国家意识，都需要国籍的尊严感和自豪感。……多年来几无国家可言的港人，是否一定需要国家这个权力结构?他们下有家庭，上有世界，是否就已经足够?他们国土视野和国史缅怀的缺失，诚然收窄了某种文化的纵深，但是否也能带来对狭隘国家主义的避免?……汶川大地震后，我立在香港某公寓楼的一扇窗前，听到维多利亚港湾里一片笛声低回，林立高楼下填满街道的笛声尖啸，哀恸之潮扑面而来。各个政党和社团的募捐广告布满大街，各大媒体的激情图文和痛切呼吁引人注目，学生们含着眼泪在广场上高喊“四川坚强”和“中国坚强”，而高楼电子屏幕上的赈灾款项总数记录，正以每秒数十万的速度不断跳翻……这一刻，我知道香港正在悄悄改变，一块殖民地的心灵流浪大概行将结束。

　　一言蔽之，殖民地文化并非尽是糟粕，它与各民族本土文化共同构成了人类文化的多样性;承载这一文化的殖民地人民并非素质低下，面貌可憎。

　　奴性之辨

　　殖民时代太长久了，它的话语不可能不存活至今。其中一个说法便是殖民地人民奴性更足。孔庆东先生说：“当年英国怎么对付香港这帮狗呢?拿着鞭子不老实就抽啊，生生给抽老实了知道吧。就是用老百姓的话……用北京人的话说就他妈欠抽，啊，就是欠抽。”但同是这次谈话中，孔先生又说：“所以香港呢，有他的好处，比如说，法制，啊。说到法制也是英国人留下来的。”请问，有法还能随便抽人?中国内地正是因为法治迟迟没能完善，在改革开放前的农村，常常随便抽人，城里，在文化革命中可以随便抽人。那种无法无天，作为殖民地的香港恐怕望尘莫及。

　　不同种族身上的劣根性本来是高度相似的，差异由来有二。一方面有无法治，导致压迫之不同。另一方面谄媚洋人显得更触目，但谄媚哪个肤色的权势者其实无实质差异。

　　孔庆东说：“到现在呢我们香港现在回归了，人心并没有完全回归，还有很多这个殖民主义留下的狗崽子，啊。他在殖民主义者面前是狗，但他对待内地同胞面前他忽然觉得自己是狼。”当他把权力移交和人心向往这两种“归属”搅在一起时，我真不明白孔先生想说的是什么。前者是明晰的，九七之后香港回归中国，其含义在主权归属。绝大多数香港人欢迎主权回归，起码是接受。后者，即“人心的回归”则可能包括多重含义。认同内地的政治制度，肯定不在政治家所期待的“人心回归”之列，因为一国两制——包含了伟大政治智慧的一场妥协——充分允许港人继续他们的政治制度。认同中国政府的政治信仰和价值观，大约也不在此列，逻辑上这是与上述衔接的。

　　排除了这两项，内心认同怕是只剩下族群间的亲近与隔膜了。而这种认同不是黑白二元，而是差序的。如果说一个哈尔滨人觉得一个香港人比一个北京人或广州人对他更生分，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彼此的生活习惯、乡音、价值观、对公共秩序的理解，都大不相同。对此颇有探讨的空间，增加相互理解可以找到很多渠道和手段，唯独不能拿出“人/狗/狼”的区分。

　　孔庆东说，很多港人“在殖民主义者面前是狗，但他对待内地同胞面前他忽然觉得自己是狼”，人性中的此种劣根性即俗话所称“软的欺负硬的怕”。此种劣根性其实有较大的普遍性，所不同的是在港人与内地人的关系中，洋人插了一杠子，孔先生说很多港人对洋人和内地人是两个标准。但撇开种族和肤色，内地人中“软的欺负硬的怕”的人少吗，他们的行径不也是两套标准——对权势者谄媚，对弱势者猖狂吗?内地的势利之徒才是我们常常真切地看到的，而港人对待内地人与洋人的反差完全是想象的，因为这次事件现场根本没有洋人。 脏话评说

　　我与孔庆东有个共同点，能说脏话。可能还有个差别，我是打隔断的，人格分裂，有的场合可以污言秽语，换个场合脏字滴水不漏。老孔很可能是一以贯之，除非他在私人场合不漏脏字，那样他就是与我反向的人格分裂，这可能性不大。一以贯之通常是好品德，不幸在脏话的使用上不然。我除了插队八年半，都在城市中生活。我的一个农村背景的学生和我争论过脏话，他坚持认为说脏话不好，我则有选择地辩护脏话有其积极功能和美学价值，有时候脏话的功能是无法替代的，我俩好像谁也没有说服谁。

　　我和孔庆东的分歧是，我认为公共论坛上不可说脏话。稀缺肯定有吸引力。一个说脏话的人极可能在文质彬彬的语境中收获更多眼球。但如果不加抑制，靠语言暴力制胜，加之以暴易暴的结果——明日之全球必是脏话的世界。

　　比美学上的争论更严重的是，脏话对他人的伤害。社会要有效杜绝对他人的伤害，势必要确定一条线，过线便以伤害他人论处。打人属于伤害，没有疑问，要被拘留。骂人在法律上算不算伤害罪，处在微妙的地带，有被拘留的可能，更大可能是不被拘留。但它一定会招致一系列的压力，说明社会对公然骂人的反感。比如，一个教师如果在课堂上辱骂学生，他很可能要被解职。礼节是文化的发端，文化的功能在抑制武化，骂人是武化的前兆，动手是武化的常态，武器是武化的升级。教师是人类文化的传播者，借此直接、间接地抑制着武化。在公共论坛上做出武化的表演，悖逆了一个教师的天职：教化。

　　“三妈”事件后有人议论，北大应开除孔庆东。对此我不敢苟同。一个现代社会中，每个人供职的单位都不承担全方位管束其成员的职责，学校管理者的职责是监督教师在学校的行为。如果在课堂上对某学生语出“三妈”，学校应当严厉制裁。如果是校外，学校最好不管。我们都反对两个标准。由此想到北大社会学系教师秦明瑞事件，他因为婚外性行为被北大校方解除教职。我一直疑惑校方的管理越界了，但一直想不周全，一下子就过了发言的时机。那女子不是学生，这是问题的关键。如果是北大的学生，我完全同意学校对秦明瑞的免职，如果她是学生但不在北大，我仍然接受学校的惩处，因为教师的操守应该是面对所有学生的。但那女子不是学生。我不是说秦明瑞所为无错，而是觉得那问题应该由法律、社会舆论来管，不是学校的责任。

　　孔庆东与秦明瑞的不当行为，都不在校内，故校方不必追究。若比较二者的外部性，孔的严重性不弱于秦。孔对港人的咒骂，属于族群歧视。长线地看，法律和舆论是特定社会时空的函数，它随社会生活的流变而演化。在美国，种族歧视要惹大麻烦，因为它可能酿成大乱，所以对种族歧视的惩处和压力都极重。面对华人世界中各族群接触日趋频繁之态势，孔庆东教授当深刻反省自己的行径，勿作华人生态圈中的麻烦制造者。（作者：郑也夫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