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香港也是严重的富而不均 不要被繁荣蒙蔽了眼

　　世界银行曾一度称赞包括香港在内的东亚“高效经济体”创造了一个奇迹：1960~1990年期间，它们不仅持续高速增长，而且收入分配高度平等1。至少就香港而言，这种夸奖有点不着边际。

　　不错，战后以来，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的香港享受了经济增长的丰硕成果。从1950年到2008年，香港的GDP年均增长率高达6.9%。在此期间，香港人均GDP也快速攀升，年均增长率达4.8%。1950年，香港的人均GDP远低于欧美任何一国;而到2009年，香港已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地区之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的统计显示，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其人均GDP已名列世界所有经济体的前十位以内3。快速的经济增长提升了香港家庭的收入水平。现在香港家庭住户的收入状况普遍比过去几十年改善良多。1971年香港家庭住户月收入中位数只有区区708港元，到2006年它已提升至17 250港元，增长了近24倍之多。因此，无论怎么看，香港的经济发展都可以称得上是一个经济奇迹。

　　然而，家庭收入平均水平提高是一回事，增长了的收入是否在不同家庭住户之间公平分配则是另一回事。与世界银行前述判断截然不同，香港收入分配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开始就是严重不平等的。早在1957年，衡量家庭住户收入不平等的基尼系数已经处于0.48的高位4。虽然此前没有可靠的数据，但不平等水平一定也很高。因为那时失业率经常在15%~17%之间徘徊5。可以看出，香港的不平等状况只是在1963~1973年这十年间稍有缓解。但从1970年代中期开始，不平等态势持续恶化，从未改善，基尼系数在2006年攀上顶峰，高达0.533。

　　这种变化趋势在图3中也许可以看得更清楚，它显示的是，不同收入水平家庭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分享整体收入。很明显，1966~2006年这40年间，只是在1976年以前，低收入家庭的相对份额有所增加。此后，收入水平越低的家庭，分享总体收入的比例越来越少;收入层次越高的家庭，分享比例越来越高。2006年，最富裕10%的家庭拥有整体收入的41.4%，而最贫穷10%的家庭却只占不到1%的整体收入。即使下层50%家庭的收入加在一起，也还占不到整体收入的16%。换句话来说，从1970年代中期以来，低收入家庭的收入增长速度远低于高收入家庭的收入增长速度。如果这个趋势持续下去，已经严重不平等的香港会变得更加不平等。

　　在新自由主义大行其道的过去三十多年里，世界上不少国家的不平等状况都恶化了。但相比于其他经济体，香港的贫富差距显得尤为突出。一项2005年的研究比较了香港、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的收入分配状况6，它发现，在20世纪最后20年，香港的基尼系数在所有四小龙中位列首位，在这八个经济体中仅比泰国略低7。

　　如果与高收入经济体相比，香港不平等状况的严重程度便显得更加突兀。在人均收入高于20 000美元以上的29个经济体中，有9个的基尼系数在0.3以下(北欧国家一般在0.25左右);有17个经济体的基尼系数介于0.3~0.4之间;只有3个经济体的基尼系数高于0.4，它们分别是美国、新加坡与香港，而香港位居榜首，基尼系数达0.475。需要指出的是，图4与图2中不同，其中“收入”已不是家庭的“市场收入”或“初始收入”，而是“最终收入”，即经过再分配(纳税与享受种种福利待遇)以后的收入。它表明，即使考虑到政府再分配政策的影响，香港的不平等状况依然十分严峻。在包括的142个经济体中，按基尼系数从高往低排序，香港位于第32，前31个经济体几乎无一例外全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或南美国家。

　　以上数据让我们看到一个反差极大的香港。一方面，就人均收入而言，它是世界上最富裕的经济体之一;另一方面，就家庭收入不平等状况而言，它却是世界上最糟糕经济体之一，而且情况还在不断恶化。

　　关于收入不平等的讨论由来已久。学者们往往把注意力集中在初始市场收入上，忽略了最终收入的分配状况。本文致力于分析政府再分配政策对最终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影响。通过与其他经济体进行比较，我们将凸显香港政府再分配力度严重不足，并指出这种不足是香港最终收入分配极度不平等的关键所在。

　　最终收入分配为什么如此不平等?

　　前面已经提到“市场收入”与“最终收入”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因为在现代社会中，人们从市场经济活动中获得的收入并不是他们最终可以支配的收入。一方面，他们可能要依法向政府纳税;另一方面，他们可能会享受到政府提供的种种福利(包括现金与实物)待遇。只有经过这一增一减之后剩下的收入才是他们的“最终收入”。换句话说，在“市场收入”与“最终收入”之间还有个相关的概念，叫做“税后收入”。它们之间的关系表示：最终收入的分配在多大程度上平等，不仅取决于市场收入的初始分配，也取决于政府通过税收与福利政策进行的再分配。

　　上面我们已经看到，香港的市场收入分配十分不平等。在这种背景下，如果政府的再分配达到一定力度，最终收入的分配还是可以比较平等的。反之，如果政府的再分配意愿或能力很弱，最终收入的分配则不可能很平等。

　　毫无疑问，香港政府在再分配方面还是发挥了一定作用的。从市场经济活动中获得初始收入之后，香港居民往往要缴纳薪俸税和一些与房地产相关的税费(如物业税、差饷、地租)，其中薪俸税是带有一点累进性的，即税率随着收入增加而逐步递增。同时，香港居民也享有几项福利待遇，如教育、医疗、公租房与政府资助房。以2006年为例，市场收入的基尼系数是0.533，税后收入的基尼系数降至0.521，降低了2.25%;最终收入的基尼系数再降至0.475，累积降低了10.88%。

　　虽然最终收入的不平等程度比市场收入的不平等降低了一些，在香港这个700万人口的城市，最终收入的基尼系数仍然高达0.475，比存在巨大地区差距、城乡差距的中国内地还要高。这还是让人不解。是不是香港的市场收入太不平等了，仅靠政府再分配政策无济于事呢?

　　在新自由主义的“撒切尔革命”期间(1979~1990年)，英国迅速两极化。“铁娘子”上台前，衡量市场收入不平等水平的基尼系数是0.43;到她下台前后，市场收入的基尼系数已上升至0.54，比当时的香港有过之而无不及。与此相应，从197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英国税后收入与最终收入的基尼系数也双双升至峰值。然而，与香港不同的是，英国政府再分配的力度强得多。在1977~2004/2005年期间，与市场初始收入相比，税后收入的基尼系数平均下降了29.3%，最终收入的基尼系数更是平均下降了42.8%。因此，自1980年代中期以来，英国最终收入的基尼系数一直在0.3左右波动，虽然比1970年代末的水平高一些，但比香港要低得多。

　　其实，像英国这样的例子还有一些;当然也不是所有经济体的再分配力度都像英国这么强。那么，到底是哪些经济体政府再分配能力比较强一些，哪些像香港一样比较弱一些呢?从图8我们可以得出几个有意思的观察。

　　就初始市场收入而言，几乎所有国家都不太平等。在涵盖的42个经济体中，有13个基尼系数在0.5以上，也就是说与香港差不多;其余经济体市场收入的基尼系数也都在0.4以上;只有瑞士与荷兰是例外，基尼系数不到0.4，但也相当接近0.4。即使以平等著称的瑞典，市场收入的基尼系数也高达0.468。 这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下，初始市场收入的不平等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在这方面，香港似乎不是例外，而是与其他经济体没有太大的差别。

　　然而，就再分配力度而言，这42个国家之间的差别就显现出来了。它们可以被分为三组。第一组有17个经济体，它们的再分配力度很强，可以将市场收入的基尼系数消减35%以上。这主要是一些西欧、北欧国家。经过再分配以后，它们最终收入的基尼系数一般在0.3以下。第二组有10个经济体，它们的再分配力度次之，可以将市场收入的基尼系数消减15%以上、35%以下。这主要是一些南欧和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经过再分配，它们最终收入的基尼系数一般在0.4以下。在第二组经济体中，美国是唯一的例外，因为它市场收入分配的差距太大，也因为它再分配力度仅仅比第二组的最低门栏高一点点(将市场收入的基尼系数消减了15.21%)，其最终收入的基尼系数仍然高达0.418。实际上，美国已处在跌入第三组的边缘。第三组有15个经济体，它们的再分配力度较弱或很弱，至多能将市场收入的基尼系数消减15%。这主要是拉美国家，但也包括香港、新加坡与俄罗斯。即使经过再分配，它们最终收入的基尼系数依然在0.45左右。在巴西与智利，税收与福利则完全没有带来收入分配的任何改善。

　　由是观之，与新加坡一样，香港在人均收入方面上属于第一世界，但在再分配力度方面则属于第三世界;美国也相去不远。

　　香港的再分配力度为什么如此之低?从体制上看，原因其实并不复杂。一方面，香港税收体制不利于再分配。不错，香港的薪俸税是累进的，收入越高、税率也越高。但薪俸税的最高税率很低，近年来在17%上下。也就是说，年收入50万的人与5亿的人适用的税率相同。公司所得税的最高税率也只有16.5%。另外，香港没有开征其他地方常见的再分配税种，如遗产税、股息税、资产增值税。因此，香港是富人的税收天堂。而博彩税的大头来自那些热衷于赛马的底层民众;卖地收入的负担实际上也最后落到了一般老百姓头上。由于税种少、税负低，香港的总体税负很轻，政府财政收入占本地生产总值的比重一般在20%以下，与OECD国家一般在40%以上不可同日而语。

　　正是因为政府干预少、美国保守智库“传统基金会”几乎年年把香港评为“最自由经济体”9，香港不少人对此也一向引以为傲。但政府财政收入少的直接后果是它无力扩大社会转移支出。在社会转移支出方面，虽然香港政府提供近乎免费的医疗服务、为12年义务教育免除学杂费以及为30%左右的低层民众经营公租屋，但香港没有失业救济、没有退休保障(公务员除外);社会救助(综合社会保障援助计划)的规模也远远低于大多数欧美国家。这反映到：就社会支出占GDP比重而言，香港(黑色粗线)一直大幅偏离绝大多数OECD国家，只与两个经济体为伍，即韩国和墨西哥。到2005年，即使这两个经济体也都已超过香港，尽管它们的人均GDP还远低于香港。

　　91个经济体的数据，它清楚表明，政府社会支出占GDP的比重与最终收入不平等水平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社会支出越大，不平等水平越低;反之，社会支出越小，不平等水平越高。富裕的香港之所以如此不平等，它的“小政府”(政府干预小、政府财政收入少、政府社会支出少)看来难脱其咎。（作者：王绍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