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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料:溃逃到台湾初期国民党高层人事纠纷几桩个案 |
| www.sinoca.com 2011-05-28 危急存亡之秋 [复制链接] 字体：大 中 小 |
三、王世杰案是怎么回事？
蒋介石下野之后，作为其“私人参谋机构”的核心成员，一直随侍左右的主要是蒋经国、王世杰、吴国桢、黄少谷、张其昀、沈昌焕等。参见《吴国桢口述回忆》，83、86、93页。另据1949年11月6日司徒雷登与郑介民在华盛顿谈话的备忘录，郑介民告诉司徒雷登，现在蒋介石身边最信任的是这四个人：王世杰、吴国桢、唐纵、黄少谷，蒋主要听取他们的意见，CC派已失去影响。这与吴国桢回忆的名单虽有出入，但均包括王世杰在内。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49. The Far East: ChinaVolume IX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49. Policy of the United States toward Formosa （Taiwan）.pp.412-413.蒋在台复职后，王世杰即出任总统府秘书长，据说行政院院长一职先是考虑的他，他不愿接，才选了陈诚，可见蒋介石倚畀之重。但1953年底，却突然传来他被免职的消息。11月18日，蒋介石突然下令：“总统府秘书长王世杰蒙混舞弊，不尽职守，着即免职”。18日，消息即已传到美国，美联社的报道称，总统府秘书长王世杰已辞职，大概是因为津贴了陈纳德民用航空公司的问题。
事情的原委据说是，原国民政府的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1949年在香港起义后，国民党为避免其在海外的资产落到共产党手中，由陈纳德在美国成立了一个民用航空公司，将两航的股权出卖给这家公司。但此前两航有价值约125万美元的股权属于泛美航空公司，为购回这些股权，须先从中国航空公司在美国的存款中划出相应部分由民用航空公司给付。这笔款子已经移交给了民用航空公司，但在美国被冻结了，泛美航空公司并未拿到，台湾当局只得再拿钱出来给泛美航空公司，条件是待原来冻结在美国的钱解冻后，民用航空公司即将之归还给台当局，等于是台当局为赎回泛美航空的同一笔股份出了两次钱。参见《顾维钧回忆录》，第10册，中华书局，1989年，512-514页。可是民用航空公司从美国银行取得这笔款子后，并未及时归还。蒋介石在责询行政院相关部门未尽职责，着手调查时，却发现此事的责任在总统府，是总统府秘书长王世杰拟了一个推迟催促民用航空公司归还这笔款子的签呈，由蒋介石亲自批准同意了。事情到这一步，蒋介石责怪是王世杰没有将事情讲清楚，否则他是绝对不会批准的。蒋发现王世杰的建议是根据一位姓端木的人的请求做的，便怀疑王世杰通过端木与民用航空公司有什么幕后交易，于是以上述措辞严厉的八个字免除了王世杰的职务。参见《顾维钧回忆录》，第10册，514-515页。
这里需要对该案的重要牵连者端木作点插叙。据《顾维钧回忆录》中译本，此端木名端木杰，“是和陈纳德做那笔交易时的交通部长（？），后来又是民用航空公司的法律顾问”。（陈红民著《蒋介石的后半生》也讲是端木杰）经查，端木杰，安徽安庆人，陆军军需学校第1期毕业。1914年7月任陆军军需学校教员，后升任教官、教务主任，1928年12月任军政部军需署营造司司长，1933年任少将军需总监，1934年秋任交通部参事，1937年9月任军事委员会后方勤务部副部长，1945年2月任军政部后方勤务总司令部副总司令，1946年6月任粮食部政务次长，同年底辞职，1947年春当选为立法委员，1949年3月任交通部部长兼中航公司董事长。11 月端木杰在香港与中共取得联系，在两航起义后的诉讼中，作出不利于台湾方面的证词，1950年1月被免去交通部部长职务，1950年12月返回广州，后任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中央委员，1972年1月11日于北京病逝。
但据《徐永昌日记》，此端木名端木，1953年11月19日“九时许，伯聪（魏道明――引者）来，谈蒋先生因陈纳德民航公司欠政府美金一百二十五万，该公司现因赔累不拟再还一事，怒王雪艇秘书长何以不早催其还……前日突将陈辞修王雪艇一起叫去，责王腐败官僚与端木有勾结（端木现执律师业，似负某造辩护之责，曾有签呈陈总统，王则择由注意见转总统，总统批可。现在总统以其择由有避重就轻、有意蒙蔽云云）。王言敢以人格担保其无，并反指长官不应如此出言。陈从旁劝解，蒋责陈无能误事，国家所以至此……王归即上辞呈，蒋掷地不理，径下条以不尽职责，着即免职……余谓，就个人观察，觉王对蒋先生很忠，亦颇顾大局，人亦学者。伯聪谓，不然，王很阴谋揽权，结党贪污。是则出余意料之外”。〔22〕端木，安徽当涂人，上海复旦大学毕业后留美，获纽约大学法学博士学位，1927年回国后任过法学教授，1934年任国民政府行政院参事，1941年任行政院会计长，1947年8月任粮食部政务次长，1949年8月任财政部政务次长，同年去台湾，任总统府顾问，并执律师业，1969年起任东吴大学校长，1987年逝世。〔23〕
笔者以为，此端木是端木的可能性大。以端木留美法学博士、法学教授的资历，容易与王世杰接近，1949年任总统府顾问，时王世杰为总统府秘书长，关系也吻合；有留美经历，易与美国人打交道，执律师业，符合陈纳德民用航空公司法律顾问的身份；端木去了台湾，而端木杰1950年就投向了大陆；徐日记是中文影印本，顾回忆录是英文译本，我怀疑有可能是顾维钧回忆录的译者将“端木”译成了 “端木杰”， 前者似可靠些。
以王世杰在国民党内的历史与贡献，尤其是退台前后在蒋介石身边的地位，就算这125万未收回王世杰有责任，蒋介石值得这样大动干戈吗？台湾高层当时即有人议论，此事“前因很多，此次发作之事件恐系表面”。陈诚、吴铁城出面为王说情，蒋或在日记中骂陈诚，或对吴铁城发火，参见《徐永昌日记》，第11册，225、227页，1953年11月19日，26日。《蒋介石的后半生》，270页。其症结何在呢？一种说法是，王世杰被免的真正原因，是背后谈话不慎，被情治单位的人员监听到并上报，蒋一怒之下将其免职：“总统府前秘书长王世杰于去年12月间，突被免职……台湾来人告桢谓王之免职，实因其谈话不慎，为特务所密设之录音机录出，报告钧座，是以有此结果。特务之在各处，甚至私人住所，密设录音机器，桢固知之。但王案之是否如此，桢不敢必。惟在钧座未宣布王案真情以前，桢不能不认为此种说法，有其相当根据。”吴国桢1954年在美国发表的致蒋介石公开信，见《陈诚先生回忆录――建设台湾》（上），429页。如果说，位高如王世杰者，都会受到监听，此时二蒋的手段，实在了得，只是不知蒋经国有没有用这种手段，对付陈诚、彭孟缉等人。吴国桢即说陈诚最信任的一个仆人也被蒋经国收买，“我们所有的电话都被窃听”。《吴国桢口述回忆》，1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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