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解严后的台湾荒谬如常,和戒严时期没本质的区别。”
左为张照堂在上海外白渡桥。摄影孙炯。右为新庄,1964年。台大时期的张照堂的摄影,充满了实验色彩,照片中,他让好友江建勋站在荒凉的乡间小路间,在其右脸上涂满白粉。
张照堂经常会去臆想――被自己拍的人当时正在想什么?
左为新竹,五指山,1962年。这张“惨白僵瘦的赤裸男体”一经展出,就引发了激烈的争议。右为阳明山,擎天岗,1985年。从青年裸露的脊背到马的巨大臀部,是经常出现的画面。
张照堂说不清自己的性情究竟是热烈还是冷寂。在交流场合,除了被安排发言,他始终沉默。遇到要办摄影展了,按惯例要介绍摄影家,他的那一栏写的是简单的一行字:“他自己讲得最少,被人讲得最多。”
他不爱热闹,朋友也不多,大多时间是一个人独处。即便在上海几日,也会找出时间,独自一人带上相机出门。
跟张照堂有过几次接触的复旦大学教授摄影评论家顾铮发现,这是一位个性随意、不太主动的摄影家,他的神经末梢,始终为摄影悬在半空。
他很少办展览,不少大陆摄影家听过他的大名,但一直没有机会系统地看到他的作品,甚至是画册,也没有在大陆出版。
“当台湾许多二三流的摄影家,汲汲于隆重出版自己印刷精美的大型摄影集时,张照堂至今没有类似的兴趣或行动。”台湾摄影评论家郭力昕曾多次向大陆朋友推介这位台湾的重要摄影家,当然也提到了让他惊讶的“从容”。
郭力昕说,张照堂不急于展示自己,随遇而安,这刚好说明他是一位一直向前看的艺术家,“他不觉得自己需要眷恋已有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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