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诊治城市病:堵车、治病贵、房价高与上学难

　　3月1日黄昏，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曾荫权在一个公开场合遭遇社民连成员暴力示威，心口被撞，肋骨受伤，所幸伤势并不严重。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都谴责了这一暴力行为。

　　这位肇事者的行为虽然不当，但其诉求在香港得到相当部分民众的响应。此间正值香港特区政府准备提交新一年度的财政预算案给立法会审议，预算案被认为没有对弱势群体和贫穷人口给予足够关注，引起香港社会较大的反弹。事发当日，一名香港市民冲上台抗议：大声叫喊：“曾特首，香港有130万的贫穷人口，你究竟做了什么？！你怎么对得起他们？！”

　　暴力示威、袭击特首是非法的，更多居民采用的是合法的方式。3月6日，香港多个团体发起游行，表达对特区政府2011-2012年度财政预算案部分内容的不满。游行者就退休保障计划、复建居屋、教育等问题提出诉求，游行过程大体平和。

　　果然，特首曾荫权近日回应称，财政司司长已提出修订建议，令社会各阶层受惠，响应了市民就政府最初建议注资强积金的关注和忧虑。曾荫权强调，政府尊重市民表达意见，会虚心聆听，在施政时照顾市民的真实需要，有需要时作出调整，这是政府与民意之间应有的互动，是负责任的态度。财政司司长已提出新方案，向全港18岁或以上并持有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证的市民每人派发6000元。

　　正是法律保障的权利，以及其他从宏观到微观巨细靡遗的政治制度、法律法规，让香港的民意社情，能够及时反映到政府的预算案中去，反映到大大小小的政府决策中去。在内地许多城市暴露出房价高、出行堵、上学难、看病贵等民生问题时，同为华人社会的香港的经验，尤其值得我们研究借鉴。

　　由政府预算说开

　　各级政府每年的财政预算事关国计民生的方方面面，它公示政府的钱来自何处，又会花到哪里，与民众生活的关系极为密切。

　　全国政协委员、香港立法会议员陈鉴林在去年两会期间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香港在预算公开方面有一套成熟的体系，可以供内地学习。据陈介绍，每年2月底3月初，特区财政司司长会把提案向立法会报告。前一年12月前后，司长会通过报刊、网络、开公众咨询会，来听取公众意见，持续大概两个月时间。在谈到香港公示的预算会细致到何种程度时，陈鉴林说，比如“在这一年里面，要办两个医院，医院的具体地点、每个医院多少钱、有多少床位”。同时表示，香港普通市民可通过网络或直接写信给财政司长、参加咨询会等方式来了解财政预算。

　　据北大法学院教授王锡锌介绍，香港每年4月1日到第二年的3月31日是一个财政年度，预算应该是4月1日左右公布，但是，从1月份开始，将近3个月里，特区政府的每个部门都要把自己需要花哪些钱报到财政司。首先，每个部门在做自己部门预算的时候，有各种各样的民众、团体参与，这个过程本身就是公开的。财政司汇总平衡，再由立法会讨论。立法会的讨论也是公开的，大家都是代表各方利益，都来讨论这个预算，这一部分钱是不是不该花，那一部分是不是该增加一些，整个过程也是公开的。讨论完之后，特首签署，还要报中央政府备案，这就是整个预算过程。“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的财政预算非常厚，但是老百姓愿意看，也可能看得懂。因为它有大量的说明，写得很细，还有大量的插图，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就是要让大家理解。”

　　1月14日，香港特区立法会财务委员会否决拨款申办2023年亚运会，出席的55位议员，有14位投赞成票，40位投反对票。对于香港申亚被否决，立法会不少议员表示在意料之中。早在拨款辩论前夕，立法会财委会逾半数议员即表态反对香港申亚。辩论焦点围绕港府申亚费用预算混乱、巨额开支如何使用政府没有清晰交代、精英运动员退役出路未有解决等展开。

　　而行政部门对此只能接受。香港特区民政事务局局长曾德成在会议上表示，香港是多元社会，特区政府完全知道对申办亚运有不同的意见，特别是关注到60亿港元这笔数额，会否影响到其他民生开支。

　　服务型政府

　　香港是个好地方。

　　如果你仅限于浮光掠影地逡巡在街头，看高楼、淘商品、尝美食，也许并不会深切地发出这样的赞许。这些表面的繁荣昌盛，比较我们熟悉的北上广深，早已惊艳不再。

　　但如果你有机会近观最平凡港人的生活，熟稔他们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信仰欢喜，对这座城市的好感恐怕将增加不少。在这样拥挤、快速、昂贵、阶层明晰的一座国际都会里，普通人尚能享有尊严，殊为不易。很大程度上，这取决于政府及社会为民众创造福祉的意愿和能力。

　　本刊记者访问了香港特区政府中央政策组首席顾问刘兆佳。中央政策组是特区政府最主要的决策咨询机构，负责编写每年的特区施政报告，并直接为行政长官、政务司长和财政司长提供决策意见。

　　刘兆佳认为，“大城市病”虽难以避免，但也不是无药可救，“政策的效果要很多年才能认识其真面目，因此政策制定必须将长期目标与短期处理的问题结合起来考虑。政策需要参照成功经验，也需要检讨与修正。”

　　一个重要的现实是，香港政府将“公益目标”定位为社会政策出台的有效基础，秉持“每一个部门所做的事情都是公共服务”之理念。简而言之，就是不与民争利。

　　这固然有不可复制的历史原因――香港公务员最早是“英国对香港实行有效殖民统治的政治产物”，具有相当的自主性和隔离性，不受社会利益集团的支配，按既定的计划和程序制定政策，有助于维持一个持续性的政策环境。刘兆佳形象地解释为：“港府是浮在华人社会表面的。与很多其他的政府不同，香港政府并非建基于华人社会中某一社会阶级、某一地域群体或某一民族社群。因此，香港政府不时自炫为公共利益的惟一维护者。”

　　与之配套的是，香港还拥有完整严厉的问责机制、强势并权威的官方监督机构、自由发达的新闻传媒监督机制，以及深具民主法治观念的市民。这种有效的自觉与互动，促进了香港社会政策体系“公益目标”的最终达成。

　　香港对外来人口不太设防的姿态，令人深思。刘兆佳表示，香港并不控制人口增长，而且鼓励全世界有才能的人来香港工作生活，以香港为家。“历史上，本港的确出现过因非法移民潮而导致的各项社会资源扭曲、社会及福利设施陷于混乱”，不过，“香港能有今天的成就也都有赖于移民所带来的活力、拼搏和企业家精神，得益于人口流动带来的技术、才能、信息、竞争、与外地的联系等，他们对社会的经济发展颇有贡献”。

　　“人本人性”

　　父亲来自广东、母亲生在澳门，本人长于香港的朱永璇认为，香港的公屋制度、“高质量低收费全方位”的医疗健康覆盖体系、9年免费教育和四通八达的公交地铁，基本可以让哪怕最底层的市民也能很好地分享城市的富庶与发展果实。

　　深圳市委原副秘书长李罗力告诉本刊记者，事实上，香港关乎民生的城市管理经验一直以来为内地大城市及沿海发达地区官员所重视，但内地政府有时候的“学习”，选择性和功利心太强。香港经验强调的是根植，以至于成为一种文化与传统。

　　比如住房问题。香港也曾是楼市投机炒卖的一方热土，港媒甚至发出过这样的评论: 香港房地产是一种宗教，它的教义就是“你信仰，你得救”。很多香港人一辈子沉浸在这股浓烈的氛围中，成为虔诚的地产教徒。香港政府依靠卖地获取庞大财政收入，但在高价出售黄金地皮的同时，会大笔投入建造“公屋”，并赋予全程的法治保障与严厉监管，使得多数低收入市民在天价房林立的香港，可以安身立命。

　　再比如医疗问题。港府承诺“不让任何一位市民因经济原因无法获得医疗救治”。公立医院经费由财政拨付，市民可花极少的钱享受高质量的医疗服务，特殊群体还可申请减免。

　　在教育投入方面，港府一直摆出慷慨姿态。12年免费教育的公平均衡，高等教育的迅速崛起，职业教育的服务转型，市民教育的潜移默化，形成完善而多层次的教育体系。对此，刘兆佳做了一个比喻：“其实我们对教育的投入也可看成是某种投资，因为回报颇高而且是多方面的。”

　　而香港交通，更是令无数初次访港的内地居民羡慕。一位香港记者告诉本刊，去年，北京市长郭金龙率团到港调研交通问题，“专门乘坐中巴环走于香港街巷。香港的机动车道并不宽阔，有的路段堪称逼仄狭窄，但众多车辆仍行驶得井然有序，鲜见拥堵。郭市长当场无奈自嘲：与香港相比，北京的马路、交通基础条件是多么的好。”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香港的“八达”轨道交通、“步行系统”及“私家车使用高成本”等经验，也频繁被代表委员提及。

　　还好，中国有一个香港

　　“香港永远都将是中国改革的微妙荷尔蒙。香港可以，为什么内地不可以？……香港荷尔蒙，最终会刺激中国更全面地改革，追寻一个更健康、更自由和更文明的社会。”香港媒体人邱立本这样说过。

　　回到前面我们提到的第二个问题――“内地为什么不？”

　　香港大学中国与全球发展研究所肖耿博士称，香港最具核心的优势，当属它的法律体系。在“法的精神”下，才能言及平等、公义、正义；“而香港最具实力的是它的制度，大体上算是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制度应用在中国人社会的一个实验，并且相当成功”。肖耿觉得，内地并没有充分重视香港的制度优势对中国长期发展的战略价值。

　　当然，香港并非完美无缺，她也在遭遇诸多矛盾。但香港毕竟狭小，所面临的问题远不能与内地相较。内地正处于城市化跃进的阶段，不少主政者希冀用十几年时间叫板西方的上百年，复杂程度可想而知。“整个工业化、现代化的过程，就是我们不断地寻找解决这些城市化问题的过程，包括规模膨胀、交通拥挤、社会福利不足、生态环境恶化以及腐败丛生。香港也是经历了许多挫折和社会政治的变化，才逐步建立起目前的社会福利体系，而且不少措施的建立是很浅近的事情。”刘兆佳强调，并不是说内地的问题就是城市化的必然，但这的确需要过程，需要时间。

　　弄清楚“香港为什么”，或可缩短这个过程。

　　香港为什么不堵车?

　　“一个正常社会的市民，必须拥有出行的权利和方便，而政府的责任就是保证每一个市民生活都能维持一定的水准。在交通问题上，香港政府近年来做到了这一点”

　　香港为什么不堵车？

　　细细想来，这似乎是个不成立的问题。香港不堵车么？当然不。在香港采访，常常要在连接香港和九龙的海底隧道中穿梭。一旦开始堵车，想到自己身处冰冷海水下的一处管道里，顿时就觉得逼仄万分，觉得时间被无限制拉长。而在打折季的傍晚，海港城门前，徐徐行进的车龙时不时就慢了下来，即使是奔驰宝马，也得规规矩矩地蜗行，仿佛在无声地宣告，香港是大城市，自然也会有大城市都要面对的“城市病”。堵车，在所难免。

　　毕竟，这是香港，总面积1070平方公里，但80%以上都是山地。总人口超过700万，还不计每天从各个口岸、机场和码头涌入的过客。根据香港政府年报（2009年数据，2010年尚未公布），香港公路全长2050公里，私家车393812辆，政府车辆6276辆，还有逾5400辆公共巴士、4350辆小巴、7066辆非专营巴士和逾18000辆的士，共计584070部电动车。计算起来，人均道路不足0.3米，每公里道路承载车辆数高达285辆。

　　从数据上看，香港不堵车是不可能的。但事实上，和内地的许多城市比起来，香港的交通状况委实好得太多。在香港，堵车的概念和内地并不一样，通常只意味着车流量大，只能缓缓前行，而非内地的“堵死了，一动不动”。如果出现类似内地的大堵车情况，港府是逃不过市民问责的。因此，除了上下班高峰时期，香港道路基本畅通无阻。

　　用香港交通规划专家、何黄交通顾问有限公司主席黄良会的话来说，“一个正常社会的市民，必须拥有出行的权利和方便。而政府的责任就是保证每一个市民生活都能维持一定的水准。在交通问题上，香港政府近年来做到了这一点。”

　　城市规划的香港模式

　　在香港，公共交通问题从来都不只是政府责任和公共服务，而是与市民满意度和财团利益紧密结合，政府更像是市民和地产商这块跷跷板之间的平衡点。信奉自由市场经济的香港政府，借用市场的力量来提供公共服务，再由公共服务度的提升来促进市场发展。

　　早在英国政府统治时期，香港就已确定了紧凑集约型城市发展模式，香港大学城市规划系陈振光副教授对本刊记者说，“高密度发展是香港的典型特征。自1970年代，集约型城市、集约化住房，尤其是香港公屋的发展一直探索着高密度住房与城市生活环境的协调关系。但高密度并不等于拥挤，生活质量与居住密度之间的关系不是简单的负相关，高容积率下开放的空间与良好的邻里环境对生活质量也有重要的影响。”

　　所谓的香港模式，与地产商和财团的关系紧密。简单来说，港府发展经济，最大的资本便是土地，通过出售土地来获得市政资本。但香港可供利用的土地面积有限，集约式的利用模式下，并不会随便扩张，而为了榨取每一块土地的最大利用价值，必然会将城市规划做到最好。与人居密切相关的交通问题，自然也是考虑重点。港府并不将公共交通作为福利事业，而是将其经营权交给私人公司，地产商往往身兼提供公共交通服务一职，利用公共交通为自己的产业增值，公共交通本身也成为利益增长点。政府则制定条例、规范行为，保证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务。在各方互相倚重和利用的前提下，香港的公共交通得以良性循环发展。

　　正如陈振辉所言，“香港政府与地产商、发展商的关系包含了3个方面：市场（Market）、监督（Monitor）和监管（Regulator）。在市场化运作中，政府首先充当监督者的角色，以保证公平交易，发挥适当的监督角色；而‘监管’这个词的意思比‘监督’更严肃和有力，描述政府更为强势的监管行为。三者相互作用、相辅相成。”

　　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政府可以通过提高成本来控制私家车保有量。几乎每位采访对象，包括政府官员、大学教授和交通规划公司总裁在内都承认――这也许谈不上公平，某种程度上说就是富有的人可以开车，穷人却无力负担这样的成本，但这一举措却平衡了最大限度的公平与效率。毕竟，道路不拥堵会节省每一个人的时间成本。

　　同时，政府也并不会滥用收取的高昂私家车注册、保养、停放、道路使用费，而是将之继续投入市政建设，公开、透明的财政状况让市民接纳起来并不困难。香港运输署前副署长陈阮德徽女士对本刊说，“我们都是平等的。每一个人用多少社会的资源，就会付出多少代价。我们征收私家车的钱，到最后也是去改善公交的。”

　　香港运输署的职责

　　在香港，负责交通运输的部门分类详细，政府总部设有运输及房屋局，陆路交通、水上交通、航空服务和物流服务都在其管理范围之内，而下辖的香港运输署则负责交通运输的具体事务。香港陆路交通情况良好，该部门功不可没。

　　香港历史上共有过3次大规模的整体运输研究规划，每一次均动用了大量政府资源、专业人士与民间力量来完成。第一次研究完成在1976年，实际设计完成为1991年；第二次研究于1989年完成，2001年设计完成；第三次则是在1999年完成研究，预计2016年设计完成。黄良会透露，在第一次研究与第二次研究中的1980年代初期，一批香港运输规划专业人士向政府提出了任何一块土地的城市建设发展容量都必须以交通容量为上限的概念。在推动这一概念10年后，香港政府最终接纳。自此，港府要求“城市规划必须执行可延续性发展的概念”，交通规划可持续规划期限为40年。

　　换言之，在香港，如果一个地区的所有交通方式能容纳的流量为每天10万人次，那么这一地区的所有房地产建设都必须以这一流量为上限。一位与内地政府常打交道的香港工程师告诉我们，“内地也有这样的规划纲要，但内地政府缺钱，如果有地产商表示愿意投资，但要建设高容积率的楼房，比如20万人的面积，就算当地交通流量只有10万人，政府往往也会同意。”而在法治社会为主的香港，这几乎不能想象。曾有一位势力极大的地产商要兴建一栋70层的高楼，但因为那里的交通承载量与高楼的容积率不相匹配，因此政府不予批准。十多年来，那块地一直闲置着。

　　此后的三十余年间，香港运输署一直按照这3次整体运输研究规划来管理交通。

　　为了治理堵车，香港运输署实施了以下的交通政策――鼓励市民利用公共交通，打造铁路网为主、公交线为辅的生活圈；交通基础建设按长远规划，建设策略性主干道或分流道路；透过财政措施控制汽车增长；灵活适时的交通管制。

　　香港很少见到四车道以上的马路，大部分公路都只是两车道，有些道路仅能容一辆车经过，汽车盘山而上，和另一辆车交错而过的刹那，缝隙可能要以厘米计数，不会出事故的原因与大部分道路都采用单行线设计息息相关。在香港，除了宽敞的四车道马路，大多数都是单行线。而且，香港的高架桥、双层路、回转线比比皆是，以弧形分流车辆，辅以单行线设计，确保车速够快，不易引起车辆堵塞。

　　此外，在香港，所有道路的施工都必须遵守详细的施工规范，每开一条路线，运输署、交警和施工企业都一定要反复试开。能否通过双层巴士等都要通过验证，什么时候开始施工、在道路上需要什么标志、会对周边交通造成怎样影响，都有详细规定。十字路口附近设有黄色网格禁区，车辆不能停留，即使绿灯，也要确保穿过网格区后才能通行，确保不会出现车辆互不退让的情况。运输署还在网站上以视频和图片方式将主要干道交通状况公之于众，每5分钟更新一次，令出行者早作准备。

　　不过，从根本上缓解香港交通拥堵的，还是行之有效的遏制私家车数量和发展公交系统策略。

　　在香港开私家车太贵

　　按照运输署提供的数据来看，1999年底，香港的私家车就已达到321617部，而2009年底，这一数字为393812部，与内地动辄翻倍的增长数目相比，收入更高的香港人反倒对买车兴趣不大。白领金小姐这样解释不买车的原因，“上牌照贵，油费贵，停车又不方便，还不如坐地铁啦。”

　　的确，在香港开私家车不算经济。运输署坦承，“这是我们有意为之，虽然这一财政措施不受欢迎，但确实能够有效控制私家车数目。”私家车辆首次登记税被分成4个等级，15万元以内的车课税35%，15万元至30万元以内课税65%，30万元至50万元课税85%，50万元以上部分课税100%。

　　而汽缸容量也会直接决定私家车每年要上交给政府的牌照费。1500CC以内3929元，1500-2500CC为5794元，2501-3500CC为7664元，3591-4500CC则为9534元，大于4500CC的车则要交11329元。养车费也比内地高昂许多。香港无铅汽油每公升零售价格15元，燃油税每公升6.06元。再考虑到开车到市中心要面对的停车难、收费高等问题，绝大多数人索性放弃了买车的念头。

　　事实证明，这些措施十分有用。在运输署出示的一份1980-2009年间私家车数目的图表上可以看出，当1982年5月5日，他们为控制私家车数量而将首次登记税增加1倍、牌照费增加2倍后，香港的私家车数目不升反降，在以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增长速度都很缓慢，直到1990年前后才回升至1981年水平。

　　公共交通系统

　　控制私家车的同时，需要兼顾效率与公平。香港最为人称道的，就是其四通八达的公交系统。只有在一个拥有如此方便的公交系统的城市，限购令和高昂的税费，才不会让百姓怨声载道。早在1970年代，香港通过公共交通通勤的人就超过70%，现在更是超过90%。

　　在香港，通用的公共交通工具主要有公交巴士、铁路和渡轮等。根据香港政府年报，专营巴士、公共小型巴士、的士和非专营的居民巴士每日客运量占到所有公共交通总载客量的60%。而专营巴士更是全港载客量最多的陆路交通工具，每日载客量约占公共交通总载客量的34%。为保证巴士服务畅通，运输署专门划设了巴士专用行车线和错位停站，每辆公交车都只在专门的停车点停靠，不会出现十几辆公交车共用一个停车站的混乱情况。

　　在香港，专营巴士主要由九巴、城巴与新巴3家公司提供服务。九巴主要于九龙和新界地区提供服务，而城巴与新巴则为港岛提供巴士服务。值得注意的是，香港公共交通并不由政府负担，这些专营巴士就不是政府主导，其公司股份也不由政府持有。事实上，3家公司的幕后老板都是地产巨贾。九巴之于新鸿基，城巴、新巴之于新世界，都是港人津津乐道的地产商控制香港的事例之一。

　　地产商主导占据香港主要公交客流量的专营巴士，好处十分明显，公共交通得以与住宅商业所需的配套设施相吻合。黄良会说，“地产商搞交通都有目的，他们控制了巴士公司，就可以规划公共线路，从而将自己的地块地价抬上去。但在市场经济下，这一切也为社会服务了。城巴曾经从沙田开一条线到市中心，开始没人坐，公司为了引诱你，就发免费报纸、免费早餐给乘客，大家慢慢就开始坐。有竞争，服务自然也会上去。”

　　而政府为了监督地产商，在各巴士公司的董事会里，都会派驻两名政府代表。对于地产商来说，巴士公司只是为了自己旗下更大的生意服务，因此也乐于与政府通力合作。有些线路不能赚钱，也有一些赚得盆满钵满。

　　同时，政府拥有为巴士公司定价的权力。现在香港的专营巴士票价调整机制是2006年1月起实施的，巴士公司不能擅自提价，但可以向政府申请调整票价，政府也会保证他们得到合理的回报率。现行的调整制度规定，当局在评估票价时，需要考虑一揽子因素，包括自上次调整票价以来营运成本及收益变动；未来成本、收益及回报预测；巴士公司回报率；市民接受程度；服务质量和一个方程式：工资指数变动×0.5+综合消费物价指数×0.5-生产力增幅×0.5，再将提议上交行政长官和行政会议决定。整个过程会召开听证会，确保公开、透明。

　　总体来说，专营巴士公司的收支状况都十分良好。而且，各家公司争先恐后提供额外服务，如巴士电视、巴士免费WIFI、老人幼童优惠票价等措施以招徕顾客。

　　在专营巴士以外，小巴也是香港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小巴本是1960年代香港社会动荡时期的产物，那时政府需要小巴来提供必要的交通，陈阮德徽女士打趣，“总不能平息骚乱后就过河拆桥”，但政府自1971年后就再没有发过小巴牌照，也就是说，小巴数量只会减少，绝不会再增多。

　　小巴分为“绿色”与“红色”两类，绿色专线小巴的路线、车费、车辆分配和行车时间表都由运输署规定。而红色小巴则相对自由许多，没有路线，没有行车时间表，也可以自己定车费，不过只能在某些固定范围内运营。但得益于灵活，为相对偏远的郊区人民出行提供了许多方便。而且，运输署也通过设立红色小巴停车限制、划定禁区和实施其他交通管理措施来规范管理其运作，确保不会出现混乱情况。

　　除此以外，其他非专营巴士如公屋小区巴士、旅游线路巴士等，也为特定地区的人们出行提供了适当的服务。同样，这些巴士如欲运营或制定票价，都必须事先知会运输署，由运输署批准后方可实施。

　　近年来，香港交通规划策略向轨道交通偏移。目前，香港共有9条运营的地铁线路，都由港铁（MTR）公司运营，每日载客量占公共运输总载客量的35%，已成为香港交通命脉。铁路网络全长175公里，沿途车站逾80个，日均载客约 426万人次。

　　为了能够更好地利用土地，香港政府规划署制定了以铁路沿线地点为核心的发展纲要，以减轻居民对道路的依赖及提高铁路网的效率。香港运输署高级工程师黄文达说：“政府在策划大型土地用途或运输发展时，应该在各运输枢纽，特别是铁路车站，辟设方便和舒适的交汇设施。”香港大学副教授伍美琴告诉我们，“在香港，大型铁路车站上方都会设有交通枢纽，以方便换乘各类巴士。”铁路实际上起到了聚合资源、分流人群的功效。在香港，只要步行超过7分钟的距离，大多数人就会选择坐车，这种情况下，选择轨道交通作为发展重中之重，实在是顺理成章的选择。

　　在香港，常常可以见到大型购物中心或高级写字楼下方，赫然就是让出最黄金的地段给公车总站或行人天桥的设计。如金钟地铁站，上方一段长长的人行天桥，连接着百货公司、高级写字楼和公交车站。这就是政府、开发商与民众博弈的结果。地铁通达之处，自然经济发展加速，居民需要齐聚也需要分流，将寸土寸金的地段出让给公交车站或行人天桥，其实这早在政府招标计划书中写明了――此处应留出一块地方用于公共交通。看上去是亏本买卖，但交通便利了，最终获益者也是商家。

　　在自由市场环境中，公共巴士与铁路交通自然也会面临竞争。香港运输署在其中起到协调与保护市场的作用。仅以去往香港机场的服务而言，各家都花样频出，在维持一定的运营成本下，港铁公司推出去程收费回程免费，巴士公司也可以推出全程半价或一人全价一人免费这样的服务。还有各种免费查询服务、指引服务、报站服务或者WIFI服务，受惠的都是市民。

　　而困扰许多内地城市的出租车增长量不高和“难打车”现象，在香港也并非难事。过去10年，香港并没有再发放计程车牌照，日益增长的铁路交通与公共交通已能够满足大多数交通需求。为了帮补计程车运营费用，港府准许的士在车身放置广告；繁忙时段放宽不准停车限制；准许的士进入各口岸载客；在市区增设多处的士上落客服务点。还专门成立了优质的士服务督导委员会。在陈阮德徽看来，“要解决出租车不够的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发展其他公交。”便利的公交系统，是香港得以保证交通顺畅的重要因素。而且，“公交能够节省资源，小汽车的排放量大，坐的人又少。用公交，是一种资源共享的概念。”陈阮德徽如是说。

　　对人的尊重

　　采访陈阮德徽女士的那天中午，她驱车载我从香港大学回金钟，途中一多半是陡峭山路，仅能通行两辆车。有一段路恰好还可供双向行驶，一辆车从旁边的地下车库缓缓倒出，眼看对面又来了四五辆车，换做是内地，势必互不相让、推推搡搡一段时间才告罢休。

　　但在这里，对面来的那些车都立刻刹住了闸，连同我们的车在内，等那辆车倒完，再各自相安无事继续行驶。

　　这种素质不仅仅只属于住在半山上的中产阶级，在寻常百姓，这种自然而然的遵守秩序也一样常见。旺角街头是足够鱼龙混杂之地，时不时就能听到叮、叮、叮、叮叮叮叮叮的催促行人过马路的声音。然后，红灯亮起。过往车辆可以放心地加大油门。绿灯甫又亮起，即便是盲人，此时也可以径直过街，断不会有车斜刺里冲出来。而在三岔路口，拐弯车辆即便已到了路口，也会先等待还有一段距离的直行车辆先通过再拐弯，直行车辆通常也绝不会减速。

　　所以，内地游客到了香港，多半都会惊叹，香港市区的车速真快！据统计，香港市区公交车速有时能达到60码，大多数时候都稳定在40至50码。而在内地，大中城市的公交车速一般都只能达到20码至30码。

　　这种高素质，也是过去几十年间养成的习惯。究其原因，与社会经济、政治、教育等发展都有关系。整个城市处处可见对于人的尊重。当政府尊重市民，商人尊重顾客，市民尊重彼此时，遵守交通秩序也就成了必然的结果。而一旦市民不尊重交通秩序，或是政府作出有悖民心的事情，自然会有法律来制裁。采访中，所有香港人异口同声，“香港是法治社会，当然能约束政府。”简而言之，在香港，法律最大，政府只是服务的角色。

　　在香港，效率被提到最高，时间就是金钱，港人的步速位居世界前列。港政为人称道的一点是，他们为市民尽可能地创造良好的步行环境。在中环，写字楼依山而建，政府便修建自动扶手梯，方便上班族；在金钟，时不时就有一个过街天桥，政府一样修建扶手梯；而在尖沙咀、在铜锣湾、在湾仔，抬头一望，处处楼宇之间都是空中长廊，为寸土寸金的香港节省了一层成本，将市民步行环境与交通环境隔离开来，安全亦高效。这些空中长廊内部四通八达，有些甚至可以一口气连接十几二十座楼宇，将“空中土地”也利用到了极致。

　　但是，在陈阮德徽看来，“香港的步行情况还是做得不好，有时红绿灯还要等很久，或者要很熟悉才方便认路，还要进一步推动人车分离才行。”

　　香港为什么不堵车，只是个小问题。在解决堵车问题的过程中，香港政府的手段、实施能力，港人在公共空间的素质，更值得我们学习。

　　香港房屋制度 一场公平与自由的博弈

　　香港房屋署助理署长何丽嫦如此解读香港公屋制度的意义：“我们不只提供一间屋，更是提供一个家”

　　弹丸之地的香港，寸土寸金。

　　高不可及的房价，悬殊的社会贫富差距，究竟什么是维持这个700万人口社会稳定与发展的法宝呢？毫不夸张地说，即使放眼全球，香港的房屋制度都堪称少见的成功典范。

　　公屋制度

　　香港政府于1954年开始实施公共房屋计划，经历五十多年社会、政治、经济的巨大变迁，在解决各种问题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一套完善的公共房屋制度。截至2004年3月底，香港居民约30%的人口居住在香港政府提供的公屋，公屋单位的数目，也占全港房屋单位总数约三成。

　　1953年圣诞夜，石硖尾寮屋区发生大火，53000名灾民无家可归。灾民就在附近一带的街道，盖搭简陋的棚屋以栖身。为了尽快安顿灾民，在联合国的资助下，当时的港英政府成立了“徙置事务署”，将灾场辟作“石硖尾徙置区”， 在此兴建多幢7层高的徙置大厦，居住单位主要为86 、120 及2403种，每人的居住面积约为24 ，只有公用厕所及浴室――对于流离失所的灾民来说，已不啻是天堂了 。

　　这被视为香港公共房屋发展的重要转折点。此后，港英当局陆续在各区兴建徙置屋宇，包括黄大仙、李郑屋、大窝口等地。时至今日，徙置区的屋宇多数已被清拆重建，仅在石硖尾，保留着一座已经有五十多年楼龄的“美荷楼”，作为香港最早的一座公屋，被开辟为小型博物馆。

　　值得称道的是，香港政府不仅仅是从社会福利的角度去提供公屋，他们注重成本效益，避免巨额财政赤字，使得这个原本“救急”的产物得以长期运转下去，为低收入阶层提供持续的保障。

　　公屋的决策机构房委会自1988年就从政府中独立出来，成为自负盈亏的财政机构。政府每年会免费批出土地给房委会兴建公屋，建设、管理费用则由房委会自己解决。房委会的收入主要来自公屋租金收入、公共房屋附属的商业楼宇租金收入等。

　　公屋村是香港草根阶层向上奋斗之梦的起点，从这里走出来的高官、大亨、明星比比皆是。半个世纪以来，无数个香港家庭都在力求实现“阶梯上升”――小时候挤公屋，念书工作后挣钱买居屋，再买商品房。

　　为了将有限的资源分给最需要的人，房委会从1987年起开始实施公屋租户资助政策：凡在公屋居住满10年的租户，须两年一次申报家庭收入。不申报收入或家庭收入超过所定限额的租户须缴付额外租金。1996年6月进一步实施维护公屋资源合理分配政策，收入和净资产值超过所定上限或不申报收入和净资产的租户，须缴交市值租金并于一年内迁出所住公屋。

　　港人想要申请公屋，需经过三道严格的资格审核，一旦虚假申报就会被法律严惩，一经定罪，可判罚款20000港元及监禁6个月。

　　“现在对公屋住户资格审查的制度越来越严。”香港公屋联会总干事何伟民对记者说。他指出，大多数香港人都不会去挑战法律，“因为这个代价是非常沉重的，一旦查出来，没有任何人可以帮得了你。”

　　6年前，女星邱淑贞的丈夫、服装业大亨沈嘉伟因被媒体揭发滥用公共房屋单位，而引起一场轩然大波。沈嘉伟出身微寒，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一家6口挤在华生楼一个三十多平米的公屋。发达后，沈家迁入富人区的豪宅。然而，沈母却认定华生楼为其“风水屋”，拒绝将单位交回房署，始终两头轮着住。

　　事件曝光后，沈家声名扫地，最后不得不接受高额罚款，并搬出华生楼。

　　需要指出的是，这些仅以1/4市价租给低收入阶层的公屋，虽然面积狭小，却并非人们想象中“脏乱差”的贫民窟。公屋村外观与普通商品房并无二致，多数坐落在交通便捷的位置，空气清新、绿树掩映，社区内各种设施一应俱全。目前，香港52%的公屋和以后所有新的公屋物管都已外包，都是甲级保安水平。

　　“在香港，不管什么角落都会有屋住。”香港房屋署助理署长何丽嫦如此解读香港公屋制度的意义，“我们不只提供一间屋，更是提供一个家。”

　　居屋的末路狂歌

　　买楼置业，是香港人的头等大事。

　　1970年代，港英政府推出了“居者有其屋计划”，在此计划内兴建的房屋即称为“居屋”。居屋，面向的是那些买不起商品房、又不够格或不愿入住公屋的“夹心层”。如果说公屋类似于内地的廉租房，居屋则是经济适用房。

　　居屋的售价，一般仅为市场价的60%到70%。按规定，只有公屋住户，以及不是公屋住户但符合收入与资产限额条件的人士才有资格购买。前者以绿表申请，后者以白表申请。白表申请人的申请条件每年会根据情况进行调整，最新限额为二人家庭月收入不超过23000港元，资产总额不超过66万港元。在房屋分配中，首先向绿表申请人倾斜，尤其是有老人的绿表申请人。

　　购买居屋还能在贷款时得到诸多优惠。绿表申请人最少只需付5%的首付款，白表申请人至少需付一成。与商品房贷款首付必须三成相比，负担轻了不少。

　　每当有新一期居屋发售，很多银行会推出抵押贷款优惠吸引购房者，虽然贷款利率、现金回赠比商品房贷款略高，但可以免收申请手续费、提早还款罚息等，还款方式也较灵活，很多银行还赠送家居险、火险等。

　　为了确保公共资源得到妥善运用，政府制定了严格的限制――居屋的转让、出租等行为都受到限制。房主必须先向房委会缴付补价，解除转让限制之后，才可把房子在公开市场出租、出售。

　　1997年，房委会设立“居屋第二市场”，以增加居屋的流转量，满足社会对自置房产的需求。凡购入满两年或以上的居屋及通过“租者置其屋计划”买入的公屋，都可以在该市场出售，不过买方只可以是公屋居民或公屋轮候人士，并且也可获指定银行提供的贷款优惠。

　　对于发售的新房和再售房，房委会都会进行清洁、修缮和保养维修工作，对新房，还将提供一年楼宇设施保养。

　　目前，香港共有10%的人口居住在居屋中。在贫富差距悬殊的香港社会，居屋确实在一段时间里解决了一部分香港人的住房难问题，也为中低收入群体向上攀援提供了一个新的支点。1997年，走马上任的香港行政长官董建华提出一个“八万五建屋计划”，即政府每年兴建的公营和私营房屋单位不少于85000个单位，达到10年内全港70%的家庭可以自置居所的目标。

　　谁能预想，初衷良好的居屋计划，在随后几年里给香港经济带来了明显的破坏。大量的居屋投入市场后，两种不同产权模式搅乱了地产市场，加之不完全的竞争市场，导致香港房价持续低迷，土地价格不断下降，政府财政赤字居高不下。

　　2002年，汲取惨痛教训后的港府宣布无限期停售、停建居屋。2006年1月，房委会决定从2007年起每年分两期出售剩余居屋。当2009年所有居屋卖掉之后，“居者有其屋计划”将完成历史使命。

　　往前一步是泥潭，退后一步是福祉。居屋项目的戛然而止，清楚演绎了政府在房地产市场上应有的角色。置业和“居住权”是两码事，政府有责任为有需要家庭提供租住公屋，但是必须减少对私人物业市场的干预。至此，香港的公营房屋计划回归到为没有能力租住私人楼宇的低收入家庭提供廉租屋上。

　　近几年，随着香港经济的复苏，民间买楼热情再起高潮，房价一路看涨。一些民主党、公民党等党派人士批评政府当局的房屋政策，要求复建居屋的社会呼声再起。去年10月，香港民建联对外公布一项调查，声称：超过70%的受访市民要求港府复建居屋，以遏制楼价上涨。

　　多数理性声音却认为，无论从历史经验，还是从理论常识来看，复建居屋都是弊多利少。《信报》等媒体纷纷刊文分析称：居屋从选址到平整地盘到单位落成到出售需时至少两三年，对已火热的楼市来说，根本不会有什么影响；如果碰上楼市低潮，可能被当成是推低楼市的元凶或帮凶，政府将被迫再次重蹈停售的覆辙。

　　2010年2月，财政司长曾俊华明确表示，港府首要目标是提供公屋给低收入人士居住，是当年停建居屋是重大决定， 所以不会轻言复建居屋。

　　当确定新建居屋无望，被称为“末代居屋”的最后一期3000套屋尾货推入市场后，引发看房狂潮，共有超过十万个家庭申请。香港人素来讲究风水凶吉，然而，这一次，就连一套两年前发生姐弟先后跳楼自杀的“凶宅”都被提价成功卖出。

　　在平衡社会保障体制与民众要求、经济盘算以及政治博弈之下，香港政府再次做了务实而精明的抉择。

　　香港人怎么看病？

　　一位在香港生活过的内地居民表示：“香港医疗不是因为看病不贵而著称，其实真正和内地的区别是，他们对医生和医院大体是信任的”

　　2008年两会期间，来自香港的政协委员、香港医院管理局主席胡定旭对在场的内地媒体表示：“内地看病绝对要贵过香港!”

　　这是实情，在生活成本远高于内地的香港，看病反倒比内地便宜得多。根据规定，香港市民在公立医院就诊，CT免费；感冒之类的小病，政府负责63%；需要看专科门诊的病，政府负责95%，而最高规格的手术如肝移植，都是政府全包。一位内地网友在网络上讲述他的香港亲戚去公立医院安装心脏起搏器的真实经历：如安装原价2.5万元的启搏器，自己可以分文不出；但如果想安装价值5万元的进口起搏器，病人就需要支付全价。”

　　对这样的规定，内地人觉得简直不可思议：两种启搏器功效一样，“一个分文不要，另一个要5万，真逗。”

　　事实上，在香港，只要拥有香港身份证，就可以享受免费的公立医疗。在公立医院，患者住院一天的费用是100港元，包吃住，也包药品，而根据估算，公立医院普通病房的成本每天约3100港元，成本远大于收益。这些超出病人支付部分的花销也会在账单上显示，它们是账单中政府支付的部分。一位香港浸会大学的博士在妻子产女出院后仔细看过医院的账单，发现因为自己女儿的出生，政府补贴了差不多6万港币，而他们自己，只交过750元。事实上，公立医院也可接诊非香港市民，但对那些不符合条件的病人，因为没有政府的补贴，他们在公立医院看病的花销往往比私立医院还贵。

　　公私立医院的区别

　　香港的医疗制度大约源于上世纪中叶，最初只是简单地沿袭英国的全民健康服务制度，即主要由政府为市民提供全民健康服务。到1985年，香港开始研究成立脱离政府框架和公务员体系的医院管理局（医管局），接管公营医疗服务。

　　香港的医院分两种，公立医院直属医管局，而私立医院由卫生署管理。公立医院收费很便宜，但为了避免医生过度疲劳，除一些确需的急诊病人外，非紧急情况就诊，均需预约，因为病人较多，预约等候的时间也很长，可能要几天、几个月，甚至几年。

　　在公立医院，急诊根据病情的轻重缓急来确定诊疗顺序，而排队预约基本由电脑完成，即使是有权势的人，在预约公立诊所服务时，也不可能排得更靠前。私立医院虽然收费高，但看病的人少，等待时间相对较短。普通人只要经济不是太困难，有个头疼脑热之类的小病，会优先选择去私立医院或诊所看门诊，只有大病、重病、急病才会去公立医院享受社会福利。

　　数据显示，香港公立医院住院病人占病人总数的85％，门诊病人只占15％；而私立医院恰好相反,住院病人占15％，门诊占85％。这个差别恰好明确了公立和私立医院各自的分工和定位：公立医院的宗旨是，先提供给急需的市民使用，主要以收治大病、重病、急病为主，门诊病人不是其主要服务对象；而私立医院则因为方便、快捷，服务周到，颇受门诊病人的青睐。据统计，在香港的公立医院中，13%的住院、28%的门诊，正是社会上最贫困的10%。

　　医生的规范

　　受益于香港医疗体系的，除了病人还有医生。

　　在香港，只有正式的注册医师才有资格行医，而成为注册医师并不容易，通常需要医学院毕业后完成12个月住院医师的培训，并通过一项资格考试。做医生不易,但因从事的是高技术、高强度、高风险的工作，医生的薪酬标准普遍很高，是典型的中产阶级。初级医师的月薪约有4万港币，高级医师翻倍，而顶级顾问医师的月收入能有20万以上，最顶级的外科医生甚至周薪百万,而香港普通工薪族的平均月薪只有15000元，远低于公立医院初级医师的收入水平（2008年数据）。

　　公立医院医生属于公务员编制，有可预期的丰厚退休金，受到廉政机构的监控，违者将受到停牌、取消退休金甚至追究刑事责任的处罚。在ICAC（廉政公署）网站上，可以找到最近几年受到调查的公立医院职员――一名医生因帮助病人在排号时插队而获罪；而另外两位医院太平间工作人员则因接受殡仪服务提供者约50多万港币的贿赂分别被判入狱18和15个月。

　　在香港，没有红包，也没有药品回扣，香港医生的收入是固定年薪――为了评估医生的薪酬级别，香港政府还专门建立了一个医疗信息系统，医疗管理层可以通过这个系统看到任何一个医生的诊疗行为，并据此对医生的级别进行评价，之后，由政府全额支付工资。

　　香港的医生对病人的关心，不仅依靠医者的职业道德，也是一种需要，医生不好，病人便不来看病，说不定还会投诉他，使他不能晋升。

　　医生的晋升，主要依据是职业道德、临床实际工作能力和医学继续教育经历，对申请者在学历、科研能力、论文发表数量等方面并不做特别的要求。对这种评价方式，一位大陆医生非常认同：医生是一种很注重实践的工作，而香港的评估方式，“一方面有效减少了医师的综合压力，另一方面倡导医师将有限的精力专注于自己医疗水平和实际工作能力的提高。”

　　融洽的医患关系

　　在香港看病仅仅是不贵吗？一位在香港生活过的内地居民表示：“香港医疗不是因为看病不贵而著称，其实真正和内地的区别是，他们对医生和医院大体是信任的。”

　　这种背景下，香港的医患关系比大陆融洽得多，一位年轻的香港医生谈起自己医生资格考试时遇见的“考官病人”：医院的资深医生在考试前会询问自己科室近期曾接诊过的一些典型病人，是否过来帮忙考一下新医生。而通常，病人们都会很爽快地同意，还感到非常荣幸，因为，“很高兴能帮助医师们提高医疗水平，帮助更多的人”。在这些参与准医生考试的病人中，甚至有病人因为住处离医院太远，自己掏钱住在了医院旁边。

　　为什么能达到这种信任？

　　作为香港医管局的主席，胡定旭曾毫不忌讳地回答，“政府应加大投入”，“真的是钱的问题”。

　　香港公立医院的经费主要源于特区政府的税收，由政府通过一年一度的财政预算提供。2008年，香港政府在医疗上的投入占到了GDP的2.6%，而即使在2010年，大陆医疗投入也只占到了财政支出的5.29%，占GDP的1.19%。

　　有政府买单，香港的公立医院就不用像大陆一样，需要病人先缴费才收治。

　　对于内地医疗机构的另外一些顽疾，比如“红包”或药品提成，胡定旭认为，“内地也要首先提高医生的工资，跟药脱钩。”这似乎也是香港医生普遍的想法，一位香港的年轻医生就认为，大陆医生“也许是因为工资太低了”。――这在香港是不可想象的，为了几个小钱而冒着丢掉一份体面职业的风险，犯不着。

　　过去数十年间，香港的医疗保障制度一直行之有效，并以低成本、高效益闻名世界。但随着人口老龄化和医疗成本的不断攀升，政府已经开始感到吃力，也在准备进行“医改”，寻求其他方式帮助政府负担医疗费用。最近呼声较高的一个方法是引导众多有支付能力的中产阶层购买商业保险，在私营医院就医，从而减轻公立医院负担，缓解财政压力，将公立医院的服务转向低收入阶层和弱势群体以及重急症服务等。

　　中西交汇下的香港教育

　　殖民文化下英式教育与双语教学的多元化发展，在时间轴上呈现出香港教育的过去与现在

　　教育是香港公共开支中最大项目之一，预算约占经常公共开支的1/5，占GDP的4%。全港有582 所小学、523 所日间中学及61 所特殊学校，相当于内地一座特大城市的学校数量。

　　吸引本土以外优秀生源来港读书的原因与香港教育的竞争力相关。在《泰晤士报》2010年的大学排名中，香港大学位列全球第23位，超过东京大学，居亚洲第一；香港科技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分别位列第40、42位。良好的教育资源、国际视野下的教育环境都在为香港教育加分。

　　对于普通的香港人来说，教育是从两三岁的幼稚园开始，持续下去，最终实现理想的终身教育。

　　教育改革

　　十几年前，香港的中学里总能见到学生对着课本抄书、背诵古希腊史的情景，与内地无异，考试、升学压力同样让香港学生和他们的家长饱受煎熬。若干年后，情况似乎发生了变化。强调人文关怀、批判思考的通识教育课程走进各中学，成为每个香港学生升入大学的必考科目。

　　通识教育也许是一个契机。与内地倡导多年的素质教育多少有相似之处，它像一个小小的切口，试图解除传统教育方式对学生创造力和实践能力的禁锢。这门以综合人文科为内涵的课程，淡化了知识体系内的细枝末节，转而引导学生在大框架内读通这些内容。除此之外，它有更得人心的办法：你不必再刻板背诵那些远古时期的繁复知识了，把眼光挪到现在，想一想经常吃的汉堡和薯条，与同学们讨论一下“麦当劳化”这个话题。

　　简化细节、走出书本和教室的做法尽管为传统教学带来了惊喜，却也引发了一部分人的反思，“从知识结构看，跨过远古历史，直接跳入近代史，是否也会造成某种缺失呢？”不过，强调当下、务实与保留传统之间此消彼长，多少反映出香港教育的特色：殖民文化下英式教育与双语教学的多元化发展，在时间轴上呈现出香港教育的过去与现在。

　　通识教育只是教育改革中的一小部分。母语教学、“三三四”学制等方面的改革更是将一场教育革命引入香港社会。

　　香港回归后，学生的中文水平受到质疑，推行母语教学以及语文教学是否重要的讨论由此展开。按照现行“两文三语”的语文政策，国际学校实行双语教学，中文学校多数使用广东话，但在之前从幼稚园就普及英语的基础上，一些中文学校从小一便开始推行普通话。“更多时候是混杂着说，课本是英文的，讲解用中文，写作业又用英文”。

　　自1971年推行小学六年免费教育以来，香港的学制是小学6年，中学3年，中四、中五两年高中，中六、中七两年预科，以及3年大学。中五升中六、中七升大学之间分别有两次对学生意义重大的考试：香港中学会考（HKCEE）与香港高级程度会考（HKAL）。前一次考试之后，一部分学生会选择其他课程或者直接就业；而后一次被喻为“大屠杀”的考试，直接关系到能否升入大学，其残酷程度并不亚于内地的高考。

　　为了平衡考试选拔人才的单一性，教改又引入校内评核机制，运用多元化的评核模式，包括灵活的进展性评估，减少量化，多进行分析性的评估，较全面地反映学生在不同方面的表现和学习需要。同时，删除机械式的操练、测验和考试，让学生可以投入更多时间于有用的学习活动。

　　高中阶段的“二加二”学制，把中三以后的中学学习生活分成了两个不同重点的部分，由于学生需要在约一年半的时间内完成一个完整的课程及为公开考试作准备，参加其他学习活动的时间就变得相对有限。此外，两年的中六、中七课程主要是按大学的要求而设定，内容专而深，每个学生所修读的范畴都颇为狭窄，而部分内容也与大学的本科课程重叠。2007年9月，香港推行新的三三四学制，与内地学制相同，即三年初中、三年高中、四年本科。提早一年进入本科阶段的学习，为高等教育提供更大的空间。

　　教育事业和产业

　　当内地的父母把3岁孩子带在身边百般呵护时，香港的家长已经把孩子送入幼稚园学习与群体相处了。在香港，孩子进入幼稚园的最低年龄限制是两岁零8个月。作为香港免费教育的组成部分，学龄前教育通过私立和津贴幼稚园为幼童提供学习机会。

　　两三岁的幼童在幼稚园里能学到什么？分糖果，搭积木，或者做游戏？其实，他们已经开始学英语了，不仅仅从字母A到Z，词汇的难度甚至与内地小学的英语程度相当。在香港，大多数幼稚园都开设了英语课程。在过去的观点里，全英文教学的学校往往有良好的教风和优越的资源，跻身其中无疑是身份的象征。这些分布在九龙塘、港岛一带的老牌名校，多是殖民时代留下的产物，历史悠久、费用昂贵，但也意味着更高的升学率。

　　不过，名校不再是当下家长的惟一选择，多元化的学校体系为他们提供了更多的选择余地。

　　香港人乐于引入西方先进的教育理念。比如在幼稚园、小学阶段，学生已经开始以小组的方式完成Project。课程中间穿插的活动教学将学生从教室里解放出去。

　　在一波又一波的国际化浪潮中，平等意识、团队精神不仅从学校里被教育出来，并且经由教育传播出去。作为一项公益性事业，香港教育的人性化令人感到温暖：相关政策明确把尊重学生的兴趣放在重要位置；小一入学，“禁止笔试和面试，减低揠苗助长的诱因”；中一入学，“并无真正需要在小六升中一的关口设置一个高度筛选性的派位机制。建议立即取消学能测验，免除学生进行无谓的操练”。

　　尽管实行的是12年免费教育，书补费以及各类活动费仍由家庭自己支出。对于低收入的家庭，政府不吝于提供一定程度的教育补助。这些家庭也能向政府申请贷款，在审查家庭收入之后，以loan（贷款）和grant（助学金）两种形式贷出，前者相比利息更低，适用于特别困难的家庭。

　　此外，政府还为那些未能升入大学的中七毕业生提供了各种持续教育的途径：由文誊课程颁出的专业证书及各类计划都为中七毕业生创造就业机会；效仿国外的社区学院与本土大学合作推出校外进修课程；创立类似于内地成人教育的两年副学士学位，不同的是，成绩优异者有机会升入正牌大学继续深造；在政府的相关网站上，你能轻松找到持续教育的学习资料。

　　一边是香港政府不遗余力地推广教育事业，另一边是资本与资源的整合尝试。尽管每年政府给予大学教育足够多的资金，但由于多数学校需自负盈亏，如何有效地利用资源成为摆在高校面前的实际问题：学生觉得学制太短，学业无法按时完成；校方认为长学制容易造成资源紧张，无法延长学制。

　　在中学方面，原先，香港的中学分为5个等级，第一个等级的学校多为政府资助的公立学校，层级最低的第五等级多为私人办学，这种等级模式使得生源自然分层。之后，政府将等级数减为3个，意在淡化这种概念，使生源尽可能均匀地分布在每个等级。政府还提出“一条龙”办学模式，在原来直属和连系学校的基础上，促成有相同办学理念的中、小学合作，连成一气，为学生提供连贯的学习经历，“不放弃任何一个学生”。

　　如何做一个香港人？

　　香港人这么勤奋，都是为了生活过得好一点。为了家人过好一点，便先打好这份工；希望其他人也能活得好一点时，便一起去当义工了

　　新移民的生活

　　从肇庆来的Vivi今年21岁，已经来港两年多，高中毕业后，她并没选择进入星海音乐学院学习声乐，而是追随入嫁的母亲来到了香港。刚到香港的她并不想成为家庭或者社会的包袱，于是四处找工作。

　　她抱怨香港政府在指引新移民安居乐业方面十分欠缺，一切还是要靠自己。她来到劳工处，看到扫地阿姨的工作都需要中五（相当于内地的高二，在香港相当于高中毕业）的学历，还要会普通话和少量英语，大受挫折，原先印象中的自由社会想不到竟四处设限，而她的内地高中学历因为某些原因，并不被香港承认。

　　性格倔强的她虽然“无学历”，但不相信自己找不到工作，于是报名参加了政府举办的“展翅青见”计划，拿到了年度最佳学员奖，通过推荐，最后破例被一所学校录取，开始修读副学士学位（即内地的大专）课程，同时兼职做社工。对此她说：“在香港只要你想读书，一定会有书读，这里自我发挥的自由度还是很大。”而一些对内地人有偏见的本地居民也因为她的表现，开始重新审视大陆新移民。

　　何飞黄来自长沙，从北京广播学院英语播音系毕业后，考取了香港中文大学的国际传播硕士。

　　从小看TVB的剧集长大的他，来港后也一直为能进入TVB工作而努力，班上的内地同学都放弃粤语课的学习后，他还在坚持，学会了听说读写。虽然如此，毕业后的求职还是十分难熬，当时的政府只给外来学生3个月的“工”时间，找不到工作只能走人，而现在，这个时间段已经被延长到了一年。

　　那期间，他打过许多不同的工，包括普通话老师，最后机缘巧合认识了TVB一个部门的经理，获得见工的机会。7轮面试之后，他成为一名普通话配音编导。

　　何认为自己的工作比大部分香港人相对轻松，一个星期的工作量一般是配5集电视剧，一集3个小时就能完成，加上前期准备和改稿的一小时，不算累。而房租对于他来说也不是太大的负担，看病都是找私人医生，平时还经常能跟朋友出外聚会。再过一年他便能拿到香港永久居民的身份，他对此持开放态度，并不排除之后回内地发展的可能性。

　　香港人做事的方式深深地影响了他，就像刘德华在那个公益广告里的台词：“今时今日，这样的服务态度是不够的！”他为此也养成了拼命也要把事情做好的习惯，不少内地跨国企业里，香港人给大陆职员也是这样的印象，他们事无巨细，亲力亲为，因为在一个发达社会里，“爆发”的机会很少，勤勉几乎是工作的必要习惯。

　　对于香港的未来，何认为最后一定会变成中国一个普通沿海城市，但它成熟的社会意识在短时间内很难被内地超越，简单到排队不插队，公共场合不大声嚷嚷，一句“谢谢”和“劳驾”，都需要很长的时间去改变。

　　在很多内地刚来的学生看来，香港最吸引人的地方往往在于其文化生活的丰富，以及公共设施的充足。来港3年的韩烨目前在一家治疗自闭症的NGO里做社工，香港每年大量的文化活动让她感觉非常幸福，大到国际电影节和嘉年华会，小到各种展览，门票价格都对学生优惠，鼓励年轻人积极参与。

　　无论是走在寸土寸金的中环半山区，还是人声鼎沸的庙街，你总能在下一个拐角找到一处动植物园。而更难让人想象的是，香港竟是全球人均拥有郊野绿地面积最大的城市。与此同时，深圳只用了不到30年，就将可用土地开发殆尽，可持续发展的余地严重受限。

　　一直以来，香港主要依靠填海来扩展土地，根据地政总署的资料，自1842年起，香港的填海面积已达67平方公里，占香港总面积超过6%。而多个商业区、新市镇以至机场也是坐落在填海地上。

　　给钱也愤怒

　　如果你在这期文章刊登之时来到香港，街头巷尾讨论最多的就是政府新修改的财政预算案。财政司司长曾俊华在两天时间内，回应了建制派议员的要求，由注资强积金改为直接“派钱”，对象是所有年满18岁的香港永久居民，金额为6000港币，以及减薪俸税七成半，上限6000元。

　　中产的麦先生为此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他的3人家庭，加上父母，透过派钱、退税等一系列措施，最后可变相获数万元资助，这无疑是天上掉下的馅饼。可也有部分人对此持异议，他们认为这笔钱应该用来帮助弱势群体，实现财富的重新分配，以及兴建更多医院和学校。

　　麦先生看得很清楚，香港实用主义盛行，大部分港人就像一群鲨鱼，政府的一块肉已经被撕开，从此这群鲨鱼不会善罢甘休，只会越围越多，越要越多。

　　如今在船务公司负责投资工作的何国华也有类似看法，相比港英时期的政府，他认为现在港人治港，最大的变化就是市民什么都问政府要，公民意识强了很多，也带来很多问题，因为每个人都敢站起来挑战政府，政府变得愈发弱势，威信降低。

　　他认为也许派钱是目前最可行的方法，因为香港人最重视眼前利益，疏于长远大计，政府并无详细的对于未来的合理规划，而对于一部分底层人士来说，这笔钱可说是江湖救急。

　　香港政府每次有公共政策出台，都会引起热烈的讨论，这种从下到上的决策过程在电台、电视谈话节目、民间论坛里屡见不鲜。走在任何一个社区，你都能从挂在栏杆上的区议员竞选横幅里感觉出来，他们鲜有喊口号的时候，更多是用具体的惠民政策来证明自己，小到为社区新建儿童游乐场，大到反对垃圾焚烧厂的兴建。

　　居者有其屋

　　从尖东广场出发到屯门码头，这其中你要搭乘地铁，之后换乘轻铁，驾驶距离约等于从北京的王府井大街到大兴区的距离。如果你在下班时间搭乘，会发现过于频繁的班次令车厢中并不显得拥挤，50分钟后，你就能到达目的地。

　　再步行约5分钟，就到了湖景。这是一片较老的屋，相当于内地的保障性住房，而张永耀和马彩霞一家就住在这里。

　　早在1994年，张就来香港定居，靠卖海鲜为生，而马则是8年前才搬过来，目前在一家酒楼里打散工。儿子今年18岁，每天花一个多小时去青衣上职业培训学校，学习物流管理。

　　三口之家住的大楼很容易让我们想起电影《天水围的日与夜》，抑或《香港制造》里所描述的生存环境。二十多层高的楼房内犹如客家围屋，家家门口四目相对，傍晚楼道里飘溢着柴米油盐的味道。社区内的篮球和足球场里，孩子们迟迟不肯回家吃饭。附近的菜市场里，刚过了人流高峰期，小贩们正把一勺勺的冰块倒在各种海产品上，以吸引下一拨迟来的客人。

　　张永耀一家三口原先在广州有一套宽敞的房子，来到香港后却只能住自租的板房。几十平米的“蜗牛壳”被划隔成了一块块的床板，按铺位收取租金，之后是“等上楼”，如今终于住进了30平米的房子。虽然还是要用窗帘布做成隔间，但这里功能齐备，既有客厅、厕所、厨房，也有儿子和父母的房间，还有电脑房，客厅里还养了一只兔子，不停地抖着耳朵。最实惠的是租金，一个月不到1500块。

　　家里正在放《中国远征军》的电视剧，虽然已来港多年，两口子还是喜欢看大陆连续剧。他们建议我们出去走一下，去看一下屯门的海，说可以望见对面的赤蜡角机场和远处的黄金海岸。

　　马彩霞很自豪地走在社区里，这里的物业都是私人公司负责，却不收任何物业费，一切由政府补贴，治安良好，因为香港的犯罪率极低，全球排名第二，仅次于日本。这跟电影《古惑仔》里动不动就大规模帮派械斗的情景似乎不符，球场里也难见到收保护费的混混们。

　　海边的散步长廊上很多人正在慢跑，地上一尘不染。张永耀指着朝海的一座单位说：“这是私人单位，一套大概要三四百万。”脸上流露出羡慕之情，并且承认自己眼看是没有能力购买了，接下来还是要看儿子――大部分香港人改善生活的梦想，就是这么一步步走出来的。

　　公立医疗难题

　　Vivi学历公证的那段时间，内地香港来回奔波，最后喉咙发炎，去预约公立医院的医生，却被告知要等至少一个星期，无奈，只得去看收费高昂的私人医生。

　　这并不是单一个案，因为没人可以否认，对于穷人来说，在香港看病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尽管公开的统计数据显示，2009~2010年度，香港政府在医疗上的投入330亿元，医疗预算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14.8%，平均每年递增4.9%，支出比例仅次于教育（22.3%）和社会福利（16.3%）。

　　可公立医疗资源依然捉襟见肘，就在3月2日，逾四百名来自不同公立医院的医生，出席了伊丽莎白医院由工会举行的申诉大会，亲述工作苦况及诉求。

　　有医生表示，部门出现断层，每年只有少量新人加入；有医生工作14年仍未获晋升，更要在前线随时候命；有医生透露，高层虽试图解决困局，但同事离职潮未有缓解，昨日又有人递信辞职。

　　入行仅3年的陈医生，在伊丽莎白医院内科部工作，她说为理想才会当公院医生，但人手不足，每症限时2至3分钟完成，有时只能“抄标”，即抄血压、抄脉搏、抄病人有否发烧，想深入问诊都不能，与理想完全不符。

　　屯门医院妇产科主管指出，妇产科医生辞职并非因私营市场“好”（赚钱多），而是忍受不了人手不足还要应付无休止的工作。他说，假如政府不控制内地孕妇来港产子的问题，医管局的服务迟早会崩溃。

　　而据香港一家外资药企的经理介绍，目前香港每年新生儿有五万多，其中有三万多来自内地。香港公立医院80%的产妇、私立医院90%的产妇都来自内地。

　　有香港评论人士对此描绘得甚为形象：“穷亲戚富了起来，现在的内地孕妇不会偷渡而来，不会鬼鬼祟祟溜进公立医院接受免费接生，而是堂堂正正申请个人游，预订私立医院床位，预约金牌产科圣手，算准了产期，一来即生，一生即走，挥一挥衣袖，带走几件名牌。”

　　何国华的很多朋友都在公立医院做医生，带有理想主义色彩，可在工资只是私人医生的1/3、工作量却相当大的条件下，的确很难熬。他认为，正因为政府投入医疗的资金逐年加大，保持了公立医疗系统的优势，才导致依赖它的人越来越多，政府不堪重负，想把病人和医生分流到私立医院去，以减轻负担，一般香港人却并没有能力支付，这就形成了一个奇怪的悖论。

　　迷茫的未来

　　香港的物价一直在攀升，尤其是这几年，有人曾以香港平均月入9800港币为基准，一个人3天的开支来计算，统计过一般香港人的生活消费预算。

　　食:香港人一日三餐多出外用餐，非节日或特别庆典的一般日子，一天约需100元，3天便是港币300元。

　　住:以香港的普通二人单位来算,租金及水电差饷管理费等杂项大约为一个月8000元,一人一天约需港币133元，3天便是400元。

　　行:港人多乘公共交通工具，约需20-50元一天，3天便是港币150元。

　　购物:每月衣履1000元,超级市场日常用品500元,电器用品手机费300元,3天内消费购物预计为180元。

　　娱乐:卡拉OK90元,电影门票50元，健身室会籍一个月500元,即一天17元,美容项目一次200元,正常日子的消费约需391元。

　　预算经费:港币1421元。

　　由此可以看出，这样的消费完全是入不敷出的，学者丁学良也曾撰文说:“香港社会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20岁到35岁的年轻一代的贫困化。香港大学本科毕业生的平均起薪，这几年来下跌得很厉害。即使大学毕业生找到一份专业相关的工作――不是掏大粪，也不是卖猪肉，他们的起薪低的话只有8000多港币。在香港，月薪8000多港币相当于上海的月薪3000多元钱，生活都比较紧张。”

　　1996年八仙岭大火的幸存者张润衡是2009年的香港十大杰出青年，2010年又成为了香港精神大使，没有人能相信当初身上六成皮肤严重烧伤，昏迷3个月，面容被毁、双手只剩下两个指头、听力和视力也受到严重损害的他，如今正读博士，并成了一名心理治疗师。

　　当问起他是否土生土长的香港人时，他开玩笑说，自己的祖宗宋朝就已经定居香港，可谓是地道的香港人。但谈起香港的未来，他却充满了忧虑。

　　他曾作为义工到过深水与露宿者做面对面的沟通，很难相信那里的一张床铺月租竟然需要1300多港币。在他看来，这是香港过度市场化导致的贫富悬殊，政府必须在这方面有所作为。

　　他认为，现在的年轻人几乎看不到有前途的未来，而商品社会还导致了人情淡漠。他曾在博客里写道：

　　许多人称赞我“够拼搏”、“够进取”，够“逆境自强”！相信这是我成为了香港精神大使的原因。然而，当开始寻找原因的时候，其实很少有人会问我，“你为甚么这么拼搏呢？为什么这么逆境自强呢？”其实我跟大家都是一样的，香港人这么勤奋都是为了生活过得好一点而已。

　　我们为了家人的生活过得好一点，我们便先打好自己份工；当我们也希望其他人也能够生活得好一点时，我们便一起去当义工了。所以，我们必须认清楚一件事，我们如此搏命地工作，并不是只为了去供一间只会越供越贵的小单位，更不是为了去付越加越贵的车费同隧道费的！

　　我们必须醒觉，真正的“香港精神”并不是如此复杂的东东，只要一家人开开心心的聚在一起，吃一餐饭，看一会儿电视，简简单单的，也是一份香港精神啊。

　　许多香港人也许心里都明白，在失去了港口优势之后，靠内地的人民币结算，总算保住了金融地位，一旦人民币国际化，香港又该何去何从呢？

　　也许我们不应如此悲观，在今年2月港大民意研究计划的一项民意指数调查显示，对比半年前，5项核心社会指标（安定、繁荣、民主、自由、法治）中，“法治指标”的评分上升至2007年以来的新高，“自由指标”多年来都保持优势，可“民主指标”近年来位列榜末。

　　至于7项非核心社会指标方面，“平等”和“社会福利”指标已跌至1997年以来的新低。10项自由次指标方面，除“罢工自由”外，各项次指标的评分都超过7分（10分为满分），显示一般市民都认同香港是个自由社会，而这也正是大部分受访者认为是香港最值得骄傲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