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严厉肃清中共地下组织的同时，台湾当局大力宣扬对领袖的崇拜。1956年，台湾的小朋友们也加入了崇拜领袖的“合唱”，在儿童节上书蒋“总统”。
不知道再过十年后，人们会以什么样的眼光来看待这件事，但对我个人而言，这件事此时是可以划上句号了。接下来，或许会有更年轻的人在档案室里找到更新的数据，并在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中以他们的生命体验做出他们的总结。但更有可能的是，这件事永远没有真正意义的总结，因为对历史的感受总是随着不同的环境在发生变化，而对于一个社会来说，更重要的倒是怎样努力去维持透明的信息环境，保持开放的民族心胸，让不同的视野相容并存。
2000年12月，我发表在第16辑《老照片》中的《战争后的战争》为自己带来一场友谊，无意间也带来更多的历史探寻。这组稿件披露了1950年中共地下党在台湾被破坏的惨烈过程，尤其是著名的“吴石案”中，原国民党“国防部次长”吴石、副官聂曦，原“联勤总部”第四兵站总监陈宝仓，中共华东局派遣人员朱谌之等四人在法庭上被判处死刑，随后被送往马场町枪决，相关照片首度在大陆的出版物刊出，立刻引起了关注，《作家文摘》予以大幅转载，由于我以几分哀伤的笔调描述这些事情，以致该刊编者竟误以为我是“烈属”。不久，《老照片》收到朱谌之在大陆的女儿朱晓枫的来信（详见《老照片》第22辑《又见母亲》）。朱晓枫深情地回忆了母亲的生平往事，并在信的末尾慨叹：“母亲牺牲在全国大陆已经解放的1950年，至今已52个年头了。她一天也没有享受过解放后的自由幸福生活，更没有盼到与家人的团聚！看着照片，我更加浮想联翩：母亲啊，您虽死犹荣，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朱晓枫的回忆与哀痛，使得这件尘封的往事有了鲜活的现实意义。
还在1999年，为了编辑《20世纪台湾》画册，我遍访台湾一些部门的档案室，以搜寻有价值的历史照片。某晚，我在一家过去很有影响力的报社的图片柜底部找到一袋布满灰尘的照片，纸袋上标注着“奸伪”两个字。打开以后，赫然呈现的是一幅幅血淋淋的枪决照片，发布单位是“军事新闻社”，时间为1950年。这些照片系“国防部”发往特定新闻单位，以便刊在报纸上作为警示之用，不过或许因画面过于血腥，其中的绝大部分当时并未公布过。后来我向该报购买了这批珍贵的历史影像，起先只在小范围内展示给几位历史研究同好，并不确定能否以某种形式向外公开。直 到2000年中，我向台北市政府文化局局长龙应台提到此事，并给她看了这批照片。龙应台决定以文化局的名义在“二二八纪念馆”地下展厅举行特展。今天回头来看，这是一项极为勇敢的决定，尽管过去十年间，台湾掀起一股平反风，尤其1992年“六张犁公墓”发现被枪决的左翼人士的坟地之后，过去白色恐怖的受害者陆续公开站了出来。但他们是作为“白色恐怖的受害者”，而不是以共产党员的身份现身的，这多少还是现行社会条件下的某种权宜、某种隐藏；简单地说，台湾社会还没有成熟到能把不同政治色彩的献身者真正放在同一水平看待的程度。在长达五十年滴水不漏的反共教育后，把共产党员以某种正面形象展示出来，无论其中强调何种人权或人道思想，其结果必然不可能是风平浪静的。
但我们觉得这一关一定要过，一个强调人权是普世价值的社会必须要从自己最阴暗的地方起步，这个标准必须真正内外一致，否则那些漂亮的人权说词和承诺最终只是掩盖自己、打击政敌的工具而已。过去的历史已反复证明了这一点。幸运的是，台北市政府最终同意了这项展览计划。经过两个多月的筹备，８月25日，“1950年仲夏的马场町――战争、人权、和平的省思”特展，终于在“二二八”纪念馆揭幕，将1950年代初国民党政权在台北马场町刑场大肆枪决共产党员与左翼人士的历史客观地陈述出来，文字采用中性叙述，包括1950年初的台海情势、几件重大政治案件的前前后后、中共台湾省工委会被破坏的过程等。还附上了当时的新闻报道、特写以及当事人的自白摘要。由于选题特殊以及新史料的披露，这项展览立刻受到媒体的广泛关注，社会反应极其强烈，说这是该馆开馆以来影响最大的一次展览，应不为过。参观者的心理是复杂的，留言板上出现大量形形色色的感言：“走进‘白色恐怖’，不禁陷入‘红色的迷惘’，这是事实，是历史，是惨痛教训，走出户外，看看眼前的一切，拥挤的人潮，及头上――蓝色的天，珍惜现在，祈福未来，尊重人权，彼此友爱！”“往昔已矣！来者可追，愿今天台湾的人民记取教训，放下仇恨。”“这是中国人的不幸，为政者不可不慎，勿以众生为刍狗。”“很庆幸没有生长在那一个时代，但愿这历史的悲剧永不再来，让恐惧永远消失。”留言中也包含了许多立场殊异、相互抨击的言论，有人说这是替共产党讲话，也有人说这是用另外一种方式帮国民党脱罪。反应最激烈的是台独分子。道理很简单，他们长年来一直宣扬过去反抗国民党的都是“反抗外来政权”。这项展览除了强调尊重人权之外，客观上也指出了一项基本的历史事实，即两岸分裂是源于国共内战的民族创伤，从根本上颠覆了台独的论述。为此，台独分子连续几天在纪念馆外示威抗议，还透过他们掌控的行政机器施压，并对积极促成这次展览的龙应台进行了诸多人身攻击。可见，揭露历史真相确实会引发情感的冲突，带来的痛苦往往会超过慰藉，但社会要继续前进，却只能不断地面对过去的痛苦，并在沉淀中获得心灵的解放，方能取得真正的进步。
至于本文主角朱谌之所涉的“吴石案”，为让读者了解整个状况，再简述如下：据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的记述，1945年抗战胜利后，中共由延安派台籍高级干部蔡孝乾为台湾省工委会书记，先赴上海组织相关干部，1946年４月起，首批干部由张志忠率领由沪搭船潜入基隆、台北开始活动，蔡孝乾则迟至７月进入台湾，并陆续成立“台湾省工委会”、“台北市工委会”、“台湾省山地工委会”、“基隆市工委会”、“台湾邮电职工工委会”等组织。1949年10月31日，国民党保密局逮捕省工委委员陈泽民，根据其供词，于次年1月逮捕了蔡孝乾。意外的是，作为台湾地下党最高领导人的蔡孝乾在一周内即投降，供出所有同志的名单，造成四百多名党员被捕。许多人遭到枪决，情况极其惨烈。保密局在“对本案综合检讨”中称：“……共匪各级组织与忠实程度均不够，一经破坏追捕，即全面动摇，终至瓦解……台共与匪中央，缺乏直接联系，与匪华东局联系时，亦时断时续，迄‘台湾省工委会’破获时止，其电台尚未建立，即可概见，而军事干部缺乏，部队又未经政治教育，工农群众毫无斗争经验，均属失败之主要因素。”
“保密局”的评析未必客观，但在提及“吴石案”的朱谌之时，读来却像是“褒扬状”：“……（二）共匪运用女匪干朱谌之，与台省警务处电讯管理所主任王昌诚（王经查明无罪，恢复公职）之至亲关系办理入境证及寄居王家，以掩护身份工作，此种大胆深入之方式，颇切合秘密工作之要求。（三）共匪运用党性坚强、学能优良之女匪干，担任交通联络工作，极易减少外界注意与达成所负任务。（四）朱匪于捕瞬间吞金企图自杀，证明其应付事变，早做准备，匪干此种维护重要工作，不惜个人生命的纪律与精神，诚有可取法之处……”朱谌之的身份和行踪也是被蔡孝乾和盘供出的，她由大陆来台湾与吴石秘密接触，取走了吴石所转交的重要军事资料，并向蔡孝乾报告工作状况。事成后，在吴石的安排下，朱谌之搭乘国民党空军飞机前往当时仍在国民党控制下的浙江定海，准备搭船前往上海。“保密局”获知后，立刻拘捕吴石，并通知定海方面逮捕朱谌之。据吴石称，1949年初，共产党已占有整个东北与华北，蒋介石下野，和议又起，军中思想混乱，因此他也“糊里糊涂”与共产党发生关系。６月间吴石前往台湾，并刻意将一对儿女留在大陆，途经香港时接受了中共地下党托付的任务。
《老照片》第16辑刊出一年后，2002年，笔者又将更详细的史实刊在《凤凰周刊》上，读者反映强烈。不久后，朱晓枫通过《凤凰周刊》给我转来一信，感谢我提供关于她母亲朱谌之在台湾的信息，问我能否协助寻找其母亲遗骸的下落，希望将先人的遗骨迁回大陆。朱晓枫通过《老照片》与《凤凰周刊》两个渠道与我联系，并在电话中与我作了简短交谈。我感觉，这件尘封已久的旧案可能会变成我的某种新任务，一个情感难以承受其重的任务。
2003年春，朱晓枫夫妇到作者下榻的宾馆商谈寻找朱谌之遗骸事宜
2003年春节，我带家人到大陆旅游，在上海停留时，朱晓枫和她的先生以及作家冯亦同专程由南京赶来看我。朱晓枫74岁了，就年龄而言已是我的长辈，据朱晓枫介绍，朱谌之到台湾后寄居在女婿王昌诚、女儿陈志毅的家中，因此如果收尸，应是王昌诚去收。她还透露，曾通过台湾友人的帮助，找到了王昌诚25年前住在警务处宿舍的地址和电话，不过待托人造访时，才发现该处早已改建为公寓大厦。此外他们也查过台北“六张犁”数百座政治犯的墓碑，其中并无朱谌之的名字。因此，姐夫王昌诚一家的下落便成为惟一的线索。朱晓枫说：“自己现在已老了，惟一的心愿就是死前可以迎回母亲的遗骸。”此外，她还提供了一篇朱谌之的友人陈修良写的文章。陈文说：朱谌之，本名朱枫，出身浙江镇海名门，就读宁波女师时积极参与学生活动，毕业后远嫁东北一富裕陈姓人家，丈夫为续弦，与原配已有子女数人，朱谌之则生下女儿陈倬如（后改名朱晓枫），后来丈夫过世，朱谌之带着女儿回到镇海，并与后来加入共产党的革命青年朱晓光结婚。抗战爆发后，朱谌之投入救亡运动，随着战局恶化迁往武汉，再转往湖南，在那里休养半年，最后又举家回到浙江金华。此时正值国共合作高峰，尤其共产党的政工人员在敌后协助成立各种民间组织。台湾籍爱国志士李友邦将军正召募旅居大陆的台湾同胞，在金华成立了“台湾少年团”与“台湾义勇队”。中共派出了张华、华沙白等人参与成立工作，朱谌之亦慷慨解囊，捐出八百元，以使“台湾医院”顺利开业。同时为了奔赴抗战前线，朱谌之又将８岁的女儿晓枫寄托在台湾少年团，所以事实上，朱晓枫是跟着台湾儿童一起长大的。
至于朱谌之自己则是跟着丈夫朱晓光，在新四军的随军书店工作，因行事干练，被派往上海、桂林等地开展工作，从事左翼文化宣传活动。1944年，朱谌之在上海遭汪伪特务逮捕，不久获释。离开监牢的第二年，朱谌之正式加入中共，1948年被派去香港。1949年，中共华东局为与吴石建立联系，须找一位适当的人过去，之所以选中朱谌之，是因为朱的前夫的女儿陈志毅与其夫王昌诚在台湾，具有一定的社会关系。突然接到上级命令的朱谌之，只好取消返回上海的计划，连续写了几封信给上海的丈夫和女儿，表达对他们的思念之情，尤其是女儿晓枫已18岁，亭亭玉立，正就读于医学院。过去11年的战乱岁月，母女俩只在上海短聚三个月。朱晓枫并不知晓母亲的真正身份和任务，只知她临时决定去台湾，接着就完全失去了联系。1950年代初，朱晓枫被告之母亲已在台湾牺牲，并获颁烈属证明。
接受了朱晓枫的托付，我回台湾后开始寻找王昌诚的下落。我手里有一份朱晓枫的委托书，上面写着：“……代寻姐夫王昌诚（王朴），约1945年前后赴台，1950年任台湾警务处电讯所主任。姐姐陈志毅又名陈婉如、陈远馨、陈莲芬，1920年10月５日生。……”我先从户籍登记着手，由台北警察局公共关系室受理。大约二周后，承办人员来电，说他们过滤了16个“王朴”的名字后，发现其中一位老人的年龄与省籍背景相当符合我的陈述。对方将他的住址传真给我。我大喜过望，没想到这么快就有消息，我很想立即打电话告诉在南京的朱晓枫，但理智告诉我，最好还是有了确切的结果再说。那天晚上，我怀着万分期待的心情，循址找到一间公寓（那是一间专门安置贫穷老人的公寓），我觉得有点不太对，但仍按响了门铃，一位穿着汗衫的老头开了门，一间狭小的居室，屋里有些脏乱。
“您是王朴先生吗？”
“没错，有什么事？”老头一口纯正的北京腔。
“您以前是不是在警务处工作？”
“没有！”
我的一颗热腾腾的心顿时被浇熄了。老头从我的表情变化看出我找错了人，也确认了我不是不怀好意的陌生人，他露出了笑脸，请我进来坐坐。不用多问，眼前的老人代表着台湾社会中典型的故事：从部队退下来，打零工，没有钱没有家，也没想回大陆，一个人孤零零住在狭小脏乱的小居室里。看得出他很想找人聊聊天，但此时我实在没心情，只好匆匆告别。
接下来，我改变了方式，决定借助媒体的力量。2003年８月，我在台湾《中国时报》大陆版发表长文，详述此事，同时在TVBS电视台播出对朱晓枫的访问，海外与大陆一些主流媒体均作了大幅转载。虽然我没把自己的做法和想法告诉朱晓枫，但她从周围感受到了一股突如其来的“朱谌之热”。知道这件事的人多了，一些单位领导也表示了关心以及对朱谌之的诸多赞誉。朱晓枫后来告诉我，八宝山革命公墓已准备随时接受朱谌之的骨灰移灵。不过，尽管作了那么大篇幅的报道，我还是没有接到一个相关的电话，王昌诚或他的后人都没有打电话来，像是一颗巨石投进台湾社会的大海，却没有激起一丝的波纹。我感到茫然，甚至觉得有几分沮丧，莫非他们已经移民海外？这是很有可能的，许多政治犯的家属一旦条件许可就会举家迁居国外，彻底换一个新的生活环境来切断伤心的过去。当然，我也想到了另一种可能性，即王昌诚的家人读到了报道，却不愿意出面，如果是这样，原因是什么？
这期间，我经过南京时，常会和朱晓枫、冯亦同小聚，我告诉他们寻访毫无进展，实在抱歉。不过朱晓枫好像反而看开了，提到母亲时，不像最初常露出的哀伤神情，反而有一股宽慰与笃定。她看我这样费神，觉得过意不去，说实在困难就算了。我未置可否，因为内心确实没底，不过开始琢磨朱晓枫心情变化的背后。我把自己的观察和冯亦同交换意见：骨骸是有形的，即使安葬，过了三代也鲜有人记住；真正活在人们心中的，是精神以及精神的认同。中国人讲究死后哀荣，不过真正的哀荣不是奢华的葬礼，而是为世人所景仰的名声与德行。我在台湾也认识一些政治受难者的家属，他们的先人也是下落不明，不过在获得真相以及为先人恢复名誉后，他们的内心也就大体上平复了。为了追寻朱谌之的下落，我发出了许多报道，意外地使得朱晓枫获得了更多的关切，朱谌之也被赋与诸多的荣誉，这意味着朱晓枫的内心已有一般人所没有的满足。母亲将流芳史册，永远活在世人心中，所以骨骸在哪里似乎已不是那么重要了。
话虽如此，真相呢？我还是不甘心，但一时确实不知道如何着手，加上还要忙着本业，倏忽之间又是一年。直到今年２月间，我突然想到再托一个朋友帮忙试试。这位朋友叫林正修，是台北市前民政局局长。我找他，除了他熟识户政管理人员、现在无官一身轻之外，还因为他生性仗义执言，爱好文史，过去也举办过许多白色恐怖受难者的纪念活动，完全能理解我的追求。更重要的，我有一种莫名的冲动和预感，觉得这次会有突破。果然，两周后我带家人由大陆春节旅游回来后（每年春节，我几乎都带全家到大陆旅游，在玩乐中培养下一代孩子对中国大陆土地的感情），立刻接到正修的电话，他告诉我王昌诚已经过世，不过陈莲芳（陈志毅的别名）还活着，他找到了。正修的话闪电般地劈进了我的心里，如果是王昌诚收的尸，陈莲芳当然也会知道，找到陈莲芳即意味着揭开谜底。三年的寻求，终于要获得答案了。我有说不出的高兴，但或许太高兴了，又有些患得患失，陈莲芳会不会拒绝我？她是怎么个想法？会不会又是空欢喜一场？我一定要审慎处理。连续几天，我都难以入眠，拜托正修帮忙帮到底，不但要把细节查清楚，还要陪我一起去拜访陈莲芳。据正修查出，陈莲芳白天都待在一个老人健康疗养院，晚上才回家。于是，一大早我和正修在这家疗养院下面碰头，他向我出示了一份户籍影印件，上面写着：“王陈莲芳，出生地：浙江省镇海县，父：陈傅良，母：朱氏。配偶：王昌诚（殁）”数据正确无误，这正是我们要找的人。于是我们上了四楼，告诉医护小姐我们要找陈莲芳，小姐客气地引我们到一间复健房，老太太就坐在一个健身椅上，根据资料她已有85岁了，可看上去面色红润。
擅于与民众交往的正修几句嘘寒问暖，老太太也以和颜悦色相报，接着跟我们到另外一间无人的小礼堂去谈话。我开门见山地说：“我受您的妹妹朱晓枫的委托来看您！”
“妹妹？”老太太冲口而出：“我没有妹妹！”
我解释：“她是您同父异母的妹妹呀！”
老太太好像一时还转不过来，觉得我提的名字很陌生，脸色变得凝重而警惕，于是我再提到她的继母朱谌之，她马上响应：“朱谌之是共匪，跟我没关系，我们一家都是国民党。”我发现需要出示一些证明来拉近彼此的距离，于是赶紧从包里找出朱晓枫寻人的委托书，老太太看着委托书上一堆自己的名字，若有所思，神色趋缓，她已经记起朱晓枫这个小妹妹：“我跟她不太熟，不过，她那时候好像不是用这个名字。”往事开始在我们之间架起一道桥梁，我继续追问最重要的事情，也就是我的惟一目的：“朱谌之被枪决后，是您的先生收的尸？”老太太说：“没有，我先生为了这事还被关起来查了几个月，尸体是政府处理的。”“您知道埋在哪里吗？或火化后放在哪里？”“不知道，这件事我们都不知道。”
我失望的情绪可想而知，不过无论如何，我们找到朱晓枫的亲人了，我又问她：“如果您妹妹来台湾，可以来看您吗？”老太太犹豫了，随后说她的女儿在公家机关做事，怕会影响到她。我清楚地感到，老太太心中有一道墙，一道钢铁般的墙。我何德何能，能够溶化或穿越那道墙呢？更何况自己的心头也已笼罩着乌云……话实在说不下去了，只好告辞出来，跟正修在附近的一家咖啡馆里研究下一步该怎么办。照陈莲芳的说法，问题又回到了有关部门，也就是当时的行刑单位、验尸的法医等等，这些单位必然会留下某些记录。正修说：“林郁芳（亲民党籍“立委”，“立法院国防委员会委员”）是我的亲戚，我帮你介绍，林的助理可以跟‘国防部’查阅数据。”接下来的查询工作，涉及到军方，就在现有法规制度上进行即可。根据现在台湾关于档案公开的规定，以及白色恐怖时期受难者补偿相关法律，都可以堂堂正正地查询过去政治案的原始文件。
尽管如此，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后，我还是感到百般的不对劲，好像少做了点什么。过去我一直把重点放在朱谌之和王昌诚，没有考虑到陈莲芳。现在突然想起朱晓枫曾经提到陈莲芳的大姊陈兰芳还活着，身体不好，一直躺在床上，她渴望见到妹妹，写了一封信给她，但无处投递。朱晓枫将这封信的影印件给我，还让我翻拍了一些她小时候在东北的照片，里面就有陈家的全家福。此刻，这些东西都变得极有意义，只是因为我的粗心，那些照片存在计算机文件里，可是影印信却弄丢了。工作有了明确的进展，我马上打电话告诉在南京的朱晓枫与冯亦同，他们非常高兴。大陆那头的朱晓枫说：“我跟她不太熟，可是北京的陈兰芳是她的亲姊姊，她88岁了，很想她，很希望能见她一面。”冯亦同的话更富意涵：“找到还活的人比死去的人更有意义。”我的头脑似乎也转过来了，陈家分离了半个多世纪，盼着团圆的一刻，现在知道彼此都还活着，岂不喜极而泣。于是我又带着相关材料赶回疗养院，陈莲芳和其他老人正在教唱室里唱歌。我耐心地等着，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一会儿，老太太出来了，这回她显得亲切了许多，我先寒暄几句，接着，我拿出了她童年时在东北的全家福。“你怎么有这个……”老人语塞了，她凝视着照片，久久不能言语。慢慢地，她开口说起东北的事情，谈起了她的父亲；我说她的两个哥哥已经过世，可是姊姊还在，身体不好，希望死前能见她一面。她显得讶异，旋即露出高兴的笑容。不过，对于双方重新联系，她却迟迟无法决定，她说：“主要还是怕影响到我女儿，让我再考虑一下。”至此老太太已不当我是全然的外人，用惆怅的口吻谈到家里的事，谈到过去的事，她说：“那些名字都是我在保密局的化名……”
听到此话，我彷佛脑袋充血，眼前一片空白。后来几天我一直骂自己笨，正如正修告诉我的，通过户籍档案是找不到王昌诚和陈莲芳的，因为他们压根在躲着不让人找到，两岸相互探亲通商已经快20年了，两边有亲戚的，别说是通信见面，就是买房子盖工厂的也已不计其数。王昌诚夫妇不仅没回过大陆，甚至刻意躲避亲人的寻访，避开他们经验法则中任何可能的危险。道理似乎很简单，发生在那个时代的那一案件，正是一个共产党特工寄居在国民党特工家中以执行重大任务，而两人是母女关系。回想陈莲芳说的一些话，我感到恍然大悟，一切都是合乎逻辑的，我没有资格做任何道德评断，因为那终究不是我的人生，我未曾为此出任何代价，但想到当年所有当事人身心所面对的，不禁有一丝毛骨悚然，陈莲芳的忧虑今天早已不成问题，问题是我们没有办法让任何人的人生重来一遍。接下来的几个月，我来往两岸，每当飞机穿越海峡，脑中忆及三年来所追寻的，常有不知身处何方的恍惚。事情已彻底超越了我的能力范围，原本我向陈莲芳承诺，如果她不愿意，我不会把她的电话和地址交给她在北京的姊姊，但后来我违背了这个承诺，因为我觉得自己没有阻绝亲情的权利，她们姊妹间的任何事情，都应由她们面对面来决定。据我后来所知，陈兰芳打过电话到陈莲芳家，得到的回答是“没这个人”。由于我的无能，原本家庭团圆的喜剧最终没有促成，也由于自己的食言，我也没有脸面再问陈莲芳任何事情，只是偶尔想起小学时课本教的：“海峡的水静静地流，上弦月，月如钩，勾起了恨，勾起了仇……”我们曾经被这样灌注，两岸中国人流的鲜血好像只是为了换来更多的深仇大恨，或是换来更令人仰望的主义与领袖。我想这绝非流血的人所愿，我相信他们一定愿以自己的生命换来更宽广的世界：敞开的心胸，宽容的情怀，一个理性与法律超越个人权力欲念的中国……
五月间，两岸情势出现重大变化，国民党主席连战与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先后访问大陆，中共总书记胡锦涛热情接待，双方签署文件，表达追求中华民族美好未来的共同目标。电视上不断播出欢迎仪式的热烈画面，鲜花、呼喊、感人的致词以及无尽的笑颜……与此同时，台湾有关当局对于我们通过林郁芳所提出的档案查阅申请案，作出正面响应，他们还派人拿着原始文件亲自前来说明，其中确有新发现。与朱谌之骨骸下落有关的文书有两份，一是1950年９月底，陈莲芳写给“军法局长”的一封信，此时离朱谌之被枪决已有三个多月，信的全文如下：“窃民继母朱谌之误入歧途，致受国法制裁，此固有应得，百死莫赎，惟民每一念及先严养育之恩，则又不免戚戚于怀。据闻先继母全部遗物现由钧局保管，拟恳准予赐发，由民收存以资留念，并备他日迁运先继母遗骸归祖茔之用，临呈不胜迫切，待命之至。”不久，“军法局”回致陈莲芳一份公函，同意所请，文曰：“……据请领朱谌之遗物一节，准予具领，仰即持批，携带该民身份证前来结领。”有关当局根据这两份文书回函林郁芳办公室，指出：“……朱谌之因吴石等叛乱案，于39年（1950年）５月30日经本部判处死刑，同年６月10日下午４时在台北市马场町刑场执行枪决伏法，前军法局当日即函请台北市政府卫生局火葬管理处派员领埋其遗体；另朱谌之遗物系由前夫女儿陈莲芳结领（由陈莲芳39年９月27日所具请领遗物报告转述“并备他日迁运先继母遗骸归葬祖茔之用”以观，朱女士遗骸似已由其领回），检附其请领遗物报告及前军法局批答复印件各乙纸，请参考……”
2000年8月，台北市长马英九参观“1950年仲夏的马场町”特展，看着一幅左翼人士遭枪决的照片，他神色凝重，旁边为文化局长龙应台。这项特展，代表马英九主政的台北市政府公开承认过去的错误，给予受难人家属赔偿，并追求民族内部的和解与团结。
显然，有关当局人员根据陈莲芳的陈情书的文字觉得她已领回了朱谌之的遗骸，不过他们也承认没有发现陈莲芳签署的遗骸和遗物的领据，而吴石案中枪决的所有人士的遗体和遗物，都由其家属签下领据领回，包括吴石的家属也有，惟独没有朱谌之的。
我跟陈莲芳本人谈过话，加上眼前的文件，可以认定陈莲芳确实没有领回遗骸和遗物。1950年６月10日，朱谌之枪决后即由台北市卫生局火葬管理处派人送去火化，然后埋在台北某处。三个月后陈莲芳写了一封信向“军法局”陈情，希望领回继母的遗物，以便有朝一日连同遗骸归葬大陆故里，“军法局”也同意了，并具函通知她来领，但她却临时改变了主意，没有来领，为什么？是什么事或什么人阻止了她？让我颇为讶异的，是她信中所流露的对朱谌之的自然感情，与她初次与我们碰面时冲口而出的“朱谌之是共匪”截然不同，到底后来又发生了什么？她自己也被严重牵连了吗？还是她的政治信仰最终战胜了亲情？
我已经没有能力再追寻下去了，因为历史毕竟不能重演。我可以确定的是，朱谌之已永远安息在宝岛的土地上了。台北市卫生局火葬管理处这个单位早已没了，相关文件也已不知去向。越到后来，我越发觉自己真正追寻的并非朱谌之的遗骸，而是试图回答许多中国人心中都有的疑问――海峡的风、海峡的雨让它更显沉重。但这个问题绝不只是关于这道海峡，而是所有愿意付出自己生命、让下一代活得更好的中国人都曾问过自己的。本来我的工作到此已经可以划上句号，但是冯亦同建议我把整个过程平实无误地记录下来，作为对中国人社会的交待。
十多年前，流行音乐制作人童安格有一首传遍大街小巷的歌《其实你不懂我的心》，作为落笔后的心情，我倒觉得应该是“其实我们懂得彼此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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