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灯下的斗争:台湾性产业
卖淫合法化的计划在妇女和工人权利组织间引发大辩论 / Jonathan Adams
娜迪娅,一位台湾性工作者,走在一间从前的妓院的过道里。
台湾台北――巨额的债务将她推入卖淫的行列。现在,经过几次失败的尝试,她作为一个自由经营的站街女接客,行情好的时候一个月能赚到3000美金。
这个收入还不错,她说,但有一个问题:警察。在台湾卖淫是不合法的,她有好几次被警察拖到监狱关了三天,或者处以高达1000美金的罚款。
她说,如果按照现在的计划,性产业在一年之内合法化,那么她的工作状况就会得到改善。
“那我就能更放松地工作了。”这位只给出“娜迪娅”名字的性工作者,在台北进行的采访中说道。“那我就不会这么担心警察,担心他们来抓我。我也不会害怕任何人威胁我。”
娜迪娅是台湾数量估计在80000到100000的性工作者中的一个,这些工作者包括在俱乐部和卡拉OK包房中提供快餐式性服务的女招待。她们正处在争论的中心:卖淫是否应当如计划在下一年实现合法化,如果是的话应该以何种形式出现。
台湾的决定对于亚洲国家具有暗示意味,除此之外,还要争取在社会秩序的要求和性工作者权利保护之间取得平衡。
卖淫在全球范围内70多个国家是合法的,在100多个国家是不合法的,在其他国家是受限制的。(分布图见下)在亚洲,泰国和菲律宾是著名的性旅游目的地,尽管在这两个国家都有针对卖淫的法律禁令。中国法律上禁止卖淫,但在寻求改变和严厉打击之间举步蹒跚。打击的方式如将卖淫者和嫖客示众(这里有报道)。日本法律允许短期交易的性服务,并有着发达的性产业。
在台湾关于合法化的辩论引起了妇女权益组织和劳工权利组织之间的对抗。前者认为性交易剥削妇女(相关报道),充斥着人口贩卖和诱骗未成年女孩的行为。
来自希望花园基金会的王悦皓说道:“我认为这不仅是工人权利的问题,性产业对于性工作者和她们的家庭都是巨大的伤害。”
但性工作者权益组织认为,性产业并不会很快发展到随时随地,禁令往往事与愿违,而卖淫应该得到像其他劳动一样多的尊重和好的工作条件。
“他们贡献社会,但社会却给他们最低的地位。这是最不能接受的事情。”来自性工作和支持者联盟(COSWAS)的简佳颖说道。很多其他国家的性工作者权益活动家赞同他们的看法(相关新闻)。
在台湾这个问题的一部分原因是法律没多大意义。COSWAS说,卖淫在之前的几十年一直是合法的;但从1990年代开始,卖淫在《社会秩序维护法》的规定下受到惩罚。皮条客,中间人和人口贩子在刑法的范围内受惩处,最高处以5年监禁或3300美元罚款。嫖客则完全不受处罚。
这意味着为付钱买性交易是完全合法的,但出售性确是犯法的。台湾法院在2009年发现该条款违反宪法(请看报道),并要求明年11月之前做出修改。所以政府计划废除对卖淫的处罚,并对一些做法进行了辩论,如在台北设立合法红灯区,或者允许有五到六个妓女的小型妓院在城市的任何公寓之外的角落开展他们自己的生意。
妇女权益组织对两种提议都不赞成。希望花园的王说由于百分之九十的性工作者都是女性,“我们认为这不是性别歧视的事情。”他们希望至少法律应该保持现状,或者最理想的情况是将付钱买性的行为也视为非法。
他们说,政府应该做更多的工作帮助卖淫者设法脱离性产业。“我们要给他们其他的选择,这样他们才不会认为他们必须出卖身体才能解决家庭问题。” 王说。同时他们说,社会有责任尽可能地制止有破坏性质的产业。王说道:“你不可能通过使卖淫合法化来提高他们的生活和权利,他们仍然要面对歧视和被黑社会控制。”
但与此同时,COSWAS正在努力改善性工作者的公众形象。他们的理想是完全合法和公开的性交易,因此获得执照的妓女可以采纳第三方服务来帮助使其市场化,并获得更多的利润。
娜迪娅 (Jonathan Adams/GlobalPost)
COSWAS的王芳平坚持认为:“你需要完全使性产业合法化,这样才能保护性工作者的安全。如果中间人仍然不合法,那你还是有一大堆问题。”
他们说,如果产业合法化,妓女们可以拿到70%到80%的钱(其他的分给皮条客或其他中间人),而现在大概只有60%。
在COSWAS安排的一次访问中,GlobalPost采访了娜迪娅来寻找现实的街头。
采访的地点是一所远在1950年代曾是妓院的房子里。它处于台北市一个混乱的旧商业区,挤在一个狭窄的街道中间,充斥着隔壁寺庙里飘出的熏香气味。这栋建筑现在用于合法的健康和咨询服务。里面是斑驳的墙纸,幽暗的房间和挂着珠子的帘子。
这里附近还有七八家非法的小妓院,不过“你得知道它们在哪”, 王说。
在二战后的几十年间,这里和其他台北的妓院和俱乐部曾有过忙碌的生意,部分是得益于美国军人们的稳定光顾。台湾在1979年与美国正式关系破裂以前有巨大的美国基地,而且在越战期间这个岛曾是休闲和娱乐目的地。
据王说,到了1990年代,受纽约鲁迪&#・朱利亚尼影响的台北市长,为了获得保守的中高层选民的支持,将支持反淫秽行动作为一项宣传手段。在台北之外,只有20%到30%的合法妓院在法律空隙中仍能保持开放。
穿着蓬松的亮粉色冬季夹克,娜迪娅坐在一个小办公室里,干瘦的手指上戴着两只金戒指。她看上去三十来岁。(当问到年纪的时候,这位骨瘦如柴的性工作者说:“你干吗不猜猜我的年纪?”)
娜迪娅的经历不能单纯支持合法化辩论的任何一方。她反对妇女权益组织的论点,至少对于像她这样的自我经营的性工作者而言。(她说,“我们完全没有剥削,我们没有老板。”)但她讲了一个令人难过的故事,也很难支持合法执照的方案。
当问到她是如何进入性产业的时候,娜迪娅小心翼翼的表情变成了带着哽咽的悲伤。她说她的前夫在2006年离开了她,并遗弃了一个现在已经7岁的儿子。背负着巨额的债务(她不愿解释是因为什么欠下的),她开始了卖淫。但她开始的尝试并不成功,“这工作没有看上去的那么容易”,她说。
开始她加入了一个“泰浴”机构,客人在那里从成排的女孩们中选择对象并花大概65美元进行一个小时的沐浴,按摩和性交易。她从每个客人那里只拿到35美元,其他的要交给老板。这点钱太少了,所以她只干了四天就离开了。
然后她在一家地下SPA工作,这家SPA有一个专用电梯,需要钥匙才能进入。这里的条件更差:一次交易150美元她只能拿到50美元。一个月以后,她转到一个性“工作室”,在这里她从每个客人的100美元中拿到65美元。“无论在哪个地方,我的抽成都是不公平的,而且还有到哪去找客人的问题。”她说。
所以她开始到街上站街。至少现在她可以选择自己的客人,拒绝任何看上去可疑的人。她15分钟收费35美元,除掉房租和所有其他费用一个月可以净赚2800美元――不过她说,后来通常的收入是1500到1600美元一个月。
她每周工作60小时,每周只休息一天,住在一幢还有其他50多个性工作者的房子里。不管妇女权益组织怎么说,她说她跟黑社会没有关联,还说性工作者不得不寻求黑社会帮助的唯一原因是这个行业不合法。
坐在她边上来自COSWAS的简说,“我不能说没有剥削,但我想她们比绝大多数工作者受的剥削要少得多。”简补充道,改良派想将妓女们转移到其他工作岗位的计划通常只能提供她们出卖身体所得收入的一小部分。娜迪娅说,“我愿意换份工作,但我没能力做其他的工作。”
现在娜迪娅担心的不是黑社会或者皮条客,而是警察的圈套。他和COSWAS声称台北警察会定期通过安排朋友或者付给第三方费用来接近妓女并设陷逮捕她们。一旦性工作者跟他们协商价格,她就会破产;而同时客人则被当作是违法行为的“证人”但免于罚款或拘留。
COSWAS去年组织过反对这类陷阱的抗议活动,呼吁市长终止他们。但基于有关性交易的新规定还处于不明朗的状况,该组织和娜迪娅说,现状并没什么大变化。
“我害怕警察,而不是我的顾客。”娜迪娅说。
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