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菲特的儿子不拼爹靠什么活?几乎没拿父亲一分钱

　　在那之后，为了亲自了解贫困的现状，霍华德拜访了142个国家，包括非洲所有54个国家。一年有200天，他都在路上，不只一次被用黑洞洞的枪口指着，他还曾被威胁、被逮捕、被扣押。他遇到过真正的非洲军阀。一次和猎豹的相遇给他的右前臂留下了伤疤。

　　为了实现目标，推动慈善工作，霍华德开始结交政府高官。他参加过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对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很有好感，还资助了布莱尔的“非洲治理促进会”。2014年，卢旺达总统保罗·卡加梅在迪凯特花了一天时间学习操作霍华德的联合收割机。

　　然而，霍华德更喜欢和他希望帮助的人交谈。(谈到达沃斯时，他说：“我得承认，我去过一次，再也不会回去。那不是适合我这种人的地方。”)“他更喜欢亲手抓起泥土，将玉米秆从地里拔出来，询问农民实际的问题，”世界粮食计划署的劳拉·梅洛说。她曾和霍华德一起到了埃塞俄比亚、中非共和国、布隆迪、埃及、萨尔瓦多、危地马拉和尼泊尔考察。“农民们都很吃惊，因为他们认识到和他们交谈的人是他们中的一员。”

　　去年夏天，在拜访霍华德位于南非林坡坡省的研究农场时，他开着一辆丰田越野车带着我穿过广袤的灌木草原，车在崎岖的土路上蜿蜒前行，绕过石头和沟渠。他依然穿着工装裤和登山靴，这一次的T恤上印着“内布拉斯加”。他不时放慢车速观看成群的斑马、黑背豺狼、非洲大羚羊、黑斑羚和牛羚。偶尔有人会向他招手。偶尔他会停下来和路上的临时工交谈。通常这些人根本不知道他是谁。“我的朋友问我为谁工作，”霍华德雇佣的一名年轻的南非白人告诉我，“他们只知道他是‘美国人’。我说‘他其实是个非常富有的名人。’他们说，‘你就吹吧’?”

　　迎难而上

　　在迪凯特美式餐厅吃完早餐后，霍华德和我乘坐他的卡车开了几英里，来到他的一处研究农场。霍华德的基金会拥有4座研究农场———迪凯特的占地4400英亩，内布拉斯加的占地1000英亩，亚利桑那州东南部沙漠中的占地3900英亩，南非的农场最大，占地9200英亩。在这些研究农场上，来自得州农工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和普渡大学的科学家们专门研究如何在水资源匮乏，土壤贫瘠的条件下种植作物。在南非，基金会正在尝试栽培14种不同的覆土作物———包括豇豆、扁豆和木豆———检测究竟哪一种最有助于减少水土流失和提高土壤养分。在亚利桑那州，基金会复制了贫困非洲农民面临的条件：干旱、很少或没有肥料、用公牛耕地。此外，他们还在测试水分和农作物产量的精确关系。

　　“在右边，”他指着田地说，“这些没有用氮肥，基本上没有用肥料。我们用传统的方式耕作。”驱车继续前进。“这里的第二块地，使用了一半的化肥。”我们经过更多的农田，大片的棕色土地，很快来到一个巨大的棚子前，里面装满了各种农业工具和机器。其中一台约翰·迪尔S690联合收割机是同品牌最大的型号，售价50万美元，堪称美国农机技术的典范。此外还有一台约翰·迪尔9330拖拉机，轮胎的高度就超过5英尺(1.52米)。

　　霍华德不断地介绍各种农机，兴奋得像个被玩具包围的男孩。他指着他的垂直耕作机、他的空气播种机、他的耕地机。这些都是支持美国中西部农民工作的基石。先进的机器再加上世界上最肥沃的土壤、大量的灌溉水、作物保险、慷慨的农业补贴、宽松的贷款、公共谷仓、高效运作的市场和最新的科学知识。

　　天气炎热，霍华德的额头上布满汗水。他爬进9330有空调的驾驶舱，我们开始沿着刚种下黄豆的土地前进。拖拉机实现了完全自动化，它的行驶路线是预先设置好的，可以自动修正，精确到英寸，由全球卫星定位系统和俄罗斯全球轨道导航卫星系统发出的20多个信号指引前进。这台机器堪称农业高效率的例证。“想想要在非洲实现这一切需要什么!在非洲甚至连轮胎和正确的燃油都买不到!”他停顿片刻，摇了摇头又补充说，“当我想到非洲农民面对的困难……”

　　随着基金会的成长，霍华德的捐赠更有目的性。在很大程度上他依然依靠直觉，根据自己在旅途中的所见所闻(基金会不接受任何提议)，但他资助的项目越来越大。比如，2013年，他的基金会和约翰·迪尔农机公司和杜邦先锋良种公司在加纳的阿善提地区创建了免耕农业中心。在内布拉斯加大学毕业的加纳农学家科菲·博阿的领导下，这个中心培训小农场主用高产的养护种植方式来代替破坏性的刀耕火种。最近，基金会和卢旺达政府合作，承诺投资5亿美元在卢旺达全国推广保护性农业。

　　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其他地区，霍华德和“非洲种子系统”项目负责人约翰·德维里斯合作，给当地的私人种子公司提供启动资金，不同于跨国生物公司，这些小公司致力于研发适合本地特殊小气候和地形的作物品种。这项工作非常艰巨———适合津巴布韦高地的高粱种子在莫桑比克的热带低海拔地区可能根本不会生长。要开发出理想的后代，可能需要多年的选种和人工交叉授粉。为了将正确的种子送到边远地区的贫困农民手中，他还帮助小商贩在非洲村庄开办商店，教他们基本商业技巧，给他们必要的培训和工具，让他们更好地服务顾客。

　　投资最危险的地方

　　也许最了不起的是，霍华德·巴菲特基金会的援助地区已经被大多数国际慈善家和捐款人放弃，因为这地方被认为太不稳定、太危险、太腐败，简而言之没有希望。一次又一次，在世界最危险的一些地区———索马里、中非共和国、民主刚果共和国———当其他慈善机构纷纷撤退时，霍华德却加大了他的承诺。2011年，南苏丹脱离被战火分裂的苏丹，成为世界最新的独立国家，美国国际开发署和霍华德·G·巴菲特基金会联合发起一个1000万美元的计划，用于推动当地的农业发展。情况非常危急，南苏丹超过半数的人口生活在极度贫困中，每天的生活开支只有一两美元。人们拥有的土地少且贫瘠，种出的东西根本不足以果腹。

　　在项目启动后不久，南苏丹爆发战争，美国国际开发署撤出。霍华德深感沮丧，但毫不退缩：他独立担负起了整个项目。“你不能开始了一个1 0 0 0万美元的项目，等子弹开始飞舞就立刻退出，”他说，“除非愿意承担风险，否则一开始就不应该进入南苏丹。这些挫折都该是预料之中的。这也是决策的一部分。”

　　由于无需依靠外部捐款人资助自己的工作，霍华德只需要对自己负责，这是很多做慈善的人无法想象的奢侈。这让他能够在不稳定的地区工作，投资其他人避之不及的复杂、高风险项目。“在援助开发领域，很少有人会说，‘见鬼，这可能行不通，很可能无法成功，但必须有人来做这件事，’德维里斯说，”霍华德是个例外。“

　　“霍华德·巴菲特最让我敬仰的地方是他的勇气和诚实，哈佛大学国际开发研究教授《新丰收：非洲农业创新》一书作者卡雷斯托斯·朱马说。朱马认为，很多的捐款人对非洲认识不足，低估了当地的挑战，或是太想当然。霍华德的努力最终也许同样会失败，但如果成功，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他了解自己试图解决的问题的复杂性。

　　霍华德将自己的基金会当作某种孵化器。他毫无歉意地告诉我，在初期，由于错误决策，他“浪费”了超过10 0 0万美元，但这让他吸取了宝贵的教训。在他看来，慈善工作的使命就是资助政府和其他大投资者通常回避的项目。“只有通过失败才知道什么方式是有用的，”霍华德说，“我可选择安全的项目，取得不错的成果。或者，我可以投资高风险项目，愿意承担1000万美元的损失。按照我做事的方式，失败在所难免。”

　　这种敢于冒险的精神可能源于沃伦·巴菲特的教育。他鼓励孩子们不要惧怕失败。“我告诉他们，除非经历过失败，否则他们的人生将是失败的，”他说，“慈善事业的本质决定了你们一定会失败。在商场上，我总是寻找轻松项目，我会分析数千个投资方案，等待最轻松容易最适合我的一个。但做慈善恰恰相反：你们面对的将是没有轻松解决方案的艰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