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至迟从克林顿执政时期起，美国统治集团就高度重视亚太、特别是东亚区域的增长潜力：克林顿政府提出了“新兴大市场”战略;奥巴马当政以后，美国政要对东亚区域的增长潜力评价更高，奥巴马早就自称是美国历史上首位“太平洋总统”;2010年，时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夏威夷发表讲话，称：“我们知道，21世纪的大部分历史将在亚洲书写。这一地区将出现这个星球上最具变革性的经济增长，亚洲的许多城市将变成全球商务和文化中心。”
既然现存的亚太经合组织以自主、自愿为特征的运行机制难以满足美国主张迅速、有强制力地开放自己占优势市场的要求，更不用说满足美国强行给贸易增加许多政治要求的主张，在亚太经合组织内部拉拢小圈子、另起炉灶，就成了美国的“理性选择”。
因此，2010年3月15日，美国、智利、秘鲁、越南、新加坡、新西兰、文莱、澳大利亚八国经贸官员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开启“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首轮谈判之前，奥巴马就表示，TPP谈判将为贸易协定提供一个新标准——不仅有利于(美国)工人、商业和农民，而且“会与我们最为珍视的价值紧密相连”;美国贸易代表罗恩·科克也声称，至少在2015年前，亚太地区经济增速将高于世界经济平均增速，而建立“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将确保美国在这个富有活力的市场中占据一席之地。
其次，美国希望掌握区域经贸协定主导权，从侧面包抄，最终按照己方意愿塑造世贸组织多哈回合及以后谈判面貌。
第三个目标，是确保美国霸主地位，遏制中国挑战。从国际政治经济竞争全局的背景上考察，我们可以对美国力推TPP的意图看得更加清楚。
由于从次贷危机发展而来的全球性金融经济危机源于美国，因此不像1990年代发生于新兴市场和欧洲的历次国际金融危机那样巩固了美国的霸权地位，而是不可避免地削弱了美国的软硬实力;在这次危机中表现相对良好、国际经济政治地位相对上升的中国等国家不仅集中于亚洲，而且在政治制度、文化传统、种族构成等方面是美国的“异类”。
实力对比的变化，令美国这个守成霸权产生了危机感，2009年以来高调宣布“重返亚洲”、推进“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等一系列举动，就是美国力图巩固阵脚、遏制新兴大国上升势头之举。
同是新型“帝国特惠制”，TPP的影响可能比TTI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更大。因为TTIP是发展水平差不多的美欧双方组成自贸区，而TPP的12个成员方美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文莱、墨西哥、智利、秘鲁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如果能够接受TPP，那么意味着TPP规则能够为多种类型、发展水平的国家接受。
二、TPP能够撼动中国吗?
TPP真的能如某些人所言那样，对中国外经贸和整个国民经济产生“致命冲击”吗?在笔者看来，答案是否定的。
毋庸讳言，TPP可能从以下方面冲击中国经济：通过区域经济一体化造成贸易转移和相关的产业转移，金融开放条款若适用于中国可能加大国内金融风险;国企和竞争政策内容;知识产权;国际投资;政府采购;等等。这些条款倘若在国际贸易领域大面积铺开并适用于我国，那么就意味着我国产业发展政策的工具需要发生深刻变化。
此外，TPP的劳工权利、透明度及反腐内容倘若适用于我国，可能成为外部势力和内部政治异见势力撬动我国国内政治稳定的杠杆，美国也有可能利用透明度与反腐等内容掌握国际政治的道义制高点，并将其运用于国际政治斗争。
然而，这份协定在谈判进程中就掺杂了当事国决策者太多个人私利动机，因而未必非常严密——
为了创造政绩，对于多数出身法学专业教育背景、甚至有律师执业经历的美国政治家和高官而言，与在既有制度框架下干出实实在在成绩相比，去制定新的法规、贸易协定更能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至于新的法规、贸易协定之类执行成本和真实效力如何，往往是放在相当次要地位考虑的东西。
比如加拿大。去年10月5日，加拿大之所以同意达成基础协议，重要原因就是加拿大10月19日要举行第42届议会选举——当时民调显示，时任总理哈珀所在的保守党，与竞争的新民主党、自由党选民支持率相差无几，66%的加拿大人认为联邦大选要政党更迭。哈珀领导的保守派政府执政9年后，面临左派政党新民主党与日俱增的压力，希望在选举前达成TPP基础协议，以利拉抬选情。不过，最后还是败选了。
因此，这份基础协议虽然正式签署，但能否获得所有成员国国内通过，不确定性不可低估。在美国国内面临政治苦战自不待言，因为多数总统候选人都明言反对TPP，尤其不希望在大选年通过TPP;在其它国家，遭遇的反对声浪也相当高。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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