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近期出台的大量金融市场化改革措施,鄂志寰认为,其既是对IMF中期评估的回应,解决了评估中提出的关注问题,更充分显示了中国加快金融开放的政策取向。
诚然,短期内,人民币加入SDR需要在11月30日召开的IMF执董会会议上通过。中期内,“中国政策制定部门需要对近期推出的新开放措施进行贯彻落实,更多地使用市场化改革措施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鄂志寰称。
与此同时,这暗示人民币被纳入SDR进入倒计时。那么,于情于理,市场也许不愿意看到,即将“入篮”的人民币短期走贬。加之,央行外汇占款意外转正。
因此,或许有此强势货币的内在诉求。11月16日的汇市人民币离奇大涨可能就是一种佐证。
尽管就在十多天前,人民币中间价曾上演过“过山车”一般的走势。如11月2日,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报6.3154,飙升341个基点,创下2005年7月以来最大单日升幅;但次日,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报6.3310,较上一交易日贬值156个基点。
某种程度上,“811”汇改之后,中间价日趋市场化,在必要的时候,央妈也许希望通过交易价来传递对汇率的政策意图或监管思路。
显而易见,11月16日也许就是一个必要的日子。个中缘由,中国承诺人民币不贬值,虽说短期波动不具代表性,但“十连跌”或易引发预期的转换,因此需要管理好预期。
也因此,中国需践行人民币不参与竞争性贬值的承诺。只是,这一次的表达方式为交易价而非中间价;但它不会是一种常态。
人民币“强势”逻辑
其实,近期人民币的表现已释放出——强势货币政策的信号。这与其加入SDR的价值诉求一脉相承。
数据可假以佐证。据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高级研究员、国家外汇管理局国际收支司原司长管涛观察,即便811汇改后人民币汇率有所回调,但前三季度人民币名义和实际有效汇率仍然均升值了3.6%。而1994年汇改后到2014年底,人民币兑美元双边汇率累计升值42%,国际清算银行编制的人民币名义和实际有效汇率指数分别累计升值65%和93%,分别排61种货币中的第三位和第六位。
管涛认为,强势人民币符合中国经济中长期发展趋势,以及符合国家利益。有助于进一步提升中国地位和影响力,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更好促进中国参与全球治理。
显而易见,“人民币已经逐步确立了世界新兴强势货币的地位;”管涛称,“中国也可效仿强势美元政策,于‘十三五’期间,建立健全‘强势人民币政策’框架。”
具体而言,管涛解释,实施强势人民币政策,首先要克服“浮动恐惧”,有关当局应适时、平稳地退出现时的外汇市场干预,让人民币汇率实行真正的有管理浮动。
那么,汇率策略应该是这样四条主线:可变—透明—可信—干预例外。
诸如:市场汇率是可变的,人民币汇率能上能下,双向波动;汇率变化透明,人民币汇率的涨跌可以从市场找理由,而不是从汇率政策找原因;汇率水平是可信的,境内外价格趋于一致;汇市干预是例外的,政府基本退出外汇市场干预,实现市场自主出清。
再说了,“实施强势人民币政策并非主观追求人民币单边升值,而是按照‘对内平衡优先’的原则定位人民币汇率政策,通过强势的经济实现强势的货币。”管涛认为,“做对利率比稳定汇率更加重要,即加快推进利率形成机制和调控机制的市场化改革,理顺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当内外均衡目标冲突时,汇率政策应该给货币政策让路,为利率政策松绑。”
这正好回到11月19日央行调整SLF利率的新举措。中国金融市场化改革也在试图溯本清源。
当然,就眼下工作而言,“人民币加入SDR,推进储备货币职能,需要加快离岸及国内金融市场的建设,快速提高市场的深度和广度,满足全球主要央行及主权基金配置人民币资产的需求。”鄂志寰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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