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媒:世上本来可以没有美式TPP 中国错过2次机会

　　世上本来可以没有美式TPP

　　但从更长远的时间段来看，TPP能在美国主导下成就今日之规模，也确实有中国的战略与战术失误的因素。2001年WTO发起多哈回合谈判的同时，贸易区域主义开始兴起，很多国家将注意力和资源投向双边或区域自贸协定。多哈回合多年没有实质进展，更加助长了这一趋势。中国不是区域主义的先行者，但看到大势所趋后也没有迟疑。2001，中国总理朱镕基提出和东盟国家签订自贸协定，后者在惊讶之余也实在无法拒绝。中国东盟自贸区框架协议2003年达成，2010年全部协议正式生效，从此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在国际上引发广泛关注。在此协议刺激下，日本、韩国、印度等分别与东盟谈成自贸协议，形成所谓以东盟为中心的“东盟＋1”模式。这一时期，关于亚洲如何经济一体化的讨论，还有“东盟＋3（中、日、韩）模式与“东盟＋6”（中国、日本、韩国、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模式。

　　显然，美国是被排除在这一轮亚洲经济一体化进程之外的。其实美国虽然忙于反恐，也对此颇为忧心。但亚洲某些国家，包括中国在内，一贯的立场是不愿意亚洲之外的国家参与亚洲的事务，本质上就是将美国排除在亚洲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之外。事实上，中国很长一段时间的立场相当保守，甚至反对包括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的“东盟＋6”模式，而是意图在东亚十三国取得经济一体化再说。这不难理解，因为“东盟＋3”模式下，国力冉冉上升的中国优势明显，势必居于主导地位。

　　美国最初的反应是非官方的。2006年，美国著名智库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C.弗雷德.伯格斯滕（C. Fred Bergsten）在英国《金融时报》撰文提出，亚太经合组织应该大力推行“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以作为振兴全球贸易的B计划。中美都被包含进来，而且将会是亚太自由贸易区的 “天然领导者”。这虽然是学界建议，但如果当时得到中国回应，FTAAP的谈判恐怕早已启动，自然以后的TPP谈判就根本不需要了。

　　但是，当时热心于在东亚搞经济融合的中国，对FTAAP没有表现出丝毫兴趣，反而视之为美国企图主导亚太经济秩序的一个图谋，对这个提议冷淡以待，亚太自由贸易区的概念基本上在亚洲没有得到积极回应。两年后的2008年2月，即将下台的小布什政府宣布美国将会加入TPP，并邀请澳大利亚、秘鲁和越南一同加入，代表着美国挤入亚洲经济一体化的正式行动开端。

　　奥巴马上台伊始，对TPP既不放弃，也不算特别热心。2009年，奥巴马在首次出访亚洲时，正式宣布美国加入TPP谈判，但并没有对此投入多少资源。当然，TPP谈判也在不疾不徐地进行，主要是因为一开始的谈判相当容易，技术官僚们依照惯性进行就可，不需要政治领袖的多少介入。当时的奥巴马，正忙着使美国总统的行事风格尽量符合诺贝尔和平奖所要求的标准，他四处推广无核世界的理念，推动美军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撤出，在中东和亚洲建立美国的亲善形象，有点试图取悦于全世界的意思。

　　奥巴马对华政策之方向性演进，与过去历届美国总统似乎相反。民间普遍接受的一个说法是，美国总统在第一个任期对中国往往不友好，但在第二任，“学到教训” 后，对华政策会转向，变得友好。不管这是真是假，奥巴马是反着来的。他的第一任，尤其是最初两三年，对中国表达了相当的善意。也就在此时，美国学界－ 也还是那个伯格斯滕－ 提出了“G2”的概念，大体意思是中美两国要在重大政策上紧密协调，同进同退，共同维护世界秩序。中国国内对此的解读是，这是让中国主动服赝于美国所领导的国际体系，甘作美国领导下的“老二”，在重大国际问题上配合美国。众所周知，中国用行动拒绝了G2的提法，此后在理念上提出了“新型大国关系”的原则，旨在追求不卑不亢的平起平坐关系。

　　虽然奥巴马对华释放了亲善的信息，当时的中国回应不足。

　　奥马巴上任后，所处理的第一件国际合作大事，就是全球气候变化谈判。而在2009年丹麦哥本哈根的国际气候谈判大会上，发生了一件具有决定意义的插曲，也不利于中美之间的互信。当时中国、印度、南非和巴西组成“基础四国”，与美国、日本、加拿大等国组成的“伞型集团”立场针锋相对。作为对某件事情上受到美国排斥的回应，基础四国领袖私下开了个会协调立场，并没有邀请美国参加。但奥巴马知道后自己找上门去，口里喊着在场的中国领导人的名字要求参加。应该说，在外交上这是一件相当令人尴尬的事情。在中国国内，有舆论认为这是扬眉吐气的外交胜利，迫使美国总统主动上门求肯。但在美国国内，舆论认为这是对美国总统的不尊重。

　　诚然，国家之间无恒友亦无恒敌，关系之好坏有着客观因素。不管怎样，在第一任的两三年后，奥巴马政府正式推出“重返亚洲战略”，军事、外交、经济三条腿走路，对中国开始防范性制衡，而TPP之成功，成为这一战略的重中之重。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美国宣布加入TPP后，中国的应对战略的一部分，先是大力支持东盟提出的与TPP并行的“区域综合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后又高调提出推动亚太自由贸易区建设。前者完全就是中国此前不太热心的“东盟＋6”模式，后者也是中国此前横眉冷对的来自美国学界的提议。当然，作为因应情事变迁而作出的反应，频频出牌也可以理解。但是，这种处处被动的应对，确实反映了缺乏长远战略规划。

　　亦步亦趋的研究能力

　　对 TPP的跟踪、分析和应对，还暴露了中国学界整体上敏锐度的缺乏，以及研究能力的严重不足。如今满城争说TPP的局面，恰恰表明此前整个国家政府、学术界和媒体对TPP关注的严重不足。如今在TPP谈成之后，不合常识、空话连篇的评论满天飞，而学界仍旧缺乏有意义的解读和实际的应对之策，体现了这方面学术研究上可悲的贫乏。

　　美国推动TPP的过去数年，至少有两个节点应该引发国内政商学各界警觉。一是2008年美国宣布将加入TPP时候。国际关系上，超级大国行为无小事。TPP在美国加入前就展现高标准高起点的特征，也露出一些新规则的苗头，但因为此前只有四个小国参加而不引人注目。美国之介入，其背后必有巨大的战略意图，而有美国参加的TPP也必然会产生巨大影响，所以从这个时候就应该对TPP开始深度研究了。另一个节点是2011年，当时奥巴马在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上宣布要将TPP建成“21世纪的高水平贸易协议”，为国际贸易制定下一代的规则。但这两个事件似乎在国内并未引发多少注意，除了一些零星的报道和个别评论。笔者在2011年12月的新加坡英文媒体《海峡时报》上发表过一篇文章，题为“True Partnership Must Include China”, 呼吁TPP谈判不可排除中国。国内学术界对TPP研究稍微变得热络的时候，是2013年日本加入TPP谈判前后。

　　也许不能过于责怪学界，因为自主研究并不被鼓励。在这个意义上，TPP“长期被忽视，一夜成热点”的现象，并不令人感到奇怪。

　　（注：本文作者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法律研究中心副主任王江雨，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转载自英国金融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