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西方模式的迷恋导致了中国的这次股灾?(组图)

　　股市暴跌，如何救市考验着决策层的能力

　　第一，市场危机时，第一要务是切断正反馈的恐慌反应，而非调动负反馈的资源救市，等于火上加油。切断正反馈的办法有很多，最严重的失控状态，可以学罗斯福在大萧条期间对付银行挤兑的办法，下令银行放假。我们可以不定期关闭股市，来打断市场的恐慌情绪，也防止监管部门乱了手脚。等到恐慌情绪冷却时，再出台新的政策，改变股市的游戏规则，把坏事变为好事。

　　第二，要搞金融界的统战而非反恐，呼吁多空双方同舟共济，不要对赌互杀。办法是冻结目前的融资融卷操作，暂停股指期货期权的交易。等监管部门摸清仓位的真相能估计各方得失的规模后，再研究后事处理的办法，以最大程度减少纸面上的损失，发现体制上的漏洞，并给违规操作的大户以应得的处理。

　　第三，火灾爆发时，首先要做的不是救火，而是防止火灾蔓延。为此，必须立即重建金融防火墙。严禁社保基金和国有银行的资金进入股市，防止虚拟经济的灾害蔓延到实体经济。

　　第四，给套牢的资金建设性的出路。对于股价飙升的创业板企业，严禁大股东出售股票套现，但是允许把股票打折转换为其他实体企业的股票，目的在强化实体经济的股权投资。如何操作，建议有关部门成立专门的实体股权交易所，用有引导的市场方法来解套股市的投机资本。对于参与多空对赌而套牢的散户资金，也要研究建设性的市场机制，转化为实体经济的长期投资。

　　第五，立即试行托宾（Tobin）税，用税收办法抑制短期炒作，鼓励长期投资。例如，危机时提高股市的交易税，实行资本收益的阶梯税：短期收益高税率，长期收益低税率。税率的调整视形势的发展稳步进行，不要大起大落，才能建立股民和政府的共识。

　　第六，放慢或严格管制沪港通和外资合格投资者进入股市。西方金融危机的祸首就是西方的金融寡头，包括某些大学基金和退休基金。中国人却天真地以为他们代表先进的金融生产力和长期投资者，在危机时幻想西方寡头会参与中国的救市。更不能在目前状态下和西方大国签中国缺乏经验的金融自由化协议。中国金融市场的开放度，取决于中国金融企业的竞争实力。只有中国金融企业在国际竞争而非国内竞争中胜出，才能像制造业那样逐步开放。目前条件下的中国金融企业，连起码的计算机交易和定量金融模型的开发能力都没有，只会在西方投行和对冲基金的后面跟风交易。先修筑堤坝，再学会开门出击。

　　第七，战略决定之后，干部任用是决定性的因素。俗话说：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世界上没有一个制度能保证干部的选拔不犯错误。中国两弹一星的大跃进成功，因为挂帅的是聂荣臻，信任的大将是钱学森。钢铁和农业大跃进的失败，却没有对说假话的官员问责。中国的金融业至今只是大国而非强国，关键在没有找到金融的聂荣臻和钱学森。我们只能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在战争中识别人才。中国金融界的命运，除了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提供了实体经济的成长空间之外，还要考验中国的决策层如何选拔金融业的领军者，究竟委以重任的是韩信还是赵括？只有历史才能判断。我们期待有关决策者能多谋善断。尤其要加强政府、学者和金融实业家之间的沟通对话，切莫闭门造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