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方面如何在已经取得的成绩基础上,审时度势,在亚投行章程的谈判和最终签署中攻坚克难?
随着57个意向创始成员国5月20日起在新加坡开始举行首席谈判官会议,冷却了1个多月的有关亚投行的舆论重新活跃起来。特别是几则重磅消息接踵而至,更引来新的关注。
5月上旬,据国内媒体报道,印度欲与中国争夺亚投行行长职位。
5月19日,日经新闻社报道称,围绕出资比例、投票权和理事席位,中国和欧洲国家的博弈仍将持续。
同一日,日本时事通讯社透露,日首相安倍将在21日公布一项计划,日本今后5年投资大约1000亿美元用于支持亚洲地区的基础建设,以帮助在亚洲建设“高质量的基础设施”,同时“区别于亚投行”。
所有这些新近的消息意味着,此前有关申请意向创始会员国的博弈只是小菜一碟,真正的较量还在后面。
中国方面如何在已经取得的成绩基础上,审时度势,在亚投行章程的谈判和最终签署中攻坚克难?
如何利用天时、地利和人和的条件以及其他重要资源在其实际运营中发挥应有的作用?这些都值得认真应对。
以下分析,希望有助于我们增强取得更大成绩的信心,也希望有助于我们走好亚投行开张之后可能异常艰难的道路。
一、催生亚投行的两个技术层面因素
除了新兴世界崛起这个大背景外,我们还可以从两个技术性层面来看亚投行为什么会由中国倡议创建以及这项倡议何以立刻得到世界范围众多国家和地区的积极响应。
第一个层面是当代国际金融体系。
当代国际金融体系是70年前以美国为首的同盟国在华盛顿布雷顿森林会议上确立的,由一系列调整国际货币关系的规则、原则、机制和组织机构构成。
虽然在上一世纪70年代中期作为其基石的以美元为中心的固定汇率制由浮动汇率制取代,但是它并没有像一些人所说的而随之崩溃。
以战后世界经济三大支柱著称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依然存在。
客观的讲,这两个国际金融机构在过去70年时间里在帮助发展中国家脱贫、稳定各国货币和维护国际金融秩序方面还是做了很多工作的。
仅以世界银行与中国的关系为例,在其30多年改革开放进程中,中国方面就得到来自世界银行的投资贷款、技术援助贷款和赠款等各项援助,遍及多个领域,对于中国社会减贫、应对资源短缺和环境挑战,以及促进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融合着实发挥了较大的积极作用。
然而,世界投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半个世纪前创建的、同样构成当代国际金融体系组成部分的亚洲开发银行越来越暴露出它们的局限性,以至于引起国际上普遍的不满和改革的呼声。
笼统的说来,亚投行的创建及其所得到的肯定就是对此的一种回应。具体而言,有三个与这些既有国际金融机构直接相关的原因催生了亚投行。
第一,这三个重要的全球或区域性金融机构,特别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没有履行其货币监管职责,放任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和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发生,而且在危机发生后不能有效实施救助和阻止危机不断蔓延,致使众多国家遭受损害。
第二,由极个别国家长期垄断这几个机构的决策权,无视中印等大国正在经济上崛起的事实而阻延改革。
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美国均拥有一票否决权利;而在亚开行的投票权分配中,美日是占有最大权重的两个国家。
第三,它们的资金能力已经根本无法满足亚洲各国基础设施建设的需要。
据亚开行报告称,亚洲地区从2010年到2020年总共需要8万亿美元,即每年8千亿美元基础设施资金投资才能支撑目前经济增长的水平,而专于长期项目投资的世界银行和亚开行每年能够提供给这个地区国家的资金只有200亿美元左右,实属杯水车薪。
这些催生亚投行的原因其实都是表面的。当代国际金融体系的根本问题在于,那些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的金融机构固步自封,因循守旧,没有准备也不曾准备改变自己以适应新兴世界正在崛起以及广大发展中国家谋求发展的现实。
第二个层面是中国正在向前推进的一带一路战略。
国内外舆论对亚投行的追捧声浪,连绵不断,一波高过一波。诸如“英法德盟友背叛美国”、“亚投行取代世界银行”以及“中国挑战国际秩序”等等夸张性说辞不绝于耳。
仿佛一夜之间因为亚投行的出现世界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中国决策层也保持了清醒的头脑。
就在媒体渲染英法德“选边站”没几天,包括这几个国家在内的7国集团外长会议通过了一项有关东海和南海问题的声明。
国际社会注意到,申请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资格似乎并没有影响到英法德这些西方国家的基本价值取向和对华政治态度。将一种纯粹的经济行为过度解读,只是一厢情愿。
3月31日下午,中国总理李克强在北京接受英国《金融时报》总编莱昂内尔.巴伯专访。
据巴伯撰写的文章披露,李克强在接受这次采访时“自始至终没有表现出哪怕是一点点的得意”,“他多次坚称,中国无意打造新的国际秩序,”并且强调“中方愿意与各国一道,维护现行的国际金融体系,”“(亚投行)应该是对国际金融体系的一个补充。”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net.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