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卫视《名人面对面》特别节目《和大佬聊爸妈之任志强》 ,以下为文字实录:
我出生在一个“红二代”家庭,也可以算得上是“官二代”……但许多人却不知道,我这个“官”连七品都不够,只不过是北京市西城区国资委管辖下的一家小公司的经理……也有很多人误以为我是一个个体户,是在利用父母的历史关系为个人谋发财,却不知道华远是一家国有企业,我不过是个打工的……有人说我是任弼时的后代……
无论是“文革”被打倒时,还是社会在攻击“官二代”时,我都会毫不犹豫地公开我父亲的名字--任泉生,并告诉所有人我是他的儿子。
任志强:我父亲实际上是算一个知识分子。我父亲这个上的这个叫师范,完了以后就当教员,然后从教员以后开始当税务官,因为他懂一些,相对来说懂一些经济上的东西,所以就包括新四军发行货币,包括做财务,包括这个管后勤,包括当税务官,当地方专员这样的。
我父亲确实是这个职务比较高了,五几年,就是第三次人大的选举的时候,任命的副部级干部。
许戈辉:商务部部长。
任志强:商务部部长。
30岁之前,我几乎从来没有在父亲的面前抬起过头,总觉得面对的是一座高高的山……
任志强: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跟我父亲在这方面的决裂,就不是感情上,或者其他问题,就说是事业上的决裂。就是我立了很多次功,从部队。
许戈辉:你好像立过七次功是吧?
任志强:那么级别不一样,有的是战士的时候立的,有的是我当参谋的时候立的。我父亲非常看不起那个样子,你都三十岁才当个连长,我那个时候都是恨不得军长、师长什么的都当上了。就那种感觉,我就心里好像。
许戈辉:所以你父亲曾经指挥千军万马。我估计因为您在这个和平年代,做不到这一点了。所以就,我觉得是您是后来把这样的一种情怀,就寄托在商场上了,在商场上去挥斥方遒。
任志强:你说的对。所以我就干脆我复员了,我不干了,我去弄个别的。我复员就是跟我父亲堵一口气,就是你让我干什么我不干什么,我就非要自己干一个什么出来。所以实际上我去的是一个集体所有制企业,就是安排待业青年的集体所有制企业。我在青年服务社,就是卖过土坯,卖过香蕉,什么都干过。后来又到农科院去托管农科院的劳动服务公司。那可能就是做餐馆,那时候打印室,就是没有计算机,都是敲那个铅字打印的那种,那个打印室,然后装订室,然后在“五难”里头,其中有什么修理难,做衣服难,我们开这些小商店,为大院,为居民提供各种服务。但是我觉得我自己能干出来。那时候我的工资也挺高的。那时候我可能我手底下管着也有很多人,我的工资也差不多三四百块钱。
父亲是个严厉而慈祥的人……一种特有的威严,却也无时无刻不感受到一种温暖,一种依赖,一个港湾……他几乎没有时间陪伴孩子,但只要有空闲就会常常给我们许多惊喜,让我们感受到深深的父爱。
任志强:我记得他有一次出国去苏联,欧洲,去访问,然后就买了三样东西,第一个是买了一个照相机,我印象很深,因为他喜欢照相。第二个是买了一个陀螺,陀螺就是这么大一个圆圆的,它有一个拉杆,一啊一转,就满地跑那种陀螺。半机械式的陀螺。第三个买了一个莫斯科大剧院的一个外形。然后把那个盖子一拿掉呢,是个八音盒,小天鹅,天鹅湖。这两个东西,实际上是为我们,为孩子用的。
他带我们去这个玉渊潭去游泳,那时候那个地方有个叫做少年发电站吧,一个实验品的一个少年发电站。我们去玩去,去什么,给我们照相。我父亲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虽然其他的方面生活很困难,我们穿的棉鞋,可能都漏着脚指头。但是他省下来很多钱,给我们买了冰鞋,带我们到那个北海公园,冬天可以去滑冰。我印象中那个冰鞋,可能没用太长时间,没有多少次机会,但是他起码我父母表现出来这样一种心情,就是愿意跟子女去想着这个事。我说出来这些事情,实际上都很短暂。次数很少。但是越是次数少,你反而印象越深刻。
我理解了父亲的道理:职务不代表个人的荣誉,而代表你必须承担的公共责任。这种思想一直深扎在我的脑海中,不管是在部队等级森严的纪律下,还是在此后的商场拼搏中,职务从不被我看成一种重要的标识与荣誉。
任志强:我父亲实际上在退休的时候,姚依林专门到我们家里去跟他说,你要到哪哪去当个什么官什么之类的,还可以继续干几年的时候,我父亲不干了。那也就是说他们自己这个心里有一个这个底线,就是我为革命做贡献,是必然的。但是我绝不是为了自己当官去寻求一些什么过分的东西。你比如说这个专车,他可以用的,随便打电话,不需要花钱的,是吧。然后那个老干部局就派车来接你,送你去到处走。你哪怕去私人玩的,也没人管,你说去哪哪就去。但是他不愿意这样做。除非特别远的,去参加一些国家的,或者是大会堂的这种政治会议的时候,你比如说每年大会堂,过去有这个叫团拜,春节,十一这些活动,他会用公车去。剩下的时间,他很少用。
戈辉:让我特别好奇和关心的是,就是你给你父母带来的是什么。就是你看父亲以前是商务部副部长,掌管着这个最。
任志强:他是我们家最穷的人。我们所有的孩子们这个参加工作以后,突然发现,所有的收入都比他高。我父亲就经常骑自行车出去。我哥哥就很愤怒,说你不准再骑自行车了。然后我哥哥就说,我一个月给你五千块钱,你打的,足够了,是吧,你去哪都够了。我就可能比我哥哥收入还高,所以说我哥哥要给五千块钱,我就得给他一万块钱。
一开始我们觉得我父亲,可能把这些东西都买什么东西,都自我消费了。后来我们才知道,一直到他死的时候,我们才知道,他养了好几个大学生,免费给他们赞助,然后让这些穷孩子们上大学。最后一个大学生是到研究生的时候来了信,我父亲死了以后,去世以后,来了信,说这个该交学费了,我们才知道。但那以前,他已经养了好几个人毕业了,就是最后一个,后来就是我们出钱,让那个人上完研究生。他是音乐学院的研究生,是个拉二胡的,我父亲把自己的二胡也送给他了。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net.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