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咸平:中国制造业已滑到改革开放30年的最低谷

　　根据媒体的报道，中国可能再次调低2015年GDP增速的预期估值至“7%左右”，或者“不低于6.5%”。做出这样的调整，我相信既有全球贸易再平衡等国际因素的影响，但不可忽视的是，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中国改革开放立身之本——制造业出现了重大的系统性问题。中国制造的危机是什么？出路在哪里？我在2014年11月推出的著作《中国制造的危机与出路》中，从宏观面到微观面详尽地解析了这个具有时代意义的重要问题。以下为图书正文部分节选，以飨读者。

　　2014年的中国富豪榜前三名竟然都不是地产商。根据2014年8月彭博亿万富豪指数发布的讯息，中国目前的首富是阿里巴巴集团创始人兼董事局主席马云，腾讯创始人马化腾、百度创始人李彦宏紧随其后，而曾经的首富——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被挤到了第四位。

　　我在这里不想讨论互联网产业是如何打败地产业的，而是想抛出一个我认为更有意义的问题：在过去30年中，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强大的加工贸易为我们跻身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立下了汗马功劳，但为什么我们的制造业出不了首富呢？

　　因为中国制造业出现了严重的危机。首先是我们在国际产业链分工的链条中，始终处在低端制造的位置，只能做些附加值低、利润微薄的加工贸易。更可悲的是什么？这种情况在2008年，也就是本轮全球经济危机爆发的时候，甚至都难以为继了。因为中国制造业的比较优势——土地、劳动力等成本优势全部都在消失，再加上营商环境持续恶化，导致很多国际品牌在中国的工厂选择外迁或迁回本国建厂。

　　我要告诉各位，出现这种情况是必然的。从全球产业结构格局看，越南、印度等东南亚国家和墨西哥等美洲国家现在在土地、劳动力这些成本上都比我们有优势，形成不可避免的最新一次产业转移浪潮；另一方面，美国在经济危机里发现自己国家的产业出现了空心化，奥巴马就任总统以后推出了很多扶持制造业的产业政策，惠普、苹果等美国公司经过一番精打细算，纷纷把工厂迁回本国；最后，更加可怕的是中国制造业本应从目前以加工贸易为主的结构，调整为向高端制造升级转型，但遗憾的是，我到现在还没有看到我们升级转型成功的迹象。

　　这几大危机造成了什么样的严重结果？就是低端的加工贸易正在逐渐撤出中国，而我们自己又无法升级转型到高端制造。所以，我们现在面对的一个血淋淋的现实就是，曾经的“世界工厂”正在逐渐凋敝，我们的制造业已经滑到了改革开放30年中的最低谷。

　　在认识到这个可怕的现实之后，面临重大危机的中国制造要如何在曾经的转型升级“废墟”上，再次重新出发？

　　我们首先要弄清楚的问题是：成就中国“世界工厂”地位的是什么？各位去网络上搜索，答案基本都是中国制造的廉价成本，这里面包括廉价劳动力、低廉的土地、能源等成本。另外，还会有指出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为了招商引资给外企在税收、进出口经营权和注册资本等方面开出了很多优惠政策。

　　我在这里告诉各位，你们查到的这些优势现在已经基本上荡然无存了。我这么说的理由至少有两个：中国制造的各项成本红利即将耗尽，因为政府管得太多中国综合营商环境位列全球中下游。

　　先说被很多人挂在嘴边的所谓的中国人工成本优势。我要告诉各位，我们现在的人工成本已经快要和美国持平了，举个例子给各位看。

　　惠普和富士康在美国印第安纳州的首府印地安那波利斯开了一家工厂，他们在当地雇用了1300人，2013年计划生产290万台电脑。各位猜一下，这些美国工人的最低工资是多少钱？每年15000美元，相当于一个月只有1250美元而已。那么富士康在当地聘请的技术管理人员的年薪是多少钱呢？也只有3万美元而已。可能有人会说，1250美元相当于7700多人民币，绝对是高薪了。可是各位不要忘了，这些工人生活在美国而不是中国，他们要承担的是以美元计算的生活成本。所以我们比较富士康全球各地员工的年薪，还要参考当地的生活成本。

　　富士康目前在大陆的用工年薪是多少？以郑州富士康工厂为例，那里的工人最高月薪是3600元人民币，据我的调研，这个工资在郑州已经算是较高水平，是当地最低工资1240元的近3倍。另外，企业在中国除了要给员工发工资，还要负担他们的“五险一金”等费用。这些加在一起，我认为富士康工厂在郑州雇一个工人，每个月起码要花5000元。我们在2012年看到，富士康的母公司鸿海集团决定把它们在大陆的工厂往西部搬，因为那里的工人工资更低一些，能降低用工成本。这说明我们在用工成本上的优势正在逐渐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