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曾成功预言经济危机的“末日博士” 努里尔•鲁比尼(Nouriel Roubini)日前在《卫报》上撰文表示,当今世界最大的挑战就是中国的崛起;由于亚洲各国新上任的领导人均比前任更加民族主义,再加上亚洲各国间历史仇恨依旧慎重、亚洲缺乏谋合作、化分歧的机制,亚洲地区走向军事冲突的风险之高令人担忧。
文章编译如下:
当今时代最大的地缘政治挑战,并不是以色列与伊朗就核问题爆发的冲突,不是从马格利布蔓延至兴都库什山之间的乱局,甚至不是俄罗斯与西方国家因为乌克兰问题而可能挑起的第二次冷战。
所有这一切当然都是巨大的挑战,但没有一个的严重性可以与中国的崛起相匹敌。这也就是为什么当中日官员将两国当前的关系与一战前的英德关系做比时,是多么地令人不安。
中国与邻国之间的领土争端只是问题的冰山一角。随著中国经济实力的迅猛增长,中国运送能源及各类物资就必将日益倚重海上航道。这意味著,中国需要一支深蓝海军保障本国海上航道的通畅,并以此稳定经济的发展。
然而,在中国眼中视为自卫性的行动,在其邻国和美国的眼中,可能就变成了侵略性、扩张性的行为。被美国及其亚太盟友视为必要的防卫动作——增强军力以应对中国崛起——则可能被中国视为牵制中国的侵犯性行为。
过去,每当一个新兴大国崛起的时候,都不可避免地与现有的大国发生军事冲突。由于国际社会无法接纳德国的崛起,导致了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日本与太平洋强国美国之间的对抗,则将第二次世界大战引入亚洲。
当然,历史并无铁律:中国并非註定著要重复过去。贸易、投资和外交都能化解紧张局势。但它们真的有用吗?
上个世纪,欧洲大国之间最终大开杀戒。在苏联的威胁和美国促和之下,欧洲国家又逐渐走向合作,它们设立促进和平、推进合作的机构,并一步步迈进货币联盟、银行联盟,未来它们可能成为一个财政及政治联盟。
但亚洲并没有这样的机构,相反,中日韩印之间的历史仇恨依旧没有得到妥善解决。即便是美国重要的两大盟友日韩,也因慰安妇问题吵得不可开交,哪怕日本在20年前就已经针对这个问题向韩国道过歉了。
那么,为什么亚洲大国之间的关系变得如此紧张?为什么出现在这个节点上?
首先,亚洲各国的领导人换届不久,这些新上台的领导人比他们的前任更加民族主义。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韩国总统朴槿惠及可能的下一任印度总统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全部符合这一特徵。
第二,考虑到当前全球既有经济增长模式乏力的大环境,以上这几位领导人在推进本国的结构改革并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面前,面临著诸多挑战。对于中日印韩和印尼来说,它们都急切需要推进不同的结构改革。如果这其中的某国或某几个国家在经济领域改革失败,那么该国领导在政治层面的巨大压力下,可能就会将国内注意力转移至“国外敌对势力”。
第三,美国在亚洲(及世界各地)的盟国都在纳闷,美国近来推出的“移轴亚太”政策是否真的靠得住。考虑到美国在叙利亚、乌克兰及其它地缘政治争端中的无力表现,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安保力量备受质疑。而中国正考验著美国对其盟国安保承诺的可靠性,这让日本等国著手为本国的安全做更多工作。
最后,与欧洲不同——德国不仅真诚为二战罪行道歉、还在构建欧盟上担当领军人物,亚洲并无历史问题的和解协议。也正因为如此,沙文主义一代代地传了下去,与此同时,增进经济和政治合作的机构仍处于起步阶段。
以上种种因素结合在一起,将给全球经济的关键区域带来极大风险,这些风险有可能导致军事对峙。在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亚洲多重地缘及经济紧张问题面前,该区及美国的领导人还需要更大的智慧。在缺乏能够提供有效支援的地区机构的情况下,很难有力量在强大的冲突和战争发生的可能性面前,将大局势扭转道和平与发展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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