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参事:中国已存在事实上的经济危机现象(图)

夏斌

　　稳住经济局势 合理引导预期把握底线思维 促改革调结构

　　作为决策者，现在应该不是去一般性地议论系统性风险防范的抽象问题，而是应尽快去寻找如何逐步刺破泡沫，逐渐冲销实际损失的具体对策，以防范大面积危机的突然爆发。

　　目前的地方平台偿债缺口、房地产泡沫、过剩的产能，三个系统性风险是相互联系、互为传导的。只要某一环节出现较大的事端（包括若宏观金融政策去实施紧缩性刺激），风险会瞬间传导，资产价格即刻大幅缩水。

　　要在确保不引起整个金融系统发生恐慌的前提下，强调市场纪律，统筹安排好信贷与理财两个市场的规模，逐渐稳住货币的增速。针对经济中不断提高的高杠杆、高负债状况，减轻危机因素的基本态度应是在稳住甚至下降利率中降低全社会的债务成本。同时运用包括暂时行政手段在内的各种措施限制地方政府、国企滥用资金。要特别把握好汇率和资本账户管理的改革力度。不要在汇率、资本管理改革力度方面，给国内消除泡沫、调整结构，制造额外的压力和负担。

　　创新是持续保持增长的唯一动力。应全面梳理中国创新体系建设及一系列政策制度的调整。核心是打破国企的各种形式垄断和加强市场的制度建设和监管，真正塑造有效的竞争市场环境；想尽办法，减少各级机构的中间层层“盘剥”，把有限的科研经费直接分配到第一线搞科研的个人手中，以全

　　调动“体制内”、“体制外”各类科研人员的创新积极性。

　　一、经济与货币形势分析

　　目前，中国经济增速正趋于合理减速。

　　由于过去几年经济改革的滞后，加上新近出台的一些改革措施效应显现还要有一定的时滞，因此，当前的经济增长轨迹总体上一时还难以摆脱由货币总量所左右的局面。但是，尽管增长轨迹未变，经济增速与货币的关系却已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因此，要看清楚未来经济的走势，是泡沫破灭、复苏反弹、还是降中趋稳，已不能仅仅根据前4年经济数据周期波动循环的特征来分析。恰恰相反，在多年累积的由过多货币投放所形成的中国泡沫经济中，货币调控的边际效应已出现明显的下降。今后货币政策如稍有不慎，中国经济走势将会发生意想不到的变化，这是分析当前中国经济所必须持有的重要视角。

　　当前的货币与经济处于什么样的关系？一是企业和政府的杠杆率在明显提高，货币总量是宽松的。今年一季度与去年一季度相比，广义货币M2增长由13.2%上升到15.8%，社会融资总量的增长由-7.4%上升到58.8%，整个非金融部门的债务，由2012年的76.4万亿元上升到2013年的91.5万亿元，增加15万亿元，增长近20%。由此静态地看，毫无疑义，货币总量总体上是非常宽松的。

　　二是在杠杆率不断提高的过程中，经济增速不是在加快，而是在放慢。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由去年一季度的8.1%下降到今年同期的7.7%。工业增加值由去年1-5月增长11.5%，下降到今年同期的8.5%。

　　三是这么多钱到哪里去了？即根据以往的数据推测，同样的甚至更高的货币增长为什么不能推动同样的经济增速？有人认为，金融统计中存在重复的计算。但这是极少量的，主要的、大量的货币投放不可能在银行体系内“空转”，不管是用票据还是理财、影子银行等金融形式融通的资金，最终都是流向了实体经济。

　　四是为什么货币总体上是宽松的，而一些企业、地方政府的资金却相当的紧张？甚至出现了6月20日同业利率一度升到30%的现象？表面上看这是金融问题，实质反映的是背后总体经济出了问题，国民经济的资金运用效益在明显下降。据测算，2005-2008年，1元社会融资量能带动4元GDP，到了2012年，1元社会融资量只能带动1.93元GDP。2012年，未扣除利息前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收益率为8.88%，但银行一般贷款的加权利率却为7.07%，如果算上各种理财、影子银行中的高利率因素，企业的资产收益率实际上已接近其融资成本，有相当部分企业已低于融资成本。而在2013年5月，居民与企业的债务却已超过82.9万亿元，若仅以7%的利息测算，每年的利息就高达5.8万亿元（有人以非金融企业债务合计算利息，利息高达8万亿元-9万亿元），分摊到每月为4840亿元。也就是说，要维持一定的经济增速，企业除本来需增加一定的正常贷款外，在企业资产收益率接近甚至有些企业已追不上融资成本的情况下，为了维持其日常生产和投资活动而不“崩盘”，还需另外增加一块以偿还利息为目的的新贷款，才能维持整个资金链的不断裂。这就是为什么会出现2013年一季度GDP增速比2012年一季度下降0.4个百分点，但社会融资总量的增速却是同比上升64.2个百分点的原因。

　　银行资金紧张背后反映的是实体经济出了问题。随着经济增速的下降，实体经济过去大量的投入，其产出在显着减少，有的没有现金流，有的企业收入不用说本金连利息也抵付不了，有的甚至已资不抵债。但是现在这些企业没有破产，仍能维持，靠的是央行事实上在支持金融机构道德风险下的信用过度扩张。

　　具体说，在制造业，产能过剩严重，在库存指数创今年最低位47.4%的情况下，4月份应收账款上升到8.5万亿元，同比增加13%。产出形不成收益，企业为维持最低限生产，靠的是银行不断增加贷款。

　　在基础设施领域，过去的在建工程要继续，新一届政府的新项目又已开工，而长期以来可以靠土地收入作担保向银行申请贷款，最近由于新供地指标未能预期实现，土地收入在减少，只能转向高息债券、理财市场，有的地方甚至伪造假财务报表进行“非法集资”。这些项目投入基本没有收益，只能靠不断从银行“借新还旧”来维持。

　　在房地产业，相比前两项投资领域，情况相对好些，但这是在房地产市场的长效调控机制未到位、政策“乱象”较多，整个社会对房价不断上涨的预期基本还未消除的情况下勉强实现的。其中，不排除有些房企有利润，继续扩大土地储备、以土地抵押扩展贷款。同样不排除像北京等地，在政府强行限价售房政策下，银行、开发商却共同看好周边房价预期，导致旧楼盘未竣工，新楼盘又开工，旧贷款未收回，银行仍愿意增加新贷款。但是，这一切如果遇市场预期一变，情况马上就急转直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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