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小川自评四万亿计划:如果能再做快一点也许更好

央行行长周小川

　　十八大期间金融代表的媒体见面会上，周小川对任期问题淡定地回应：“年纪大了，总是要退休的。”

　　时隔四个月，3月13日两会记者会上，同样问题，周先是“忘记”了回答、继而被提醒后才笑着搪塞：“好像不应当由我回答。这都是有既定程序的。到目前为止，我自己并不清楚这件事。”

　　当这个“程序问题”在3月16日水落石出时，谜底早已经在意料之中，周小川成为中国历史上首位连任三届的央行行长。

　　周小川有理由吸引全世界的目光，过去十年，无论是哪一次创新型改革的推出无不是在巨大的阻力下诞生，这就不奇怪他的连任能得到他曾经的同学、同事、同僚、甚至批评者的一致支持。

　　“他有一点儿理想化，不腐败、执着、谦恭、儒雅，也不像当官的。”国务院参事夏斌对记者说，期待他再坚持几年，国际社会很认可他。

　　“在国际化和市场化方面，没有人能够超过他。”一位央行人士表示，“但他也有缺点，在对国情的把握上、针对中国特殊的经济运行规律的把握上有所欠缺，在货币政策上过多地引用西方理论。所以我们内部也常常称他为‘不接地气的人’。”

　　“做得对的东西肯定会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同时坦白地说，我也经常有做错的地方，也有做得不准的地方，这些地方该修正的要修正。”周小川对自己十年执掌央行的总结很中肯。

　　靠实践考验

　　“其实金融政策往往争议很大，有一些改革出台的时候争议也很大，有一些要靠实践考验，经过几年时间通过实践考验看站住了没有。”3月13日的记者会上，周小川表达了这样一个观点。

　　这会让人想到4万亿经济刺激政策。在周小川的连任投票中，2753票赞成、158票反对、41票弃权，在各部委领导人中票数是倒数第三，不知道这是否与央行十年来的货币政策有关。

　　对这一政策，周小川的自我评价是“快速反应、力度充分、适时退出”，“如果能够再做快一点，也许更好一点。”

　　“其实刺激政策的建议早在4月份就提出了，但最终是到10月份（宏观政策）才转向。”一位央行内部人士告诉记者，后来推行了积极的货币政策，即4万亿刺激计划。

　　根据央行数据，截至2012年末，中国M2余额达到人民币97.42万亿元，居世界第一，接近全球货币供应总量的四分之一，是美国的1.5倍。

　　在记者会上，周小川对M2的增长给出的解释是：通常储蓄率高的国家M2也比较高。间接融资比重比较大的国家，M2往往也会偏高。大量的储蓄资金走银行，从银行存款变成银行贷款。因此，我国M2的比重是高的。如果今后能够控制M2的增长率，将其保持在合适的水平，就不会导致突发性的物价上涨。央行提供的数据显示，2012年M1的新增加额度为1.9万亿，换言之，中国M2增加主要是靠各类存款（准货币）增加而增加的（各类存款增加额度是10.3万亿元），占M2新增额度的84.4%；M1新增对M2影响带动仅仅占15.6%。

　　“但是，中国的货币问题不是数量问题，主要是结构和效率问题。”央行金融研究所研究员邹平座认为，失误在于，没有在货币结构上进行调节，而是把4万亿转向了“铁公基”，但这部分对经济的带动效果时间很短。

　　中国的金融结构过去十年来都没有大的改观，体现为货币结构是一个倒三角形。M2很大，M3很小，M4更小，最下面的尖端部分是实体经济，越接近实体经济货币越少。美国的情况则完全不同。美国的M3达到400多万亿人民币，是中国的3倍，日本达300多万亿人民币，是中国的2倍。从M3以上的层次考察，美国的货币供给更多，它的金融的根深深地扎在实体经济中。美国的货币结构是一个正三角形。

　　“从这个意义上说，货币超发其实是一个伪命题。”邹平座说。

　　去年底，周小川曾在一周内出席四场金融论坛上，这完全迥异于其过往沉默低调的行事风格，四场谢幕演讲蕴含了浓重的述职报告色彩。他耐心讲述新世纪[1.01% 资金 研报]货币政策特点，阐述金融改革路径选择，解释货币政策操作思路，间或也回忆了过往决策时的纠结与争论，并否认了货币超发之说。

　　改革派的坚持

　　上任伊始，周小川曾许诺，要实现汇率市场化。

　　2002年，在国务院研究下，央行确立了改革顺序，即在汇率改革之前应先进行银行部门改革、减少外汇管制、发展外汇市场等改革，在改革时机上需要国内外宏观经济金融环境相对平稳。

　　前述人士提到，2004年底，国际上人民币威胁论甚嚣尘上，中央当时讨论要启动改革，但商务部、全国工商联纷纷递报告，提出纺织业利润只有1%-3%，每年创造多少就业、多少外汇，如果要汇改，影响巨大。

　　顶着这样的压力，2005年7月，央行宣布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正式启动，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起初保留了人民币汇率自1994年开始的上下0.3%的浮动区间。 2012年4月，将汇率浮动区间由0.5%进一步扩大至1%，同时大幅减少了外汇干预。

　　不过，汇率和金融业改革的步伐似乎比预期中慢了得多。

　　“汇率改革的滞后，主要还是银行、实体部门的改革跟不上。”夏斌接受《财经国家周刊》采访时说，“这不是他（周小川）的问题，是整个经济问题，汇率升得快了，出口就马上下来了，怎么办。”

　　夏斌认为，未来，中国金融将选择的依然是“有限全球化”，即汇率、资本管理、人民币国际化和国内改革方面，分别逐步推进、相互配合促进中的一种交错发展，是一个逐步逼近全面参与金融全球化的动态过程。其中，国内金融改革是其它三项的基础和条件。

　　从国内来看，中国银行[-0.34% 资金 研报]业的改革，尤其显示出周小川的灵活、创新和坚持。 2002年底刚刚上任央行行长的周小川提议成立中央汇金公司，以此完成国家外汇注资，然后对国有银行实行财务重组和股份制组建。改革遵从“先易后难”的原则，率先选取资产质量状况较好的建行、中行为试点。

　　据前述央行前高官回忆，建行改制上市时，当时请来的战略投资者有20多家。中组部的人都去了，仍然没有说服国企投资，最后长江电力[-0.94% 资金 研报]等三家外资公司因为“讲政治”才参股投资，否则根本不看好建行。当时已在海外上市的中国人寿[0.17% 资金 研报]在与汇金谈判时，最终也因每股1分钱之差而放弃。

　　到中国银行改制时，在国内根本都找不着合作伙伴。最后李嘉诚、淡马锡又加进来，才凑够剩下的10%。

　　在此过程中，身为央行行长的周小川，成为中国银行业最重要的代言人和营销者。

　　“正是因为有战投的介入，世界相信战投，才相信中国的银行。海外战投带来资金、带来技术、关键是带来声誉。”该人士说。“如果没有战投，就没有中国银行的上市。没有中国银行的上市，就没有中国银行业改革的康庄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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