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运能否改变

经济评论人 时寒冰（资料图）

　　著名经济评论人时寒冰撰文：中共中央正式宣布2020年实现GDP和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倍。那么，这对中国的未来意味着什么？

　　在中国十八大会上，总书记胡锦涛所定目标：2020年实现GDP和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倍。

　　这其实就是笔者此前多次建议和呼吁的中国版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笔者曾建议中国政府走民富路线，学习日本当年的做法，推行国民收入倍增计划。2012年11月，中共中央正式宣布走这条路线。很多朋友为此感到欣慰。那么，这对中国的未来意味着什么？

　　笔者曾指出：二战结束后，从废墟上爬起来的日本，像谜一样，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展起来，其国力增长速度之快，令世界震惊。

　　解开这个谜团，不仅对中国解决目前的现实问题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对中国构思长期的发展规划，实现民族复兴亦具有重要价值。

　　1960年12月27日，是改变日本国运的一天，这一天，日本池田内阁为了推动日本经济的发展，采纳经济学家下村治的建议，通过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Income Doubling Programme）：用国民收入的增长来带动经济总量的增长，而不是像传统的习惯那样，用经济总量的增长来带动国民收入的增长。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时间为10年，它把国民收入倍增作为第一目标或者核心目标。结果是：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的实际年平均增长率达到11.6％和11.5％，远远超过了计划规定的目标。

　　1967年，日本提前完成翻一番的目标，实际国民收入增加了一倍。到1970年该计划完成之时，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已仅次于美国，跃居世界第二位。

　　在日本实行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期间，日本股市也一路飞涨。

　　笔者查了当时的日经225指数，1960年12月27日，日本推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这一天是1346.41，19年后的1989年12月29日，日经225指数涨到最高点38957.44，29年上涨了28倍左右。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超级大牛市！

　　建立在民富基础上的日本，国力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发展起来。上个世纪80年代，日本在海外大肆收购，甚至有买下整个美国之势，“美国正在变成日本的第四十一个县”的名言一度在日本广为流传。如果不是美国动用货币武器给冲昏了头脑的日本一次刻骨铭心的回击，今日的日本不知道该多么令人畏惧！

　　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经验证明，在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之后，收入分配越是向国民个人倾斜的国家，其经济发展越迅速，国力越强大。

　　20世纪90年代初，被美国用货币战争大伤元气的日本，经济显露出衰退迹象，倘若日本再次实现类似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这样的宏大计划，日本经济或许走出泥潭，实现二次腾飞。

　　遗憾的是，日本试图通过扩大产能保持单向的贸易优势，占据国外市场，而不是像上个世纪60年代那样，增加国民的收入，拉动起内需，结果，导致了巨大的产能过剩。

　　日本既给我们带来了经验，也带来了教训。经验就是，民富则国强；教训是，民穷则国衰。

　　中国现在面临的问题，比日本在1960年推行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时要复杂和严峻得多。

　　中国面对的是一个贫富分化严重、中产阶级缺位、民众整体性贫困、资源日益匮乏、环境恶化、社会矛盾日益突出、贪腐日益严重、裸官数量不断增长、老龄化来临等等社会现状。

　　要想实现国强，须首先实现民富，在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之后，我们首先应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向国民个人倾斜。唯有此，中国经济才能冲破内需不振的羁绊，实现最优效率的增长。

　　第一，增加民众的可支配收入。

　　在1000美元至3000美元的阶段，美国和日本的政府、企业和居民在初次分配中的份额大均致为1：4：5。而中国这些年来，却大幅向政府倾斜。这种做法是与经济发展的基本逻辑相违背的。

　　中国之所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向政府倾斜，主要是基于下列思路：先发展经济，等有了足够的资金再去解决民生问题，再增加民众的收入。

　　事实上，这种主次颠倒的做法，不仅使民生问题的解决和民众收入的提高变得遥遥无期，而且，严重制约了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目前，中国无论是在初次分配中占国民收入的比重，还是在经过再分配后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即便不考虑制度外收入），都是过大的。

　　有人曾经想当然地认为，税收收入会增加财政收入，促进政府的消费，进而带动起全社会的消费。然而，国外学者通过大量的数据早就得出了一个完全相反的结论：政府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是负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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