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多年轻人不愿进大工厂 中国制造根基在动摇(图)

　　这两年，富士康接连爆出的员工闹事，说明中国的年轻工人思维与个性，与传统的大规模制造管理体系已形成错配。

　　而接下来富士康们将面临的更严峻的事情是什么呢？

　　是更年轻的、从农村进入城市的中国人有了更多的选择，不再将进入大工厂当做首选优选，而是选择自主性更强的其他职业，比如零售与服务业。

　　《金融时报》最近报道了这个状况，节选如下：

　　与很多同龄人一样，李晴琳（音译）也靠富士康（Foxconn）为生。对于一个23岁的农村女孩来说，为这家全球最大电子产品合同制造商工作，几乎是一个理所当然的职业选择。富士康的员工总数超过100万，大多数与李晴琳年龄相仿。

　　但李晴琳却决定把她的工作地点设在郑州富士康工厂大门外的一间商铺里。她没有在这家台湾公司的生产线上工作，而是在努力招聘其他人到该公司工作。她说： “我不打算在那儿工作。”她解释道，经营一家只有她自己一名员工的职介所，要远远好于去组装iPhone 5。“我现在正处在精力最旺盛、最能出成绩的年纪。我想利用这个阶段去做生意。”

　　李晴琳并不是个例。她愿意考虑这家工厂以外的生活，这是她这代人的特点他们对制造业工作的热情不及他们的父辈。

　　看似数量无限的外来务工人员中国成功制造业企业的基石似乎正在流失。

　　在劳动力数量增长的放缓的同时，中国经济增长也恰恰出现减速。工厂主们面临的财务压力一直在上升。过去三年，工资水平一直在以每年两位数的速度攀升。更为强势的员工队伍还催生了劳资纠纷。

　　转移与复制解决不了问题

　　将近十年前，富士康就开始应对劳动力成本日益上涨的问题，它的对策是把工厂建在远离广东和上海等传统沿海制造业中心的地方。在沿海地区，企业对劳动力的争夺最为激烈。2009年和2010年，富士康在深圳的首家工厂爆发一连串员工自杀事件后，该公司加快了这种转移。这些自杀事件暴露出了大型工业园区存在的一些问题，这些园区往往拥有数十万背井离乡的年轻员工。

　　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富士康在成本较低的中国内陆地区建起了两家大型工厂：一个是组装苹果iPhone手机的郑州生产基地，现拥有员工19.2万人，李晴琳就在那里开起了职介所；一个是组装iPad的成都工厂，现拥有员工11万人。富士康深圳生产基地仍是该公司最大的生产基地，员工总数达39万人。该公司现在正在忙着完成上月面世的iPhone 5的订单。

　　也就是说，富士康在中国大陆的员工总数高达120万。但过去一个月，它在中国内陆的工厂在短短两周内发生两起员工骚乱事件。这表明，该公司的模式或许是不可持续的。10月5日，在与生产线员工就iPhone 5质量要求提高一事发生两次对峙之后，郑州工厂的数百名质量控制人员展开罢工。9月23日，富士康太原工厂一名员工与一名警卫的争执升级为一场骚乱。太原工厂的员工总数为7.9万人。在这起事件中，40人受伤，多家商店被抢，汽车被掀翻。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的张车伟表示：“富士康这种把在中国沿海地区不可持续的工厂复制到内陆省份的做法是有问题的，因为它还是在沿用相同的模式。”他指出，继续仰仗大批非常年轻的劳动力是有风险的。

　　“短期来看，富士康可能仍会如此生存下去，但最终，他们必须意识到劳动力队伍出现的重大结构性变化。”

　　中国劳动年龄人口预计到2015年时才会达到峰值，但15岁至29岁人群的人数很可能已经达到峰值，主要原因是30年前出台的计划生育政策。瑞银 （UBS）经济学家王涛（Tao Wang）在最近的一份报告中写道：“2010年代劳动年龄人口的净增数量，将从2000年代的8200万和1990年代的9000万骤减至2300 万。”她还预言，“年轻的劳动年龄人口在过去十年每年增长0.2%后，将在未来十年每年锐减1.4%。”

　　招不满工

　　这解释了为何会有这么多雇主在出口和整体经济放缓之际都很难招到足够多的员工。英国《金融时报》在线研究通讯《中国投资参考》（China Confidential）报道称，今年9月其调查的200家公司里，有三成的“蓝领”岗位无人补缺。《中国投资参考》估计，中国服务业从业人数已达 2.90亿左右，而制造业为2.25亿。它还预测，未来十年，服务业的发展速度仍将超过制造业。

　　尽管富士康提供了中国电子产品制造业一些工资最高的就业岗位，但它仍难以招到足够多的员工来充实其新工厂。富士康太原工厂负责人力资源的人士表示，富士康正从其他工厂“借用”数百名员工，因为太原工厂无法实现自己的招工目标。郑州市和太原市政府一直在用大巴运送学生到富士康“实习”，让他们在生产线上帮忙。

　　李晴琳每说服一个人同富士康签劳动合同，她的职介所就能得到一笔当地政府发放的奖金。她的传单写道：“在家乡上班，拿深圳工资！”传单上承诺，起薪每月1800元人民币（合285美元），通过三个月试用期后，工资有机会翻番（包括加班费在内）。她还承诺，任何人当场签合同，都能拿到300元人民币现金奖励。

　　服务业带来可多就业机会

　　迈克尔恩赖特（Michael Enright）是香港大学（University of Hong Kong）教授，曾写过一本关于中国珠江三角洲制造业中心的书。恩赖特认为，女性择业倾向的改变尤其明显。她们去沿海地区工作的倾向要弱于以往，而且她们也不再那么愿意从事制造业。“电子产品工厂里曾经全是女工，”他说，“但服务业正在带来更加可靠的就业机会。”

　　《中国投资参考》引用了求职网站“大谷打工网”（Daguu） 4月份对1.1万多名外来务工人员所做的一项调查，这项调查就证实了这一点。受访女性给出的自己最想从事的10种工作中，有9种是服务业工作，排名前三的是销售代表、前台接待员和行政助理。想从事制造业的男性要多得多，尽管如此，他们最想从事的工作还是销售。

　　《中国投资参考》称，9月份就业岗位增长最快的行业是餐饮、商业服务和运输及物流，其中餐饮业增长70%，其余两个行业各增长45%。零售业岗位增长35%。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就业岗位萎缩最快的行业是机械、建筑、服装和纺织，萎缩幅度从25%到50%不等。

　　恩赖特教授说，工厂男工数量偏多导致员工队伍“更难驾驭”。目击者称，上月参与富士康太原工厂骚乱的2000名员工中，大部分是年轻男性。今年早些时候，富士康在成都和武汉的工厂也爆发过骚乱。

　　年轻人志向更远大、更信奉消费主义

　　比起他们的父辈，今天的年轻人有着更为远大的志向。华南各地工厂聘请的许多心理治疗师（聘请他们的部分目的在于应对员工自杀）表示，沿海工厂的第一代员工是拿自己的工作同父辈从事的农活比，比较结果自然令他们满意。但他们的子女更信奉消费主义，这些年轻人往往拿自己的境况与当今中国的富人比。

　　员工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的富士康工厂，可谓是一个“社会实验室”。在这里，远大志向与组装iPad和iPhone的单调艰苦每天都在发生着碰撞。在富士康深圳工厂附近的一条小巷里，一位27岁的工程师谈到了自己被派往富士康巴西工厂的快乐时光。他说：“我们在那里呆了四个月，这是我人生中一段难忘的经历。公司每周组织一次旅游，每两周带我们去中餐馆吃饭。”

　　但在回国一个月后，他发出了同龄人中常见的那种抱怨。“制造业很枯燥。不管在哪家工厂工作，每天生产的都是同样的产品，”他说，“将来我想找一个报酬更好的岗位，去一家效率更高的公司工作。不管是谁从事制造业，最终都会感到厌倦。”

　　他的月收入超过5000元人民币，高于工厂里的大多数员工。但他的志向更高，打算在几年后辞职创业。

　　他说：“比起那些在制造业或服务业打工的人，企业家在两三年内就能买房买车，假如生意顺利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