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产阶级下流化之忧

　　“中产阶级下流化”是日本学者三浦展在《下流社会》一书中提出的概念。他认为，过去二三十年一向稳定的日本中产阶级正在萎缩，年轻一代从中产跻身“上流”者凤毛麟角，沦入“下流”者却源源不断。“下流化”的概念迅速被中国学者接受，《人民日报》、新华网等官方媒体也介入讨论。虽然中日两国“下流化”原因有别，但是中国社会感受之深不亚于日本。

　　其实很多国家出现了与日本类似的现象，它是全球化趋势下先发国家产业向后发国家转移的结果。产业消失了，未到退休年龄的产业工人要么失业，要么屈就于不熟练的岗位，收入下降。日本人的痛感特别明显，那是因为日本企业文化讲究终身雇佣，人事管理特别重视年资，职员从入职那一天开始，就对未来的职业生涯有清晰的预期，好处是员工流动少。美国泰勒制管理是按照工人的平均水平设计生产流程，而日本企业可以做到因人定岗，在技术更新比较慢的行业，日本企业可以做得比美国企业更精致，缺陷是企业转身慢。在数字化、网络化大潮面前，日本电子业比韩国、台湾同行还迟钝。这是日本企业过度依赖政府补贴造成的，政府试图以补贴保就业，实际效果是保了颓势产业，挤占了新兴企业的发展空间。

　　中国情况的不同在于，人们在中产阶级的位置上屁股未坐热，就面临下流化的重压。现在流行话语中的中产阶级包括狭义的中产阶级与中等收入阶层。狭义的中产阶级是指中小企业主，他们是社会创新的主力。中等收入阶层内涵更宽泛，包括收入较高的工薪阶层，他们是政府税收的主要承受者。

　　大企业承担的市场功能是普遍服务和模式化生产，中小企业承担的市场功能是创新，创新亦即试错。资本主义之所以避免了马克思预言的结局，原因在于中小企业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比如美国每经历一次经济危机，总有中小企业脱颖而出，在新一轮经济增长中引领潮流，而老企业也能借助兼并中小企业来恢复生机与活力。

　　中国的中小企业面临的问题是法制环境不匹配，公共服务不足，使得中小企业产业升级遭遇天花板。“高级”产业对公共服务依赖较大，比如知识产权和融资。实际上产业并无高级低级之分，早期国内发展起来的产业，都对公共服务依赖不大，不管生产加工鞋包还是高新科技产品，哪怕生产苹果手机，因为竞争激烈，利润很低，所以称为“低级产业”。政府不升级，企业便无法升级，这就陷入马克思所批判的那种恶性竞争之中。

　　比政府服务不足更为严峻的问题是，政府部门打着改革的旗号，不断自我授权，增设审批环节以设租收费，或者为下属国企谋利益。政府扩权使得中小企业遭遇的天花板越来越低。

　　中等收入阶层遭遇的情况则是税费越来越沉重。在很多国家，社保费与个人所得税是同一税目，国民退休金从税收中开支，全民享受中国公务员待遇。仅此一项，中国的工薪阶层就增加了一倍的负担，况且两个项目全是参照全球最高水平设置。近十年来，货币超发，工资上涨部门被物价上涨吞没了，实际收入增长缓慢，却因为名义工资上涨承担更高的个税税率。税收和物价像水压机一样，把中等收入阶层压在中间动弹不得。《南方周末》评论员李铁形容北京人过得“寒酸”，守着接近发达国家的GDP，每月人均消费开支仅有1832元。宽裕一点的人们远道去到欧洲，不去地中海晒太阳，而是贪图奢侈品的折扣，隐约还有倒爷的范儿。建筑工地上农民工倒是受益于愈演愈烈的民工荒，收入随行就市，月收入六七千很普遍，还不用缴个税和社保。相对优越的失落更让中等收入阶层郁闷气结。

　　中产阶级是社会活力与稳定的基本力量，中产阶级下流化会把中国推入不可预知的危险之中。尝过中产滋味的下流阶层，与从未到过中产的下流阶层，情绪是不一样的。解决方案其实很简单，只要茅台酒少喝几口，高铁少修几条，“城市客厅”翻新的频率低些，中产阶级就能缓过劲来。（作者：余以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