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上期封面报道“奢侈动车”,揭示了高铁列车高额采购的秘密,“政企合一”的铁路管理体制的惊人弊端再次暴露。近来,国际舆论描述中国当前发展模式时,屡用“国家资本主义”概括,而高铁模式常被例举。因此,在反思动车系列事件之时,我们正可对“国家资本主义”加以辨析。
对于国际上的“国家资本主义”说,中国国内的看法大体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认为,以此解释中国成功并不准确,因为中国取得的经济成就自有一套市场化的动力机制,包括过去30多年农村改革、民营经济成长、对外开放及全球化等。用国家资本主义来描述中国发展路径,则于过去是误读,对将来可能造成误导。另一类认为,以市场手段强化国有资本的控制力,特别是在战略领域,提升国有经济实力地位,是中国经济取得成功的标志。虽然他们不使用“国家资本主义”这一概念,但对其理念其实是颇为赞同的。
对“国家资本主义”这一概念,中国经济学界并不陌生。国家资本主义,是指国家资本以政治权力为依托,进入市场与其他资本展开竞争,进而形成市场控制力的一套政治经济体制。在传统的政治经济学中,它是资本主义后期出现的一种金融资本形式。在前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初期,它侧重国家资本对制高点的占领。在中共1949年制定的《共同纲领》中,国家资本主义被定义为“国家资本与私人资本合作的经济”,并规定“在必要和可能的条件下,应鼓励私人资本向国家资本主义方向发展”。当然,此后,中国所实行的苏式计划经济,在本质上是排斥市场、连国家资本主义也拒斥的。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十年来,在市场经济成长过程中,也伴随着国家资本主义的部分复归。不过,这终究只是经济发展的局部,不应成为主流更不是目的地。然而,经过多年反复,在当下中国,国有部门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相当高,控制了所有战略性产业,其扩张势头十分强劲。国有资本强化垄断、压抑竞争、影响市场公平的负效应愈益显著;国有资本与民间资本相比效率低下,更为经验数据所证明。国有资本极易催生部门或其内部人利益最大化。“高铁奇迹”中不断曝出的事故、腐败等一系列丑闻,成为国家资本主义的微观注脚。
经济史表明,国家资本主义的程度是有区别的。在极端情况下,政府凭借自身的强制力,以权力资本方式对一般资本实施或显或隐的强制,甚至结成裙带关系。在中国的现实政经环境中,国家资本主义若不进行有效抑制,就极有可能滑向权贵资本主义。
市场经济本身并不排斥国家的作用,也承认存在一定数量的国有企业之必要性,特别是在自然垄断领域。但是,一个比较完善的市场体系,需要强调平等的市场主体,需要保持充分的和正当的竞争。要做到这一点,正如制度经济学家奥尔森所说,需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权利的公平,二是不存在任何形式的强取豪夺。正因此,由“国家资本”而“主义”以强化之,与中国所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是不兼容的。
早在1999年,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就做出了对国有资本实施战略性调整的决定,要求国有资本从一般竞争性行业退出,国家只保留极少数非由国家来支配不可的领域。这一决定的执行至今,现实难尽如人意。
究其原因,在中国,国有资本具有“体制粘性”。由于同国家权力的同构关系,国有资本除了更容易获得金融支持及政府合同,还很容易通过游说,通过庇护自己的法律,实现于己有利的再分配。这种以市场主体的面目出现的特殊利益集团,更易形成市场扭曲。在当前,对这种发展方式已暴露出的种种弊端,必须大声喝止,坚决改革,下大力鼓励发展民营经济,并使国有资本退出一般竞争领域。中国经济在旧模式下发展已经到了临界点。未来能否顺利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着力点即在于此。
中国从来没有宣布过要实行国家资本主义战略,但是,旧体制惯性仍然刺激着国家资本大举扩张。当前对于国际舆论发出的“国家资本主义崛起”的惊呼,需要冷静思考、审慎对待。我们希望,把国际上的惊呼,变作对中国的盛世危言,成为凝聚改革共识的力量。
如果改革的步伐仍然赶不上国家资本主义扩张的步伐,那么,下一场危机就是国家资本主义的危机。(作者:胡舒立 财新传媒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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