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今天许多的社会议题，例如贫富差距、房价、物价、环保、社会正义、黑矿工、强拆，等等，我们总喜欢拿美国来作比较。有点像孩童时写励志文章，我们总是拿出某个圣贤，或是英雄豪杰做例子，最后会用“有为者亦若是”来作结束。好像这样一来，人生就有了方向，只要“有为”，人生就有转机了。
其实，任何社会现象都有其复杂的人文背景，并非一句“有为者亦若是”就可以概括。当亚历西斯•托克维尔在1831年提出“美国例外主义”(American Exceptionalism)这个新词汇的时候，他是指美国有特殊地理(地大、物博、人稀)、人文(没有贵族、皇权)与宗教环境(清教徒后代，没有教廷压迫，没有宗教战争)的特殊文化景观。换言之，美国没有欧洲那些文化与历史的包袱，得天独厚。
这种“例外主义”表现在美国人的开荒精神、自信心和优越感，认为自己无所不能。但是，这个从华盛顿到杰佛逊都是奴隶主的国家，一直要到1860年代“南北战争”时的林肯，才开始意识到，自己在社会公义上并不很“例外”。要再经过20世纪卅年代的大萧条，也才让它意识到，自己在经济上也不是无敌的。
然而，在很大程度上，美国是英国的创作品(brainchild)。也就是说，绝大多数美国的思想和理念都是从英国来的，除了一些文学家以外。如果要作比较，今天中国的社会更像工业革命时期英国的社会，只是我们把一百多年的经验压缩到二、三十年罢了。所以，如果希望汲取教训，或许我们还需要多了解一下英国的历史过渡。
英国工业革命的阴暗面
工业革命是18世纪末开始到整个19世纪的一个社会大转型，从手工转到机械，使得人类社会整个食、衣、住、行的生活方式和思考方式都有了决定性的改变。它从英国开始，逐渐传到欧洲、北美洲，以至于全世界。用诺贝尔经济奖得主，芝加哥大学小罗伯特•埃默生•卢卡斯教授(Robert Emerson Lucas, Jr.)的话说：“历史上第一次，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开始持续增长……类似的经济行为在历史上从来都没有发生过。”(2002年)
我们都知道，工业革命结合了资本主义的力量，从纺织业、炼铁业和炼煤业的机械化开始。然后随着蒸汽机、内燃机和电力的发明，以及铁路、轮船运输的普遍，使得人类社会开始了惊天动地的改变。除了原有的贵族和农庄主，社会上兴起了大批工业家和实业家这批中产阶级的新贵。
但是工业革命与资本主义在英国也带来了许多社会问题。因为工厂大量的设立，城市开始兴起。工作机会使得众多人口从农村迁往城市，人口也开始迅速膨胀。由于城市缺乏基础设施，造成许多问题。它给底层(被剥削)人民所带来的悲惨命运，令人发指。
我们或许从狄更斯的小说中(从1839的《尼古拉斯•尼克贝》到1855年的《艰难时世》)或是恩格斯的《1844年英国劳工阶级状况》这些书里看到过一些骇人的现象。(恩格斯这本书深深刺激了马克思，其余的历史大家都很熟悉了。)
法国人古斯塔夫•多雷(Gustave Doré)本来是个幽默家。看到伦敦的悲惨情形，他忍不住了，在1870年代，他做了一系列的木刻画，描绘他所看到的景象。这是19世纪的下半叶，狄更斯已经去世，可见问题还在。
首先，这批涌入城市的“农民工”生活非常辛苦。不但家庭被拆散，城市的居住环境和工厂待遇都非常恶劣，更不要说对工人的保护了。这些穷人住在拥挤的小房子里面，许多人共用厕所，环境潮湿，没有地下排水设备，以致污染饮用水，各种疾病流行。烧煤是当时主要的能源，烟雾弥漫，环境污染，街道污秽不堪。
当时最大的杀手是肺结核，19世纪后期70%到90%欧洲与美国城市里的人患过肺结核，而城市工人有40%死于肺结核。在英国，因为矿场工作，各种肺部疾病严重(包括黑肺)。又因为饮用水的污染，霍乱、伤寒、天花盛行。
更凄惨的是童工与女工。因为穷人多，成年工人又不够养家，于是大批孩童被雇入矿场、工厂。他们的薪水只有成人的10-20%，作的工又不比成人差多少，自然是工厂主与矿主争取的对象。他们宣传说，这是贴补家计的好机会，孩子既然没有学可上，也就去上工了。根据1788年的估计，全英国与苏格兰地区143个用水力操纵的棉花工厂里，有三分之二的工人是童工。
虽然使用童工并非从工业革命开始，但是这样大量集中的使用还是首创。从四岁开始，他们工时很长，一般每天要工作12-14小时。有人从早上四点就进入矿场，要一直干到下午五点下工!他们的工作环境很差，还有时受到鞭打。安全顾虑更低，死于矿难、打瞌睡被矿车碾毙等等，都是常事。许多孩子得了肺癌，还不到25岁就丧命了。
在棉花厂工作的“捡破烂”队伍，需要钻到机器下面检遗留物，往往被机器压伤、断肢、甚至有脑袋被切掉的。在火柴工厂做工的女童工因为受到磷污染，下颚中毒发出磷光，并导致眼瞎和死亡。在陶器场做工的孩子容易受到有毒灰尘的感染。
除童工外，女工的情况也是大致相同。她们也是廉价劳工的受害者，没有任何保障。
当然劳动阶级这样的生活条件有时也引起了他们激烈的抗议。例如19世纪初有过所谓“卢德派”，反对机器代替人力。到了19世纪中叶，劳动阶级有了大规模的“宪章运动”(Chartism)，争取基本民权。
探索悲剧的原因
19世纪初，虽然布道家约翰•卫斯理刚刚逝世，但是他所推行的“圣洁运动”对英国的影响还在。维多利亚女王(在位1837-1901)六十多年的统治正是君主立宪的大英帝国的巅峰时期(大国崛起!)。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强调道德与家庭的价值，没有任何宫廷丑闻。但是，这也是个“伪君子”作风流行的时代。人们满口仁义道德，满肚子男盗女娼。
廿世纪英国著名艺术史家和博物馆长肯尼思•克拉克(Kenneth Clark)曾对19世纪的英国做过很深刻的观察。他认为这种普遍伪善的作风也有其“神学基础”。除了大家口头上所尊崇的“基督教”，体面人士真正信奉的是个“新宗教”。它的“圣书”就是马尔萨斯的人口学以及大卫•李嘉图的经济学!
马尔萨斯认为人口呈几何级数成长而食物仅呈算术级数成长，人类一定会遭遇食物短缺的命运。他不认为穷人有得到最小量食物的权利，所以要立法对付贫民的人口问题。他可以说是达尔文的先驱，也是达尔文最佩服的学者。许多人认为他的人口论间接导致1845-1852年间爱尔兰的“土豆饥荒”，使得爱尔兰的人口损失了四分之一，有将近一百万人因饥饿和疾病死亡。连恩格斯都认为马尔萨斯的理论“是现存最冷酷无情、最野蛮的理论，是个摧毁爱人如己和世界公民等所有美好词汇的绝望的系统。”
李嘉图政治经济理论是当时最有力的经济理论。他的“比较优势”理论主张工资应当自由竞争，也不该限制从外国进口产品。基本上也是“适者生存”!马尔萨斯与李嘉图虽然看法不尽相同，但却是紧密的战友。
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一方面自以为有虔诚的宗教信仰;另一方面，由于在“智识上”全盘接受他们两人的理论(早于达尔文)，已经把“适者生存”当做天经地义的至理了。在这“新宗教”的世界观里，“虐待劳工”就被合理化了，基督的教训也就视而不见了!人类对道德观作选择的能力有时会令人吃惊!
虽然任何社会都有“虚假”和“伪善”，但是对没有安全感的中产阶级，在经济挂帅的前提下他们整个生计都维系于对劳工的剥削。就像克拉克所说：普遍地伪善是19世纪英国的标志。在“新宗教”的庇护下，人们的是非观和道德感被扭曲了，他们的良心也不再让他们烦恼了。大多数人的信仰已经形式化、僵化了。这种虚假达到一个程度，像“敬虔的”、“可敬的”、“值得的”这些形容词已经成为讽刺性的字眼!
这种种悲惨的现象，对今天的中国来说，并不陌生，只是悲惨的内容不同罢了。今天中国利益既得者，早年也深受“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感召，可是今天也只剩下虚假和伪善。我们耳朵所听到的是：“以人为本”，“承认并尊重人权的普遍性原则”，“推进民主法治建设”，“我们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我们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我们应该为人民谋利益并自觉接受人民的监督。群众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是衡量政府工作好坏的唯一标准。”
这些话表明，我们是懂得“普世价值”的，可是这个信仰却往往被“稳定”和“中国特色”这个“新宗教”所掩盖。这种言行不一的作风不正与19世纪的英国相像吗?
然而，中英这两个社会间还是有两个重要的不同点。这些不同点帮助英国逐渐从不公和腐败中走了出来。或许他们的经验也可以做为我们的借镜?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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