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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一艘航行在汪洋大海上的大船遭遇风暴、面临沉没危险的时候，船上的乘客通常会有两种截然相反的应对办法。

　　第一种，紧密团结，齐心协力，努力试图稳住船只，这是原始意义上的“同舟共济”，它需要人们做出许多基于信任的合作，并且一定会有一些人付出比另一些人更大的努力和牺牲。例如，那些行李比较多、比较沉的人(通常是富人)忍痛将他们的辎重扔进海里以求减轻船的载重……

　　第二种，每个人都暗地里为自己寻找和创造可能的后路，这不需要合作，但需要许多阴谋和权力。例如，抢先把船上稀缺的救生设备据为己有，或者拆掉床板、桌椅，甚至桅杆作为船沉之后赖以救命的悬浮器材;更有甚者，身强力壮者将那些老弱病残者扔进汹涌波涛里以求减少船的载重……

　　两种办法都不必定保险，但好坏一目了然：前一种是建设性的，它至少保留了所有乘客一起活下来的希望，而且即便最终无济于事，也让每个船员的死提升到了更高的尊严和道德水平;后一种是破坏性的，它将加剧船上的冲突和动荡，很可能加速船的沉没，并把这艘船降低为原始丛林，把人降低为禽兽。

　　要想让情况变成第一种而非走上第二条绝路，既需要有一些社会性的制度安排，比如———这艘船上已经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文明规范，也需要船员们普遍拥有比较高的道德自觉。

　　说得夸张一点，美欧发达经济体制下的经济和财政状况就有点类似我们想象中的这艘船。如果之前屡见不鲜的南欧的罢工示威和英国的暴力骚乱让我们看到了前述第二种破坏性应对办法的影子的话，近来，第一种建设性的努力也正在令人惊喜地露出曙光。

　　年逾8旬的美国超级富豪沃伦·巴菲特在8月15日的《纽约时报》上发表题为《停止娇惯超级富豪》的文章，呼吁政府向他和如他一样的美国富人增税。

　　巴菲特说，中下阶级正在阿富汗为美国而战，同时，大部分美国人入不敷出，挣扎度日。而超级富豪却继续享受特别税收减免。他举例称，自己去年缴纳的联邦税金为6938744美元。虽然听起来很多，但其实只是他应税收入的17.4%，这样的比例比他办公室其他20人中的任何人都低，他们负担的税率在33%至41%不等，平均为36%。因此，巴菲特在文章中指出，“我和我的朋友们被‘对富豪颇为友善的’国会娇惯的时间够长了……现在是我们的政府认真考虑共克时艰的时候了。”

　　巴菲特的呼吁得到了另一位叱咤风云的投资家乔治·索罗斯的积极响应，后者通过其发言人称，“同意巴菲特的观点，并向他表示祝贺……富人们正在通过反对增税来损害他们的长期利益。”此外，著名的星巴克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霍华德·舒尔茨也表示，正在酝酿支持巴菲特的呼吁，取消对美国国会议员的政治捐款，直到议员们就国家债务、收入和支出达成“公平、两党合作的”协议。

　　巴菲特和索罗斯们应该会欣慰地感到“吾道不孤”———一周后的8月23日，在大西洋对岸的巴黎，包括欧莱雅女继承人、石油巨擘道达尔负责人、法兴银行首席执行官和法国航空总裁等16家企业的高管、商界领袖与超级巨富联合签名发表情愿书，呼吁政府提高对他们的征税额度，以帮助国家解决财政问题。这份发表在《L e N ouvelO bservateur》周刊上的请愿书要求政府设立针对富人而不会影响资本流动的“特殊缴款项”。请愿书写道：“我们深知，我们从自己所处的法国体系与欧洲大环境中受益匪浅，我们希望能够继续维持这样的体系与环境……当公共财政赤字与国家不断恶化的债务前景威胁法国与欧洲未来时、当政府要求人人团结一致时，我们做贡献看起来很有必要。”

　　从见诸媒体的文字来看，这些美欧富豪们甚至都不屑于宣扬自己的善心，他们的逻辑是如此直白和赤裸：因为“我们”在现行体系中得到了比别人更多的好处，所以“我们”比别人更想要维护它，为此“我们”应当比别人作出更多贡献、付出更多牺牲。

　　不用说，尽管巴菲特的呼吁得到了美国网民(他们绝大多数是普通纳税人)和奥巴马总统情绪高涨的回应，但“我们”群体中的大部分并不以为然，而反对巴菲特的理由也是五花八门。

　　最常见的一种陈词滥调是：对富人课以重税不利于创造就业和经济增长，它是头脑最简单的人都可以从经济学普及读物中随手捡来的传统武器;比之稍微复杂一点的另一种说法是：增税对富豪的实际影响其实相当有限，真正受到损害的是收入较高的中产阶级，而他们本应该是稳定的美国橄榄形社会的中坚力量;与这种论调有高度关联的观点还认为，从广大依靠诚实劳动致富的中产阶级那里收去的巨额税收并没有真正用到有效管理国家、振兴经济和帮助贫弱者的正当用途上，而是被浪费和消耗在了无效率的官僚主义政府体系内，甚至被各种既得利益群体不公正地窃取了。这也就是共和党人一直顽固地主张小政府和削减财政开支、坚决拒绝增加税收的理据。

　　也有人直言不讳地质疑巴菲特的动机，例如，有共和党人挑出了巴菲特一贯亲民主党左翼政治立场，称巴菲特此举是在关键的大选之前哗众取宠，为民主党在舆论上营造道德优势。

　　想要在当下对巴菲特与其反方的争辩作出令人信服的是非裁决，是不可能的。这是因为，巴菲特的呼吁的建设性自不待言，他的反对者所提出的那些主张也不能说是全然破坏性的。上述戈卢伯先生的言论，充其量犹如本文开头那艘船上的乘客指责船长和大副(轮机长)们掌舵无方，并对如何更好地挽救沉船开出他自己的药方。沉船的原因可能异常复杂而又综合，不找出真正的症结，仅凭简单的道德呼吁显然无助于救船于既沉。

　　因此，由巴菲特和一群法国富豪们挑起的这场包裹着浓重的道德光环的争论，在我看来，现阶段还只是险境中的大船上围绕如何脱险的具有建设意义的畅所欲言。从中我们得以窥见西方社会这条大船上的基本行为规范和乘客道德自觉，至于乘客们能否最终达成共识并帮助船只顺利驶出狂风巨浪，则需要拭目以待。

　　值得欣慰的是，至少迄今为止，在美国和欧洲，精英们都想要为挽救沉船做些什么(尽管方法是如此南辕北辙)，而不是目睹它不可救药地沉掉之前赶紧先大捞一票，然后卷起一家老小的铺盖和那些不义之财远走他乡———比如，跑到对财富和富人日益顶礼膜拜的中国来安全地欢度余生。（作者：陈季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