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突然出现的这个10年前的离婚案件中，宋雅红根本没有到庭应诉，接到起诉书副本和开庭传票，甚至连判决书都是以公告形式送达的，而且判决书上漏洞百出，“全是硬伤”。
杜双华与宋雅红（摄于1988年）
“患难夫妻”
在宋雅红对本刊记者的回忆中，结婚前的日子是她和杜双华的关系里最甜蜜的时光。那时宋雅红在首钢劳动服务公司开叉车，杜双华在同一单位做模具、跑销售，因为同是首钢子弟，两家人以前就认识，双方父母又互相了解，自然而然地走在了一起。“20岁出头跟他开始搞对象，我家住德胜门，他家住磁器口，那会儿我们两个人都是每月20多块钱工资，下了班我就跟他一起去倒鱼虫，每天能挣几毛钱。”
宋雅红说他们是“患难夫妻”，两个人的关系始于相对清贫的共同奋斗。杜双华虽然只有初中毕业学历，但是天生的做生意的头脑从卖鱼虫那时开始就显露出来，卖鱼虫攒了点钱之后又开始倒邮票。“那会儿吃不起肉，有一次他说挣了点钱带我吃肉去，那时候人简单，吃上肉就觉得特别幸福。”宋雅红回忆说。80年代中期，在一般人只能门口看看的北京莫斯科餐厅（俗称“老莫”），他们就可以偶尔花上5块钱吃顿饭奢侈一把。
从两个人正式确立关系后，杜双华的父亲就让宋雅红去学开车，因为那时工厂里女司机很少，1985年拿到驾驶证之后，两个人就跟着杜双华的父亲开始跑业务，逐渐进入了生意圈。
1988年，宋雅红24岁那一年嫁给了小她一岁的杜双华，学财务的本科生找了一个初中毕业学历的老公，用宋雅红的话说，“就是觉得人挺好能踏踏实实过日子”。杜双华的父母对儿媳妇也相当认可，结婚后，两口子就一直跟杜双华的父母和姐姐同吃同住，“后来搬了一次家也没分开过”。8月份，宋雅红生下长子杜秋龙，儿子虎头虎脑的，和爸爸长得很像。
进入90年代，夫妻二人离职开始创业。在首钢负责管理设备的公公的帮助下，他们租了个小厂房，成立了生产钢管的工厂，“白手起家”做起了钢管贸易。创业初期，杜双华经常在工厂过夜，监督生产。“他这个人做事玩命，出去做事从不讨价还价，首先是要把事情做好，在单位的时候就是这样。”宋雅红说自己这一点也是跟他学的，90年代初期，钢管生产供不应求，她形容在那个阶段，钱都是成麻袋地装，产品还没有生产出来，要货的人就排着队了。因为扩大生产的需要，杜双华回到祖籍地河北衡水，创办了京华制管厂――其日后基业的起点。为了照顾儿子，宋雅红没有一起去衡水，而是留在北京，继续和公公、婆婆住在一起。
“1993年企业搬到衡水之后，一开始他半个月、一个月回来一次，后来就几个月回家一次。”即便如此，宋雅红仍然认为他们那时关系还不错，只是“有钱以后，他非得高人一等，得低着头跟他说话，在家里也要装出多有钱那样，拿着有钱人的劲儿”，所以吵架拌嘴也是常有的事儿。“在1996年以前都挺好的，那会儿衡水的厂子流水就已经上亿元了，我手里拿着家里所有的钱，也从来没有钱还分谁的、应该有我一半这些概念，我觉得从苦日子过来的，都是北京人，家里又都认识，我还跟他爸妈住在一起，他能怎么样啊。”而杜双华日后对那段时间二人的婚姻状况却有不同的描述：“我常年在外做生意，尤其从1994年到衡水市京华制管总厂工作后，因工作繁忙，很少回家，对家照顾较少，夫妻之间难免生成误会。感情开始淡薄，以致后来被告怀疑我感情不专。”
虽然描述那段时间的孰是孰非在今天已经不具太多意义，大儿子杜秋龙在长大后，以成人的分析向本刊记者给出了相对公允的评价：“婚姻无法持续，双方都有责任。在我看来，父亲和母亲的性格都太强了，可能父亲后来希望母亲尽到照顾我和爷爷奶奶的责任就行了，不希望母亲过多干预他的事情，可是母亲又是那种一定要问一定要知道的性格。”杜秋龙其实已经很难记起自己幼年时父亲的形象，因为在一起的时间实在太少，忙于资本积累和事业扩张的杜双华可以说在很长一段时间缺失了作为父亲的形象。“很小的时候肯定也不记事，我印象里最后一次我们3个人在一起，作为一个家庭一起活动，是他们带我去看李连杰 （微博）的《冒险王》。”那是1996年，杜秋龙8岁，这一年也成为杜宋二人夫妻感情决裂的分水岭。
婚姻拉锯战
1996年的夏天，离二儿子的出生还有七八天时间，宋雅红北京的家里来了一位不陌生的客人――杜双华在衡水安排的一个厂长。她跟宋雅红说，她和杜双华已经在一起好几年了，要跟杜结婚。“我那会儿都快生了，心脏也不好，哪儿有心思理她啊，她看我不着急那劲儿可能刺激她了，过来就抓我，阿姨过来挡，我还是摔了一跤。幸亏住得离医院近，当时都大出血了。”这一次可能“生命不保”的险情让宋雅红的母亲心脏病犯了，大病了一场，出院后一直找杜双华评理，转年的1月份，因为又吵了一架住进医院，“进去就没出来”。母亲的去世对宋雅红打击很大，“起了满嘴的泡，还得给孩子喂奶”。 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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