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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科院专家预言:中国经济将面临“失去的10年” |
| www.sinoca.com 2011-06-12 中国经营网 [复制链接] 字体：大 中 小 |
人口红利结束经济将失血？
《中国经营报》：人口红利的结束是所有经济界人士关心的问题，目前中国经济还在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依赖于廉价劳动力的时代一旦结束，中国经济的出路又在哪里？
蔡：我们做出过一个判断，“十二五”期间的五年，普通劳动者工资上涨仍然会持续，而且会成为一个常态。之所以中国经济还在高速增长，主要靠投资拉动，投资导致资本劳动比提高，但是政府主导的投资是不可持续的，如果不能维持投资，经济增长的速度就会下降。
到“十三五”时期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会降到7%，就业增长则会是负贡献，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也不会有明显的起色，这是人口结构变化导致的对经济潜在增长率的一个负面影响。
《中国经营报》：你经常提到一个理论即中等收入陷阱，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人口红利的消失，中国是否会进入到这一状态中？
蔡：人口结构变化和中等收入陷阱是有关系的，经济增长理论经常提醒我们这一点。穷国和富国在全球化中获益很多，中等收入的国家相对获益比较少，这就是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美国天天在抱怨说中国把他们制造业给消灭了，其实美国的制造业还是比我们强。我们处在一个旧的比较优势逐渐失去，新的比较优势还不能确立的中间状态，这是比较尴尬的状态。
日本是一个最好的例子，日本是高收入陷阱。因为日本是在上世纪90 年代以后，人口红利才逐渐消失的，但是那时候日本人均GDP已经有两万多美元。随着经济的停滞，政府的干预越来越多，因为政府怕企业经营不下去，怕那些产业衰落。于是政府给企业大量的补贴，导致该灭亡的产业、企业不死，最后日本僵尸企业盛行，因此整个经济也是没有效率的，而其他相应指标比如全要素劳动生产率等也全部表现不好，因此日本经济经历了所谓“失去的十年”，这就是日本的教训。
《中国经营报》：当说到中等收入陷阱这一问题时，必然让人联想到拉美国家，中等收入陷阱对一个国家的改变是什么？
蔡：历史上最有名的通货膨胀都发生在拉美，甚至高达5000%、8000%，这样的通货膨胀是非常可怕的。世界上最高的反映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也发生在拉美，达到0.6、0.7。有一次我在讲解人口问题的误区时，谈到要防止中等收入陷阱，便有人提出不同的意见，认为经济学家太实用主义，全世界的资源根本没有办法支撑中国成为发达国家，中等收入对中国来说很好。我的回答是，我也觉得中等收入很好。但是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在中等收入的水平持续“幸福地”待着，这是一个经济规律。真正穷的国家，可以有幸福感。发达国家、福利国家也可以有幸福感。中等收入的国家是没有幸福感的。比如对巴西的中等收入者而言，白天开着豪华车，晚上有一个安全的环境停车就是一个最大的幸福。墨西哥也类似，一些研究人员在墨西哥因为治安的混乱已经不敢进村。中等收入陷阱带来的必然结果就是社会的混乱。
产业结构调整将点燃新的希望
《中国经营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中国的东南沿海带来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的制造业如果失去了人口优势，应该怎样做出抉择？
蔡：在日本，曾经出现过一个产业经济学提到的概念即所谓的雁阵模型，也就是说以前日本也生产服装，是世界低端制造业国家。上世纪60 年代迎来了日本的刘易斯转折点，上世纪90年代日本人口红利也消失了。于是日本开始产业升级，将主要产业转型到重化工业，又转到电子产品，之后转移到高端制造业、IT业，把原来劳动密集型产业丢给了亚洲四小龙。随后亚洲四小龙同样将低端制造业转移到中国沿海地区，东亚国家之间形成了一个转移的梯度，这叫做雁阵模型。
中国地区之间有巨大差异，幅员辽阔，经济发展水平也处在不同阶段，沿海地区成本逐步提高，中西部地区却还处于工业化不足的阶段。中西部地区发展工业化完全可以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因此，过去在国家之间存在的雁阵模型可以改成中国版本，可以适用于中国的不同地区。
《中国经营报》：那么我们能否像日本一样做出比较正确的产业结构升级抉择？
蔡：产业结构升级其实有很多含义，现在说的沿海地区制造业升级，应该是向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特别是有全要素生产率支撑的产业结构调整，同时，有些产业必然要向中西部转移，因为中西部还具备劳动力比较优势。此外，还要挖掘服务业的价值。我们并不想发展印度，孟加拉等国的所谓服务业，比如随时给你引路，擦鞋等等，这些服务也提供不了多少附加价值，我们真正需要的是生产型服务业，产业结构升级才会分化出对这些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从制造中心分化为运筹中心，营销网络服务业的比重在扩大。我个人认为，未来中国服务业比重真正扩大主要在于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这一趋势本身已经孕育在我们制造业升级当中了。
观点
●中国经济的确特殊性太多了。我作为一个经济学家，人家让我回答：你说现成的理论更重要还是生活更重要？我一定会选择后者。
● 从中国农村改革的经验来看，我们看待制度变革不能用非黑即白的方式，中国任何领域的改革都是逐步推进的。制度改革不是革命，并不是立刻推翻一项制度，而往往是在新制度中有旧制度的因素。新的因素是在探索中形成的，也要在实践中增加，改革就是在这样的过程中推进并最终完成的。
●改善中西部地区的投资环境十分重要。政策选择要吸取历史教训，应推动这些地区的体制改革，而不是单纯加大投资和给予补贴，避免中西部地区过度依赖资本的投入，而非自身的比较优势。此外，目前投资过度集中于资本密集型产业，中西部地区已经出现偏离比较优势的倾向，值得警惕。
●大幅度提高企业的资本构成之外，通过职工教育水平的改善，仍然存在显著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潜力，而我国经济发展还没有达到通过提高资本密集程度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阶段。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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