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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科院专家预言:中国经济将面临“失去的10年” |
| www.sinoca.com 2011-06-12 中国经营网 [复制链接] 字体：大 中 小 |
与其他的经济学家相比，蔡的形象有些“偶像派”：话语不多，温文尔雅。
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所所长，蔡提出的中国将面临“刘易斯拐点”和中国将“未富先老”的理论曾经引起一片争执。
“刘易斯拐点”的到来意味着中国人口红利的顶峰即将过去。
从2004年就开始出现一些迹象，如民工荒的蔓延等。拐点会持续多久、转折区间有多大？蔡给出的答案是“还会有很多年”。其最后的结束点将是“城乡差距、系统差距消失，也就是农村的劳动生产力水平和城市相同。”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更多地看到了民工荒，劳动力价格的上涨，以及城市化步伐的加快等现象，更多的农村人口涌向城市，在这一社会洪流的变迁中，蔡所“预言”的部分正在慢慢转变为现实。
2013年到2015年是蔡给出的这一人口变迁的更准确的时间点，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中国的社会结构、企业乃至个人都将面临严峻的挑战。
蔡甚至预言，如果不能及时处理好社会的变革，中国经济将面临失去的10年，甚至是20年、30年。
当中国经济还在以两位数的速度快速增长时，很难有人还保持如此冷静客观地分析。
在这一巨变中，有一批学者变得更加“文学”，被情绪控制了理论。
也有一批学者变得更加“科学”，用数字和理论寻找经济发展的冷静一面。
因为此时是中国经济发展和转型十分重要的时刻，所以，能够被印证的理论都将被历史铭记。
对中国是否面临刘易斯拐点的争论一度在整个学术界被慢慢扩大，甚至已经从学术界蔓延到对个人的评判，这使得旋涡中的蔡也受到伤害。
或是攻击，或是支持，时过境迁之后，蔡依旧风度翩翩地站在彼岸，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各种现实的镜像都开始在佐证他曾经的判断。
与争议旋涡时期相比，此刻的蔡显得更加沉静。
蔡所作的另一部分工作，不仅仅是关注经济学，而是从经济回归到人口，再从组成社会的这些元素中，提取出暗藏的洪流。
所以，在蔡的学术研究中有很多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关注，包括对农民工问题的关注。他不止一次地建议，城市应该引进更多的农民工，并解决农民工的户籍问题，虽然这与很多城市管理者的意愿背道而驰，但是他的建议，实际上已经是大势所趋。而在记者对蔡的几次采访中，都能够很明确的感觉到一点，即对事件发展的“必然”性的深刻解读。
55岁的蔡还保持着一颗“童心”，他曾经“逃会”去拜祭音乐大师的墓园，也会去观看最新的好莱坞大片。因为对生活保持了高度的热情，所以他的理论一直与现实紧密相连：预测未来，又被未来所佐证。
蔡在最近的一次微博中写道，“一位投行经济学家跟我谈人口结构对房地产影响。他们对未来的判断是：随着人口逐渐形成4-2-1代际结构，将来祖父母、外祖父母、爸妈（因离婚率提高还有继父母）都给下一代留房，最终房价崩溃。巧的是，某地外来人口有个理论：城里人只顾买房，咱买不起就多生，将来你的房子都是俺孩子的。群众也是经济学家。”
未富先老将是大势所趋
《中国经营报》：很多人关心你提出的中国正面临刘易斯拐点的观点，因为，这可能标志着中国经济将面临着一个巨大的挑战，特别是人口结构变化让很多经济学家担忧，那么中国正在经历的人口结构变化的特点是什么？
蔡：中国现在处在怎样的经济发展阶段，人口结构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是我们首先要思考的问题。描述中国人口变化的特点，可以使用非常简单的一些数据。首先是人口生育率的变化，用的指标叫总和生育率，总和生育率是一个妇女终身生育孩子的数。上世纪60年代中期的时候，中国的总和生育率还在6个左右，以后这个指标持续下降，上世纪90年代开始已经降到2.1，目前，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总和生育率只有1.4，而且已经多年在1.5以下。
这种变化带来的结果可想而知，当年生育高峰出生的人口逐渐变成合适的劳动力，提供了大规模劳动供给，同时储蓄率比较高，给中国带来了人口红利。但是现在我们发现，这批劳动人口已经逐渐变成高龄劳动力，未来会接着变成老年人口，由于他们的生育率低，后继无人，中国人口老龄化在加速，劳动人口的高龄化也会加剧，这就是中国在人口方面面临的问题。
《中国经营报》：在这种人口趋势之下，中国的经济将面临着巨大挑战，包括劳动力供给等问题，中国的经济发展与人口的变化有哪些同步的效应？
蔡：为了反映劳动力供给，我们可以计算一下人口抚养比。15 岁以下是依赖性人口，还有65岁以上老年人口，这两类加起来可以变成分子，而分母则是从16岁到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这样计算的话，人口抚养比越低，劳动力供给越充足。今后5年，到2015年，中国的人口抚养比降到最低点，2015年以后就不在下降了，而是上升了，用这个指标来定义人口红利，意味着我们人口红利逐渐消失，机会窗口在逐渐关闭。
我们和发达的、同等发展水平、以及比我们发展水平低的国家相比，表现出来的一个重要特征可能会是未富先老。中国现在的老龄化比例大大超过国际水平，65岁以上人口比重是8.3，世界平均水平是7.5，但是中国的人均GDP仅仅是世界平均水平的47%，也就是说我们在比较低的经济发展阶段迎来了比较老的人口结构，因此我们把它定义为未富先老，以前充沛的劳动力供给会逐渐消失。
《中国经营报》：每年都会出现的民工荒以及现在正在发生的农民工工资上涨，是否是这一趋势的显现？
蔡：农民工进城是为了满足城市对劳动力的需求，到2015年，中国的农民都走出农村也不够城市使用的，因此从2015年以后，全国适合劳动的人口就是负增长。从2004年到现在我们年年喊民工荒，一年比一年严重。
任何东西稀缺了价格就要上涨，劳动力短缺，工资水平就一定上涨。2003年以后，农民工收入上涨速度每年是10.2%。而种植粮食所雇佣的劳动力的工资，最近几年增长速度更快，说明农业生产中也出现了劳动力短缺，这不是说农业中没有了大量富裕劳动力，当然还是有，但是跟原来比已经大大减少，也证明中国的剩余劳动力的确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多，但这也是必然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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