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经济体金融博弈场
IMF 的另一个角色是“核数师”，工作是记录各国之间的贸易数字，和各国间的债务，并主持制定国际货币经济政策。在IMF现有的2500名左右雇员中，有80% 左右是宏观经济学家，拥有进出各国央行和财政部进行政策磋商活动监督的便利。面对全球性的重大决策和利益分配时，由于成员国拥有的份额不同，为争夺更大的话语权，IMF时常成为主要经济体之间就财政、货币、汇率等议题进行博弈的场所。
上世纪80年代以来，IMF在拉丁美洲扮演了重要角色，在阿根廷、巴西和墨西哥濒临破产边缘时拉了它们一把，图为位于美国华盛顿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大楼。
美国拥有“一票否决权”、西方七国携手即可实现愿望
份额和投票权的分配是IMF决策机制的基础。在IMF成立之初，除了按成员国对机构贡献份额的多少来分配投票权之外，还为每个国家分配了等量的基础投票权。但从基金成立至今，基金投票权的总量增加了37倍，而基础投票权在总投票权中的比重从当年的11.3%下降到如今的2.1%，一国一票的原则已经彻底让位于10万美元一票的原则。
按照2005年的数据，美国所掌握的份额和投票权比例始终在17%以上，西方七国的比重合计在45%以上。这就意味着，在IMF内部需要85%以上投票权方能实施的汇率安排、会员国融资、基金组织内部组织设置与管理、特别提款权分配与管理等重大问题上，美国拥有“一票否决权”，西方七国携手即可实现愿望。上世纪70年代以来，IMF由发达国家主导屡遭诟病，发展中国家抱怨在IMF没有自己的声音，就连对他们的援助也往往伴随着苛刻条件和对地区特殊性的漠视，甚至本身就是发达国家的意识形态“药方”
亚洲金融风暴，大国借IMF援救行动抢市场
1997 年，金融危机席卷东南亚进而诱发全球股市大跌。面对来势汹汹的金融风暴，IMF实施了其成立以来最大的一次援救行动，先后向泰国、印度尼西亚和韩国投入了 1100亿美元的贷款，充当“最后贷款人”的角色。但是，所有的亚洲金融危机受害国在等待IMF援手时都接到了同一份清单：首先是私有化，要求受援国将金融业、电信业、公用事业等国家战略产业彻底开放；其次是资本市场自由化，意味着国际资本更加自由地流入和流出。
如今看来，不可否认IMF牵头实施的一揽子紧急贷款到位还是比较及时的，但并没有阻止这些国家股市下跌和汇率动荡。泰国政府宣布实施IMF所要求的削减开支、提高税额等经济改革计划后，经济状况反而更加恶化，泰铢兑美元的汇率至今没有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前世界银行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直言，“一个或隐或现、节奏匹配的华尔街―美国财政部轴心指挥着一切。当美国财政部指导着IMF组织的国际金融体系踹开一国市场大门后，华尔街上的金融公司就开始拥有了永远赚不完的钱。”
2009年二十国集团伦敦金融峰会，与会领导人同意IMF资金规模由2500亿美元增加到7500亿美元，以帮助陷入困境的国家。
“中心地带起火”让IMF无能为力
如果说此前对于IMF的质疑仅仅在于投票权的不平衡的话，2007年由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风暴则成为IMF遭遇的更大麻烦，因为专注于市场监管的IMF 对于危机毫无察觉。2006年9月，次贷危机变得人尽皆知的10个月之前，IMF在其旗舰性报告――全球金融稳定性报告（GFSR）中称，“成熟市场中的主要金融机构很健康，仍具有盈利能力，而且资本充足”，更甚的是它还说道，“许多国家的金融行业”应该“有充足的能力应付未来的任何周期性挑战及市场的进一步修正”。
财新主编王烁分析IMF对金融危机失察时称，过往IMF体系的稳定器是美欧。美欧稳定，就足以稳住大局，再通过IMF来应对边缘地带发生的危机。现在不同，中心地带起火，对于援助资金的需求规模上了一个数量级，IMF的现有资源是不够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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