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片场,多兰也是一个愤怒的导演。法国女星娜塔丽·贝叶曾评价多兰「拍戏时没少怒吼,经常训斥演员」
愤怒、暴力和歇斯底里
多兰始终处于愤怒的情绪中。当他看到《狂野之爱》中亚当·桑德勒扮演的单身汉用乱砸东西发泄情绪时,对自己说:「这不就是我嘛。」在他眼里,这个角色「充满愤怒、暴力和歇斯底里」,在他短暂的生命经验中,很少体会过冷静、温柔、随和而美好的爱,取而代之的是强烈、情绪化、甚至带有攻击性的恶语暴力。
如果说有什么渠道发泄多兰的愤怒,那一定是电影。「正是通过电影我找到对生活的报复手段,还有对那些我想报复的人和社会。」他曾经不留情面地质疑时下院线流行的电影潮流:「大荧幕里的人物镇静——我不想说无聊因为这显得轻蔑——爱着彼此,两个小时没有发生任何冲突,那还能叫电影吗?」
2013年,在《汤姆的农场旅行》上映之前,好莱坞报道称「这是一部自恋之人的作品」。多兰很快地在推特上予以反击:「你可以吻我自恋的屁股。」这条推特引发了多兰10万粉丝的疯狂转发,他们深爱着多兰,就像深爱一头表演过火的漂亮动物。就算一切做得过头,那又怎样?反正他还有一大把的生命可以尽情造作。
年轻人不知天高地厚的轻狂和放肆不仅在多兰的眉眼话语间,更在他的影像语言里。略显造作的慢镜头、神经质般的手持摄影、毫无章法的「胡乱」剪辑,这些手法并不新鲜,却与多兰所处的心理年龄和精神状态很好地弥合在一起,产生某种更容易被捕捉的反应和效力:愤怒、困惑、虚荣、迷茫、选择、空虚、飘忽不定、无所适从被混合搅拌在一起,种种无处安放的情绪以无法分类的形态外溢出来,捕获不安定的心。
在情绪的个人表达上,多兰的书写方式是热烈、随性、张扬的,躁动不安的荷尔蒙气息中掺杂着对经典的敬仰和怀念,但也不盲目复古
不可实现的爱
「我很爱她,喜欢在她身边,静静看她说话。但是,我再也做不到了。我对谁都可以这样,唯独对她,不行。」《我杀了我妈妈》开头,多兰隐匿在满屏黑白的色调中,认真而绝望地独白。
过于单薄的年龄造成了哈维尔·多兰不可能厚重饱满的叙事,但他的前三部作品却构成了一个有关「不可实现的爱」的主题三部曲。《我杀了我妈妈》讲述了母亲和孩子间不可能的爱;《幻想之爱》中是一对情侣和一个英俊陌生人间的爱;《双面劳伦斯》则是两个处在理想边缘的成年人之间不可能的爱。一开始,《我杀了我妈妈》还带有浓烈的传记性质,随着多兰「自恋」的触角伸得越来越长,视野也逐渐打开,从狭小的个人空间转移到周围不同年龄段人物的公共空间。
尽管多兰常因为他的同性恋身份备受瞩目,但他从来不觉得自己只拍同性恋电影,只是「通过同性恋角色讲故事更加自然」。拍完《双面劳伦斯》后,多兰曾对着媒体直言不讳:「我压根就不关心 LGBT 群体会怎么想我的电影,我在乎的是观影的人怎么想。所以我也很反感接受像『同志金棕榈奖』这样的奖项。」
这段话自然又在 LGBT 群体间引发了巨大争议,但多兰的确是一点都不在乎了,他忙着为「不可实现的爱」的主题做出更加多元的影像尝试。不管来自亲情的爱,同性间的爱,异性间的爱,还是生理性别间的爱,抑或心理性别间的爱,都是无法真正企及对方及自己的不可能实现的爱,这种「新意识的爱」在现实中一再触礁,而我们只能试着在爱的过程中进行一次又一次的自我完善。
在这个问题上,多兰表现出和年龄不太相符的悲观与老成,没有游戏心态和自我放纵,更多的是不抱希望地顺其自然。多兰在谈论爱情时,他在谈论的似乎更多是关于自己,关于自身的觉醒和开发以及自我认识。正如阿兰·巴迪欧所言,爱是通向真理的一步。
多兰新片《只是世界尽头》将于今年9月上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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