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电影的其中一幕里，安瓦尔的邻居苏约诺(Suryono)扮演受害者被拷问，他回忆说，自己的继父是个华人，是杂货店的老板，自己刚生下来不久就和继父一起生活了。在他11、12岁那年，有天凌晨三点有人敲门，继父去开门就被带走了，第二天在油桶下发现了他的尸体，“从头到脚被麻木包着，就像死去的羊一样”。那之后，他和家人被流放到了贫民窟。
他一边说，一边赔着笑，表示自己只是建议把这件事作为电影的素材，“我发誓我没有批评你们的意思”。
大多数惨遭杀害的华人其实都是普通人，“共产主义分子”只是被强行扣在他们头上的莫须有的罪名。
这是一个大出版商，叫易卜拉欣(Ibrahim Sinik)，当年负责收集情报和审问嫌疑犯。导演问他，审问时都问些什么呢? 他说，“不管问什么，我们把答案改一改，这样人们就会憎恶他们了。作为新闻工作者，我的任务就是让人们憎恨这些共产党。抓到这些共产党后，我们会把他们打得不成人形，然后才会交给军方。”
当年组成行刑队、参与镇压和杀戮的，大多数是准军事组织“五戒青年团”的成员。1965年，他们屠杀了甘榜格南村(Kampung Kolum)的大量村民。
“剧组”找了今天“五戒青年团”的成员和贫民窟的居民，重现当年甘榜格南村烧杀掳掠的场景。由于暴徒的表演过于逼真，扮演群众的贫民窟居民都被吓住了，拍完以后仍然久久回不过神来，而孩子则被吓得大哭。
当年参与这场屠杀的一个行刑队员说，“如果她们长得漂亮，我会把她们都强奸了。我就是法律。尤其是遇上14岁的少女，实在是太享受了……在你们看来那一切像是地狱，但对我来说就是天堂。”
美国人来拍电影纪念“镇压共产党事件”的消息也传了开来，印尼国家电视台专门请了安瓦尔和其他剧组成员来做了一期访谈节目。
面对电视镜头，安瓦尔介绍了自己用铁丝勒人的“发明”，说这种杀人的方法是从美国黑帮电影里学来的，现场响起了掌声。主持人对着镜头微笑地赞扬说，“这种杀人的方法更加人道，避免了死者的痛苦。”
主持人问，“一共有250万共产主义者被清洗，为什么他们的后代不来报复呢?”安瓦尔说：“不是他们不想，而是不能，我们已经把他们都杀光了。”
现场再度响起热烈的掌声。
请问，这到底是一个怎样变态扭曲的国家?!
时至今日，“五戒青年团”仍然在印尼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有300万成员，这些人说白了就是一群无恶不作的流氓恶棍。
在印尼语里，“流氓”这个词是Preman，来源于英语里的“自由人”(freeman)。印尼人对“流氓”这个词，显然有着不同于文明世界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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