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2010年，接到联合国难民署的邀请时，我和绝大多数人一样，并不知道难民究竟是怎样的一群人。
难民署当时的需求很简单：随同探访菲律宾的城市难民，所有费用自理。正是由于他们这个公益机构连工作差旅都不负担，发出的很多邀请都没了回音。我问：“联合国难民署是不是安吉丽娜·朱莉合作的那个机构?”他们说：“对。” 我就同意了。
我经纪人比较理性，说，去没问题，但能不能给个说法?别莫名其妙去了，也不知是个什么身份。难民署一寻思也是，经过一番繁琐严谨的申请过程，我成为了联合国难民署中国区第一位代言人。朋友们知道了开玩笑，“代言难民!那你挺适合的，这么瘦，确实像难民”。
的确如此。当时包括我在内的大部分人对“难民”的了解，仅限于《新闻联播》的播报。这个名词令人联想到非洲、饥饿和贫困，但对于难民的成因，对于难民问题的解决办法，我一无所知。带着一种莽撞的热情，“难民小分队”就此踏上了探访的征途。
如今这支小分队已经远行探访过了五个国家。除了难民署的工作人员，其他都是志愿者。其中包括摄影师许闯和我的经纪人张蕾。为了节约经费，张蕾逼着她老公进电影学院学了摄影和剪辑，把他拉到队伍中负责视频拍摄，后来的《枪炮与玫瑰》、《未来不只是梦想》和《生于困局》这三部纪录片都是他的作品。小分队里还有两位常驻的媒体人，一位是《南方人物周刊》的主笔易立竞，另一位是曾在《北京青年报》国际新闻部工作的刘一。除了她们俩的往返机票由供职媒体承担，其他人的费用都由我出。几年的探访下来，队员们从朋友变成了情谊深厚的战友。
难民署的合同协议是一年一签的，总部每一年对代言人都会有评定，当然也考虑到我或许会做不下去。老实说，探访后的无力感，让我在这些年中有过数次想放弃的念头，甚至还对难民署在工作中的过度谨慎无法理解，跟代表Giuseppe还发生过争执。后来他调任去了缅甸，我又经常怀念这个意大利老头，觉得他还是个尽职的好人，只是受客观因素的影响无法实现理想而已。2013年，我通过了他们更严格的考核，升级成了联合国难民署中国亲善大使，一时间我悲喜交加，心说这回可就任重道远了，想跑都不好意思跑了。
三
2015年9月的一天，我带着小土豆在三亚度假，天气很好，海风拂面，在沙滩上休息时，我打开手机浏览新闻，而后就看到了那张照片：一个三岁男孩趴在沙滩上，他是叙利亚难民，死于沉船。
就像心上被打了一拳，熟悉的无力感再次袭来。那么小的一个孩子没了，而我的孩子正在沙滩上玩耍。我一个人回了房间，也不知道该干什么。阳光把房间照得透亮，我坐在浴缸边，一次又一次看那张照片，嚎啕大哭。
2014年5月，我和小分队曾在黎巴嫩探访过叙利亚难民。那一次，我们乘坐的越野车不像以前贴着UNHCR(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的标志，工作人员告诉我，当地的恐怖分子为了引起国际影响，会专门攻击国际救援机构的车辆和驻地。每天进出难民署办公署，安保拿着扫雷器，把车里里外外扫个遍。一位工作人员反复叮嘱我们：这辆车每次乘坐的人必须是固定的，乘坐位置也不能换。他冷静地说：“万一车出事，我们可以第一时间知道谁死了。”
他没夸张。我们探访的那个星期，酒店附近便发生了枪战和自杀式爆炸袭击。
从三亚回来，我向难民署申请去土耳其探访逃难到那里的叙利亚难民。申请提交没几天，土耳其就发生了大爆炸，紧接着是大选。当地难民署做出安全评估后，谢绝了我们的探访申请。于是按照此前的计划，2015年12月，我进行了第五次探访，前往巴基斯坦探访阿富汗难民。
众所周知，巴基斯坦也是长期动荡之地。这几年，小分队里每个人的生活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从想走就走的单身状态变成拖家带口，多了许多责任和牵挂。出发前我在小分队的微信群里说，这次去的地方很危险，建议大家谨慎选择，谁不能去的，私下说一声，千万别纠结。 结果没人接茬，大家都若无其事地扯别的。问了两遍，都这样。我感动又担心，感觉自己背了六条人命。
战争永远比想象中更残酷。在巴基斯坦的难民署办公室，工作人员给我们放了个PPT介绍当地情况。“本来有两个酒店可以让你们选择，”他说，“但现在只能住这个了，因为另一个在去年被炸掉了一半，死了四百多个人”。啪，一张血淋淋的照片放在眼前。工作人员又说，“尽量不要去清真寺、商场这种人群聚集的地方。这些电话你们都记一下，万一遇到什么情况能用得上。”我寒毛倒竖，心说真遇到事，来得及打电话嘛?
在巴基斯坦，我每时每刻都在排练反恐内心大戏。进了酒店大堂，我就想，如果从正门冲进来一队恐怖分子，我就先把老易(易立竞)扑倒，拽下沙发，从沙发后往里跑，那儿我探测过，有个厕所;但万一恐怖分子进厕所扫射呢?往大堂外跑?目标太大了;倒地装死?听说恐怖分子习惯对死人也补几枪……那我到底该怎么办呢?这算不上杞人忧天。看新闻，一个月前，非洲就有恐怖分子冲进一家酒店，先对着大堂里喝咖啡的人群扫射，又上到客房，一个门一个门踹开，对内射击，好多人死在床上。
联合国难民署这次为我们申请的安保级别是D，仅次于一线战场的标准。从伊斯兰堡去难民营开车需要五个多小时。我们第一次在探访时坐上了防弹车，中途只允许在指定地点上一次厕所。武装警察先端着枪下去里外巡视一遍，我们再去。摄影师许闯说：“人生头一次在AK47的保护下上厕所，尿得特别安心”。
这次探访的重要对象是一位在巴基斯坦难民营生活了十几年的阿富汗难民女教师Aqeela Asifi，她打破了阿富汗许多部落数百年来不允许女性接受教育的传统，十几年来，有一千多个女童先后在她开办的学校里读书。Aqeela在2015年9月获得了南森难民奖。
Aqeela的家就在学校对面，为了迎接我们，她把好多块白布拼在一起，做了一块尽可能大的地毯。她拿出一套亮晶晶的玻璃茶具泡奶茶给我们喝，我想，那套茶具也许那是这个家里最华贵的东西。Aqeela的家灯光很暗，四壁皆空，唯一的装饰是南森奖的奖牌。巴基斯坦女性爱美爱化妆，我送给 Aqeela一个化妆盒，还有一条苏绣披肩。她是个受过教育、受人尊敬的女性，我不想送她生活必需品，更想给她一些来自一位女性友人的礼物。Aqeela 立即把披肩围在身上，又走进里屋拿出一个首饰盒，塑料盒子的边角已经破损得很厉害，她从里头拿出一个蓝色的手环，镶满人工水钻，闪闪发光。那应该是个珍贵的、只在节日里戴的首饰，她把它送给了我，还有一串胡椒壳项链。她说：“我们交换礼物，是为了记住彼此。它并不贵重，但即使现在我从树上摘下一片叶子，那也是代表我的心意。”
闪闪发光的手环和胡椒壳项链现在摆在我家柜子里，每天我都能看见它们。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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