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外围女”的福,让“海天盛筵”成了家喻户晓的活动。当然,还要感谢王全安、黄海波等文艺界人士的大力支持。那么离“海天盛筵”千里之外的北京有多少“外围女”?据2013年媒体披露过一个模糊的数字,是“过万”。由于这个行业如此特殊,其实我们也没法得到一个精确的统计。
外围是一个“山寨”产业
值第六届海天盛筵即将盛大开幕之际,我们来聊一聊这个“严肃”的话题:为什么“外围女”会成为性交易市场上的焦点?
一个外号的诞生
“外围女”这个词的发迹,比一般人印象可能要更早一些。大概是2005年,随着互联网给性交易提供了一个更加方便的平台,就有了“外围女”这个名词。
同时,相对严格的定义也产生了:打着模特工作的旗号,从事性交易的人群。关键的问题是,为什么“外围女”能够异军突起,在短短几年中力挫“莞式服务”,成为“低俗话题”的焦点?
“莞式服务”带有明显的东莞制造业特征——性服务就像工厂的装配线一样,高度的标准化、流水线化。这种特色用不着“记者借故离开”式的采访,只需要略窥一二就能明白。比如,这些从业人员一般被称为“技师”,而不是更加有性别意味的“美女”“小姐”(这个完全不带性别色彩的称呼,让她们好像是开挖掘机的机器操作员);她们要接受标准化的技能培训,上岗之前要考核通过;一旦成为合格的技师,她们会获得一个编号,以便设置对应的价格等级……
这种标准化,让“莞式服务”在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头十年笑傲江湖。
但是,很快这种性产业的模式就暴露了一个弱点。它太工具、太流水线,注定只能在性交易的市场中占据低端位置。、
所谓“高端”
要知道,性交易的市场中,出售的不仅仅是性资源。
虽然现代性产业越来越促使性交易成为一种纯粹的技术工作,也就是俗称的“只谈钱,不谈感情”。但一直以来,性交易之外的附加服务,都决定着性交易在市场中的等级。
1949年之前,传统娼妓业中,底层的妓女提供的仅仅是快餐式的性服务,面向的消费者大多是车夫、工人等下层社会。但高级妓女在性服务之外,还负责提供文艺和情感服务。
譬如清代,高级的妓院被称为“清吟小班”,其中的妓女要“色艺双全”,会抚琴弄笛、会唱曲、略通诗词,也要懂书画、弈棋、茶道。这些技能的最终目的,无非是为了能跟达官贵人、知识分子这样的“高端顾客”对话交流,以便向他们提供“夫唱妇随”“夫为妇纲”之外的另一种感情,让他们获得夫妇敦伦之外的另一种两性体验。
直到民国,这种“性交易之外”的服务,也是吸引社会精英分子出入烟花之地的主要原因,陈独秀、胡适、辜鸿铭、郁达夫、徐志摩、郭沫若、苏曼殊等人都曾光顾过类似的场所——当然,这里面有几位据说是只看不动手的。
在民国头十年的北京,八大胡同的常客乃是国会议员和京师大学堂(即后来的北京大学)师生,号称“两院一堂”,让蔡元培痛心疾首。
外围女和高级应召女郎为什么是两回事
相信大家从各种地方听说过外围女的惊人身价,在此不赘述。
在外围女这种模式出现以前,国外也有所谓高级应招女郎的色情销售模式。比如美国纽约州前州长Eliot Spitzer就曾经经常跟一个时薪高达5,500美元的应召女郎鬼混,后来被迫辞职。
虽然价格同样昂贵,但是外围和应召女郎的差别很大。相信看过《应召女郎的秘密日记》(根据英国伦敦一名性工作者的博客改编而成的电视剧)就能够理解其中差别。这种应召女郎提供的是一种非常专业化的服务,她们的外貌虽然也是一部分筹码,但卖点通常不在这里,而在于她们的 “素质“更高,也充分降低了感染疾病的风险。换句话说,在性交易的市场上,这些高级应召女郎是信誉良好的供应商。
而外围女的模式大相径庭:外围女的定价,取决于她的身份,比如明星、模特、广告代言。如果这些都没有,那么“网络红人”也是一个足够的筹码。
至于服务质量,那可能根本不重要。
而像“清吟小班“这样传统的高端服务,对现代的消费者而言门槛太高。一个性从业者,知道很多外国作家、音乐家的名字和作品,并不能提高她在市场上的竞争力。这时候,身份,或者说社会地位,就成为提高性服务附加值的一个重要指标,也成为性交易市场上,高端消费者用来把自己和低端消费者区分的标志。于是,性服务的提供者也就投其所好,用大学生、白领、演员、模特的身份标签来自抬身价。
外围,说到底是一种山寨产业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追捧外围?“性”资源在任何时候都是一种终极稀缺资源,所以具有权力的最佳体现,就是可以支配“性”资源。
对于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中国人而言,和大明星、红模特这样万众瞩目、可望不可求的女性共度春宵,就是一个人功成名就的证明,是自我价值实现的仪式。
可惜权力本身比性还要稀缺。譬如当年赖昌星的红楼,可不是什么人都可以进去。对于那些赚了钱,但又不足以购买正牌奢侈品的人,至少还可以选择义乌生产的高仿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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