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良心不允许我利用别人的名字”
米勒早期作品在舞台上的成功与伊利亚·卡赞密不可分,《都是我儿子》和《推销员之死》皆由他执导。拿到《都是我儿子》的剧本时,卡赞已经在戏剧界和电影界颇有声望,刚刚斩获威尼斯金狮奖,米勒还名不见经传。卡赞早年加入过美国共产党,他欣赏米勒作品对社会问题的揭示,与米勒成为密友,因为“我们两个人都经历过意志消沉,有过左倾情绪,都与我们的父亲有同样的关系——否定他们非人性的生意场。”
1949年,《推销员之死》在百老汇进行首轮演出。该剧拿下普利策奖、托尼奖、纽约戏剧评论奖三项大奖,33岁的米勒一举成名
1947年,卡赞与李·斯特拉斯伯格合创演员工作室,培养出马龙·白兰度、詹姆斯·迪恩、保罗·纽曼、玛丽莲·梦露等影坛新星。风流的卡赞与梦露暧昧不清,似乎是有意让米勒当接盘侠,1951年,卡赞介绍米勒与梦露结识。卡赞的目的达到了,36岁的有妇之夫阿瑟·米勒与25岁的玛丽莲·梦露电光火石。梦露热爱读书,崇拜有学识的人;她从小不知道爸爸是谁,对成熟年长的男朋友缺乏抵抗力。米勒正好满足了这两个条件。梦露在给米勒的信中说:“大多数人可能钦佩他们的父亲,而我却从来没有。我需要一个我能够钦佩的人。”米勒当然知道这句话的意思,但他还没有下决心突破禁区,思虑再三,他回复说:“如果您无条件地需要一个您所钦佩的人,那您为何不去找亚伯拉罕·林肯。”梦露竟然乖乖去买了林肯的传记和照片,在她家墙上与林肯照片并列的,是阿瑟·米勒的照片。
20世纪50年代,麦卡锡主义笼罩美国,右翼分子成立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对一切与左翼、共产主义沾边的个人和团体进行审查迫害,文学艺术界是重灾区。 1950年,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开始搜集“好莱坞黑名单”,100多名电影工作者被传讯,一向左倾的卡赞也在其中。起初他拒绝指认,但在1952年4月,他供出8名曾经参加过共产党的电影人,这8个人的职业生涯因为他的揭发受到重大打击,卡赞本人得以自保。米勒和卡赞的友谊就此终结,至少十年他没有和卡赞说过话。
“美国已经越来越像一个宗教国家了。”米勒愤愤不已。他去了马萨诸塞州的萨勒姆镇考察,“好莱坞黑名单”让他联想到17世纪末发生在这个小镇的一起逐巫案。他以真实的历史事件为原型,写了剧本《严酷的考验》(在中国多称为《萨勒姆的女巫》)。年轻的女仆艾比盖尔与雇主普罗克托偷情,被普罗克托妻子伊丽莎白发现后解雇,普罗克托对自己的行为后悔不已,与艾比盖尔彻底断绝关系请求妻子原谅。艾比盖尔余情未了,与镇上一群少女一起搞巫术活动,各自乞求获得心上人的爱慕,不料被人现场抓住。女孩们谎称受到魔鬼支配才行为失控。被她们指证为魔鬼代理人的黑奴经不起严刑拷打,也撒谎说自己是受到魔鬼控制,嫁祸他人。越来越多的人被传讯,只要承认自己看见了魔鬼,并供出其他和魔鬼打交道的人,就能得到赦免。小镇存在魔鬼成为真理,坚决不承认见过魔鬼,也不能供出其他魔鬼代理人,则要被判死刑。一时间萨勒姆镇人人自危,互相指控,颠倒黑白。艾比盖尔借机报私仇,指控伊丽莎白是女巫,普罗克托为结束这场闹剧,自毁名誉承认犯有奸淫罪,但法庭没有相信他,他也被指控为魔鬼代理人。伊丽莎白怀孕了,只要普罗克托承认自己见过魔鬼,在忏悔书上签字,他就可以回家。但在临刑前,他撕毁了忏悔书,选择了良心,他和其他几名坚守信仰的人大声朗诵《圣经》从容走向绞刑架。
《萨勒姆的女巫》首演于1953年1月,在百老汇连续演了两年,这出戏带给观众的灵魂震撼是非比寻常的。一次演出的最后,当主人公毅然走向绞刑架被处决之后,观众没有鼓掌,而是全体肃立,就在那几天,美国共产主义人士罗森堡夫妇被控为苏联间谍,以电刑处决,直到面对电椅时,夫妇二人都坚决否认从事间谍活动。支持罗森堡夫妇的人认为,此案是美国国内政治迫害的极致。
《萨勒姆的女巫》至今是米勒长盛不衰的代表作,被改编为歌剧,两次改编为电影。如果说《推销员之死》使米勒名扬美国,那么《萨勒姆的女巫》为他赢得了国际声誉。1954年,米勒准备去伦敦参加《萨勒姆的女巫》开幕演出,他的护照被拒绝签发,理由是“据信支持共产主义运动的人,无论是否是共产党员,一律不予签发护照”。如此赤裸裸影射麦卡锡主义,米勒自然被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盯上了。
《萨勒姆的女巫》明线是宗教迫害,暗线是婚外情三角恋,情感描写是以米勒、米勒妻子玛丽和梦露三人为原型的。米勒在剧中寄托了自己的理想:与小情人一刀两断,恪守道德回归家庭。那段时间,他和梦露的情感萌芽确实暂时停止发育,主要不是因为米勒控制了欲望,而是梦露接受了棒球明星乔治·迪马乔的热烈求婚。
1954年与1955年之交,米勒与梦露在纽约重逢。梦露向他倾诉婚姻不幸福,遭受家暴,米勒感到“脚下的大地已经动摇”。1956年,他从家里搬出来,凑满6个星期,以达到内华达州法律规定的离婚分居时间。当离婚判决书送到时,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的传票也到了。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