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演说的话外之音

　　如莫言所说，诺贝尔文学奖是颁给作家而不是颁给国家的，但作为中国人我们同样应该为之自豪，并且对这样的世界级作家倍加珍惜。我们不应该抱着商业目的消费他，也不应该以道德的名义绑架他，而是应该创造宽松的环境，让他更加自如地讲故事。

　　昨天凌晨，前往瑞典斯德哥尔摩领取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作家莫言，在瑞典学院发表了题为《讲故事的人》的演讲。莫言讲了“文学、故事、家乡、亲人”的关系，也讲了三个寓言式的小故事，以回应他获奖之后得到的“花朵，石块和污水”。

　　从他的演讲中不难看出，在莫言构建文学王国的过程中，他的母亲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莫言的母亲以农妇的隐忍善良，影响和修正了成长中的儿子的世界观。同时她又以对知识文化的敬畏和呵护，纵容了“贫嘴”儿子讲故事的嗜好，无意间推动他走上了作家之路。通过向母亲“汇报演出”讲故事，莫言显示了超群的记忆力，也打开了文学想象力。母亲过世之后，悲痛中的莫言写下了他最好的作品之一《丰乳肥臀》，他把母亲的亲身经历和高密东北乡诸多母亲的情感经历写进小说，谱就一部深情瑰丽的母亲交响曲。莫言母亲之于莫言的影响再次表明，文学发端于少年人的心灵成长，连通着作家的价值体系和情感世界，凡是寄托了美好性情和诚实态度的文学，总是易于打动人心。

　　莫言笔下的“高密东北乡”，是一个半写实半虚拟的文学空间。他在这里心游万仞，挥洒性情，也在这里描摹现实，记述世界。莫言把自己的心灵史写进了小说，也把家人和乡亲放进了故事。出于对农民丰收却减产现象的愤怒，他写下了纪实文学般的《天堂蒜薹之歌》。出于对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深刻体察，他写下了沉郁、辛辣的《蛙》。莫言擅长以魔幻现实主义和西方小说技法来制造文学和现实的疏离感，但懂他的人都能感知到他有一颗关注并悲悯于现实的心。莫言是一个作家，不是记者，也不是社会活动家，他选择以小说家的方式切入现实无可厚非。如果不是他的小说呈现了当代中国的样貌，勾连着中国人隐秘的内心世界，他不可能成为中国读者喜爱的作家，更不可能穿越语言壁垒，征服诺贝尔文学奖评委的心。

　　虽然莫言把演讲的主体部分给了文学，但能够引起公众热议的必是他后来讲的三个故事。诺贝尔文学奖加身，把莫言推向了荣耀的巅峰，也给他带来了争议和诋毁。很多媒体热衷于讨论他获得的奖金能在北京买一套什么样的房子。而不同倾向和立场的知识分子也纷纷发言：有人因为莫言的立场和姿态不合己意而冷嘲热讽，也有人因为莫言不肯成为“斗士”而咬牙切齿。在此之前，莫言对毁誉概无直接答复，只说“我想说的话都已写进作品里”。这一次，在全世界的目光里，莫言用讲故事的方式回应了一切。

　　莫言的第一个故事对应着几十年前的中国，讲的是“当哭成为一种表演时，更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这是对荒唐历史的反思，同时也是对个人自由的捍卫。这是对“参差多态是幸福之源”的宣扬，也是对强拉人入伙者的坚决拒绝。莫言的第二个故事对应着当下的现实一种：有很多“勇士”在人前呼号嘶喊，反抗权威，其实他们的批评根本没有坚实的依据，他们盘算后的抗争之举不过是一场虚妄。莫言的第三个故事有着更为丰富的解读空间，破庙里“一个和七个”的生死存亡，一方面说明世间自有公道，为恶者逃不脱终极审判，另一方面也在谈论民主的歧路，多数人的暴政决策愚蠢，自食其果。通过这三个故事，莫言表明了立场：决不从众表演，作秀式抗争，以多数人的名义侵害个人自由。

　　如莫言所说，诺贝尔文学奖是颁给作家而不是颁给国家的，但作为中国人我们同样应该为之自豪，并且对这样的世界级作家倍加珍惜。我们不应该抱着商业目的消费他，也不应该以道德的名义绑架他，而是应该创造宽松的环境，让他更加自如地讲故事。当然，“能力越大，责任越大”是世界通行的对强者的希冀，如果莫言愿意，他可以利用自己的声誉和影响力，更加积极地参与到社会公共议题中去，为民生疾苦和社会进步大声疾呼。（作者：李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