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鹿原》之后,陈忠实再未写过长篇小说。
本报记者梁为
2011年8月,西安制片厂某放映厅里,秘密播放了经过初剪、长达210分钟的电影《白鹿原》。这是名副其实的首播,只有人物对话,没有配乐,观众不超过10人,导演王全安、原著作者陈忠实均在其中。看完电影,陈忠实说:“超出我的想象了,作品的主要思想和精神都表现出来了。”平淡的用词,让剧组长松一口气。
《白鹿原》是陈忠实写作生涯中唯一的一部长篇,是他的生命。
1988年清明节,陈忠实离开西安的家人,独自回到位于白鹿原的陕西市西蒋村,动笔写作《白鹿原》。他住在灞河边的破房子里,每天晚上,在用完了的墨水瓶里倒上煤油,就是煤油灯;小圆桌瘸了一只腿,用麻绳捆好,就是写字台。4年后,陈忠实写成《白鹿原》。最后一个句号,画在冬天的下午,他说自己“内心一片空白,感觉没有了依靠”。他顺着灞河往上走,没有人。他走上一道河堤,蹲着抽烟,抽完后仍然不想回家。他接着点燃一根烟,抬头看到河堤尾部一片茂密的枯茅在风中轻摆,特别凄凉。陈忠实走过去,点燃了茅草,这场大火把村里人都惊来了。
无论如何,陈忠实知道自己有了一部能在死后垫棺作枕的书。在《白鹿原》里,陈忠实沉静观照了已经过去的半个世纪,在动荡的历史进程中书写了各色人物的命运,这些人或倔强或孤傲,或清明或阴险,或善良或残暴,却都拥有强硬的生存观,他们先后经历大清覆国、军阀混战、白色恐怖、日军侵略、国共内战,个人生命如蝼蚁,颠沛流离中,传统信念一点点崩塌,最终展现出一场巨大、深刻的时代悲剧。陈忠实说:“我不是陕西人的骄傲,他们才是,是他们的生活生存,创造了陕西黄土地上独有的一种文化形态,几千年沿袭到今天,我只是受这种文化熏陶哺育的一代人中的一个个体。希望《白鹿原》这本书能让人有更深的感受,能从中明白我们民族是从怎样的过去走到今天的。”
写完《白鹿原》,陈忠实回到西安,内心忐忑,他知道他写下了什么。1992年春,看到邓小平南巡的消息,陈忠实才把书稿拿出来,交给了两位从北京来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
二十天后,他就收到了回信。看完信后,陈忠实大叫一声―那两位编辑在回去的火车上就把书稿看完了,回到北京后,立刻写来回信。意料之中的,《白鹿原》出版后,因“意识形态倾向与情欲方面的大胆描述”引起了巨大争论。采访中,陈忠实回忆:“当时,针对《白鹿原》有一个内部处理:不准搞影视,不准批评,不准说好或者不好。但留了一条活路,允许继续印刷。”
1997年,《白鹿原》入选茅盾文学奖。初评时,《白鹿原》全票通过;中评时,因“意识形态上存在问题”,应者寥寥。戏剧性的是,1997年11月,“忽然从北京来了一位专门小组的负责人陈涌,他站出来仗义执言,说《白鹿原》不存在着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白鹿原》获得了次年的茅盾文学奖。
截至2006年12月,《白鹿原》累计销量160万册,陈忠实以455万元的版税收入占得“第一届中国作家富豪榜”第13位。但是,这一切似乎与他无关。他始终安静地偏居一隅,没有推出新作品,鲜少在媒体上露面。他常常回到西蒋村,他叫得出在村里遇到的乡人姓名。
2010年,电影《白鹿原》开拍;2012年,《白鹿原》参加第62届柏林电影节―陈忠实重新出现在公众视野中。
“王全安做得不错”
时代周报:写完《白鹿原》时,你曾十分担心它的命运,你担心什么?
陈忠实:担心有两层意思:一个是如果我的作品不够发表水平,那是我个人的能力问题,不能怨天尤人;同时也担心的是,如果因为文艺管理还不够开放,受到制约和限制,那就只能等将来了。所以我并不急于拿出发表,而是在修改,在等待,忽然有一天我听到了邓小平同志南巡的报告,就非常激动,甚至难以言表,同时决定将作品送给出版社。我们国家不单经济建设要胆子更大一点,文艺创作也要胆子更大一点。
时代周报:当你听说《白鹿原》将被拍成电影,并且最后确定由王全安做导演时,你担心吗?
陈忠实:作为任何一个作者,对他的作品改编成其他艺术形式,既希望它弄好,也担心它弄得不好。但我相信王全安会做好,因为得知他做导演时,我专门看了他的两部电影,《惊蛰》与《图雅的婚事》,觉得非常好。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有艺术追求的导演。
时代周报:开拍前,你看过电影《白鹿原》的剧本吗,提意见没?
陈忠实:我没给他们提什么意见,那个剧本,感觉还可以。
时代周报:你对电影《白鹿原》有何评价?
陈忠实:感觉电影做得不错,演员也体现了小说重要人物的精神内涵和性格。
时代周报:王全安是否真实地再现了小说中的故事?
陈忠实:做得不错,电影以人物的命运为主题,体现时代的动荡,以人物命运的变化体现时代的特殊精神。小说所描述的时空跨度很大,故事内容又特别庞大,这一点确实比较难把握,但我觉得王全安做到了。对于小说里的意识形态倾向,导演有自身考虑;情欲方面,我看后,曾说过让他删剪一部分,我从来不认为应该以情来引起观众兴趣。但我只是建议,并不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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