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耳发出“最后的吼声”:房东太太以为他发了疯

　　半个多世纪以来，聂耳这个名字伴着《义勇军进行曲》的雄壮音韵载入史册，其形象也多次活跃在影视作品里。赵丹、陈坤、文章等人都曾饰演过聂耳，他们都是不同时代形象气质俱佳的一线小生，青春洋溢、朝气蓬勃。

　　聂耳，这个诞生于苦难年代的人，却做着世界上最浪漫的事。传唱至今的34首歌曲，都是聂耳在1933年到1935年间写就，可谓高产作曲家。《卖报歌》唱出儿童的苦难，《铁蹄下的歌女》唱出妇女的呻吟，《毕业歌》唱出了青年的追求――在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一片靡靡之音中，聂耳恰似鲁迅所期待的于无声处的惊雷，第一次用音乐“代替大众呐喊”。

　　因对音符的敏锐被人称为“耳朵先生”

　　聂耳1912 年2月14日出生于云南省昆明市，原名聂守信，字子义。守信的父亲聂鸿仪在昆明甬道街72号开了一家叫“成春堂”的药店，他就出生在药店的楼上。守信从小就表现出对音乐的热爱和过人的天分。10岁时，他就跟隔壁的木匠邱师傅学会了吹笛子、拉三弦，后又陆续学会了二胡、月琴等乐器，常与二哥、三哥组成“家庭小乐队”，合奏《苏武牧羊》、《木兰从军》、《昭君和番》等乐曲。

　　守信只是把文艺当作兴趣爱好，他曾幻想过各种未来，却从来没想过当音乐家。中学时，他在一篇题为《我之人生观》的作文中畅想未来：先上大学，然后出外游历，最好是出国，行路读书，增长见识，学术上有所建树。最后挣几个钱，与几个谈得来的朋友，找一处山清水秀的地方，读书，弹琴，度悠闲时光。后来在云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时，守信又写了篇《我之人生观》，此时他的理想变成了学工科，研究艺术，做一个“并不是鲁滨逊那种个人主义的思想”的游历家，然后“以实在考察之所得以建设新的社会”。

　　1930年春夏之交，即将从云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的聂守信由于经常参加进步学生的活动，被国民党当局列入逮捕的黑名单。7月10日，守信不得不顶替他三哥聂叙伦来到上海，在一家叫“云丰申庄”的小商号做小伙计。

　　1931年3月，云丰申庄倒闭了。聂守信在报上看到了联华影业公司“明月歌舞剧社”招收学员的广告，说一旦录取每月能挣10元津贴，还管吃祝守信赶紧报了名。在考试中，他表现得很一般，连五线谱都还不认识。幸得主考人黎锦晖看出了他潜在的音乐素质，把他录取了。

　　在明月歌舞剧社，由于聂守信的耳朵听音符特别敏锐，人们叫他“耳朵先生”。也有人说因为他的耳朵能上下耸动，做出许多滑稽样子，大家干脆就叫他“耳朵”。说法不一，但聂耳名字的得来总归跟耳朵有关。聂耳为此还自我幽默了一把：“他们硬要把一只耳朵送我，也好，也好，四只耳朵连成一串，不是像个炮弹吗?”从此，聂守信就正式改名聂耳。

　　批评靡靡之音，被人骂“吃里扒外”

　　到明月歌舞剧社后，聂耳做了一名小提琴练习生，跟着乐队首席王人艺学琴。因为聂耳在云南省师读书时，曾向附小的音乐教师张庚候学习过拉小提琴。到上海后，1930年底，聂耳因帮人租借影片拷贝得到100元酬金，他把其中一半寄给母亲，用剩余的钱买了一把旧小提琴。他拼命练习，以至于“指头会痛，无弓法，无指法”，但还是很快乐。 “若如没有旁的事来烦扰，我会不吃饭，不睡觉，不分早晚地练习下去。”聂耳在日记里写道。

　　王人艺离开剧社后，聂耳又拜工部局交响乐团的意籍小提琴家普杜什卡为师。经普杜什卡指导，聂耳才意识到他过去拉琴的方法都是错误的。聂耳每星期到普杜什卡家中上2小时课，学费很贵，他要省吃俭用甚至典当衣物。他坚持一天至少练琴7小时，终于当上了歌舞剧社首席小提琴手。

　　1931 年聂耳第一次随明月歌舞剧社登台表演，在酷热的环境下连续演了4天，每天连演3场，总共才得到 6 元钱的报酬。聂耳在日记中写道：“资本家的剥削，着实是无微不至啊!”“细想一下，这种残酷的生活，也不亚于那些赤膊露体的工人们大汗淋漓地在那高热的机械下苦作着。”

　　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3月1日，上海失守。在十九路军英勇作战期间，聂耳和一切爱国的热血青年一样，积极参加了各种抗日活动。他只身一人冒着枪炮到战区拍摄照片，偷偷地将一艘日本大兵舰完整地拍摄下来。

　　而在此期间，明月歌舞剧社仍在演奏靡靡之音，甚至有为迎合低级趣味的庸俗表演。聂耳对此非常反感，在1932年 2 月 7 日，也就是事变爆发后的第10天，他在日记中首次提出“怎样去做革命的音乐”的问题。他质问自己：“一天花几个钟头苦练基本练习，几年，几十年后成为一个小提琴演奏家又怎样?你演奏一曲贝多芬的《奏鸣曲》能够兴奋起、可以鼓动起劳苦群众的情绪吗?”“此路不通!早些醒悟吧!”

　　这年4月，聂耳认识了左翼剧作家兼诗人田汉，通过田汉与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参加了“左翼戏剧家联盟”组织的各种活动。7月22日，聂耳以“黑天使”的笔名在《电影艺术》杂志上发表了《中国歌舞短论》，公开批评明月歌舞剧社及其社长黎锦晖，指出“我们需要的不是软豆腐，而是真刀真枪的硬功夫!”“资本家住在高楼大厦大享其福，工人们汗水淋漓地在机械下暗哭，我们应该取怎样的手段去寻求一个劳苦大众的救主?!”

　　文章刊出后引起了很大震动，有人大骂聂耳是“吃里扒外，忘恩负义”。很快，聂耳离开明月歌舞剧社，只身奔赴北平寻求出路。这也是他的恋人袁春晖的心愿：希望他离开歌舞团去专门的音乐学院深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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