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峰(图片来源:新京报)
汪峰的好友们都说他是一个“控制狂”,这表现在喜欢控制别人和自制力超强两个方面。
那英说,和汪峰一起录音时,“就连大家吃什么样式的盒饭,他也得管”。这次拍摄采访过程验证老那所言不虚。助理在旁边用苹果笔记本做报表,汪峰逮着机会就要强行“指导”一番:“你这个手势不对啊,早跟你说了,应该用两个手指这么划触屏……”用一种兼具絮叨、可爱、且“你不听也得听”的方式。拍摄时,他又跟在场的所有人“强行”推荐一部叫做《未知死亡》的印度电影。他不停地强调:“这片太牛了!你们回家一定得看!”然后把该片怎么找、各种看点等攻略型意见“强行”告诉大家,生怕有谁错过了他的丝毫感受。
控制别人或许只是欲望的一种外在体现,同时还能对自己的生活有完全的控制力,这并不简单。收录多达26首新歌的创作专辑《生无所求》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就是汪峰强大自制力的证明。两年来,他参加的商演和各种活动不少,演唱会方面则是一年两轮巡演的频率,在这种情况下,保持着旺盛创作力对多数人来说很难,但汪峰说,这是职业音乐人应有的常态。
汪峰不认为这种创作力来自过剩的灵感或所谓的勤奋精神,他把原因归结为自己比别人认真、严格而且有使命感,“我觉得大部分其他人,连基本水平都没到。”他拿微博来举例:“很多人看微博的情绪是被负面因素带着走,但作为艺术家,我不能用说话的方式老发牢骚,必须抽丝剥茧,把态度都写进歌里。”
这种“不客气”的态度是汪峰的标杆之一,他面对娱乐事件里自己被描绘的种种样貌时,也是如此。今年这类事件尤其多,诸如由旭日阳刚上春晚表演《春天里》而起的“禁唱”风波、因为被工作人员禁带吉他上飞机而引发的“怒砸机场”事件,以及女儿的“亲子鉴定”事件,汪峰的回应向来有一说一,不仗势,也从不服软。
在这些事件之外,今年也无疑是汪峰走出“鲍家街43号”以来,事业发展势头最好的一年。发了这张新专辑以后,他得紧锣密鼓地筹备本月10日在万事达中心举办的演唱会――这是他年内的第二次演唱会。从《飞得更高》一度被定义成励志歌手,到借着《春天里》接上了与底层务工人员的地气,再到如今的《存在》直面现实、拷问灵魂,汪峰的作品走向越来越内指,也试图从更精妙的角度反映这个时代的方方面面。
创作难不难
微博上已经提供了所有
新京报:新专辑收录歌曲有26首之多,你这么忙,都是怎么挤时间写歌的?
汪峰:其实真想写的话,怎么都能写。这些就是在去演出路上、酒店里、家里写的。很多人都说太忙了写不出歌来,但如果控制不了自己的话,只能说这个人不适合做音乐。
新京报:专辑的一些歌里有很多底层心态的反映,而且很尖锐,但你身居“明星”之位,常年在光鲜舞台上,你是如何捕捉到这些的?
汪峰:我不是刻意保持什么视角,也不是放低身段,我和大家一样都是切实感受着生活的。要说真话――做摇滚音乐,这是最最重要的。
新京报:那在方法上呢?毕竟一个群体的人很难了解另一个群体的生活。
汪峰:至少微博上已经提供了所有。你不去注意的话,没法把它整合,或者会被一些负面情绪影响。我认为只有我这样的角色才能说这些话,如果是普通人说的,就没人搭理,说了也像是在发牢骚,但我这样的公众人物说,尤其是放在作品里,就会相对有力度些。其实我不喜欢只是说,如果我每天在微博上或者在采访里说那些看似愤怒的话,我觉得特傻。
新京报:你最近最有印象的一则社会新闻是什么?
汪峰:对我来讲没有哪一个是最特别的。西方人觉得匪夷所思的东西,我认为在中国都是正常的,因为所有重要的事情加在一起,都不觉得有那么重要了。这本身就能让你有一个态度去写这些现象。
产业行不行?
说到底是自己能力问题
新京报:有人说你的作品能填补市场空白,因为现在摇滚界永远是英伦、朋克,流行界永远在唱失恋,少有直面现实的作品。你怎么看?
汪峰:首先我觉得中国的音乐市场从来都不萎靡,包括摇滚乐这方面。萎靡的是每个人心底对社会剧变产生的恐慌和拒绝,这才是深刻的原因。比如很多音乐人老在说网络歌手、晚会歌手才赚钱,那我想问问,你怎么就知道人家赚钱呢?你怎么就知道他们没自己贴钱呢?你怎么就觉得老百姓有这么低的欣赏水平呢?
我就是很朴素的想法:大多数人喜欢有血有肉的作品。所以音乐人就要去写啊。等他们写不出来时才会发现实际上是自己的能力问题,客观原因真没那么多。
还有人说审查问题,这次我新专辑里某一首歌的歌词能通过,至少我可以肯定比以前的自由度要大了。所以买不起乐器不是问题,担心写了一首歌别人把你抓起来,也不是问题。
新京报:所以你认为最关键是心态问题?
汪峰:对。人都是想得多、做得少。很多人觉得这世界变得快,可能等我努力完了,这世界早就变了,我就又被淘汰了。但他没想到,他连进入某个门槛的资格都还没有,所以永远不可能被淘汰,最后就是混着――混着的生活水平线是很低的。至于这个行业里的弊端,肯定是有,但任何一个国家在走向真正高度发达的中间时都是这样的。
四十惑不惑?
财富当然是越多越好
新京报:你今年已40岁了,有没有“不惑”的感受?
汪峰:我的问题越来越多。我觉得我懂的东西很少,更需要去学习。“不惑”的境界也不是我想追求的。如果有一天我有这种状态了,那我就是要退步了,因为我有可能会进入到一个保守和自我保护的阶段。
新京报:创作者常面临“出世”和“入世”的矛盾,对此你是什么观点?
汪峰:我的目标永远都是“入世”的。我发现中国式的所谓“文化精英”,比如古代的李白、陶渊明,他们最终的目标就是做山里人,古琴、传世的诗都在外面飘着,他们不需要身体力行地对社会影响,只求内心的清高和安宁。我不觉得这是我的目标。
新京报:你被物质问题困扰过吗?
汪峰:年轻时一定是有过的,没有钱的时候。但现在钱也不是多得花不完,我也想有飞机,可我真买不了。我可以很坦率地讲,财富越多越好,这就是我想的,因为我知道怎么用,我可以控制它,而不是被它控制。到了一定程度,钱对于某些人来说只是个数字而已,比如对于比尔・盖茨来说,Windows出了问题,他的恐慌一定不比一个身无分文的人少。
新京报:现在的生活是你想要的吗?
汪峰:是的。我过的生活如果不是我想要的,以我的性格,我绝不会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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