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出生于一个来自加勒比岛国波多黎各的贫困移民家庭，她的成长与纽约最低廉的布朗克斯社区息息相关，但即使是8岁患病、9岁丧父，即使在性别和族裔的歧视中挣扎，她也从来没有放弃过自己的梦想。在索尼娅・索托马约尔的身上，有一段最感人的“美国梦”故事，她的传奇人生震撼着每一个美国人。
主角不仅仅是索尼娅，在美国最高法院华丽的东会议厅，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主持了索尼娅・索托马约尔的宣誓就职仪式 ― 那意味着索尼娅接替退休的大法官戴维・苏特，除非她主动退休或被国会罢免，她将在这个岗位上服务终身。她成为了美国最成功的女性之一。
然而仪式上最引人注目的，是站在正中间，那个手捧《圣经》的白发老人―索尼娅的母亲塞琳娜。宣誓完毕，索尼娅激动地拥抱了82岁的母亲，此时成真的不仅是她的梦想，还有母亲的梦想。之所以母亲为她捧《圣经》，不仅因为索尼娅现是独身，更因为母亲的“美国梦”成就了她的“美国梦”。塞琳娜以一己之力，将儿子培养成医生，将女儿培养成美国历史上第一位拉美裔的最高法院大法官。索尼娅曾说：“我有今天，全是因为我母亲，我的能力只是她的一半。每次想到她克服了多少困难，我都感到惊讶。”这句话背后，是感动美国人民的一段感人的故事。
母亲的选择
10年前，索尼娅在莱曼学院的开学典礼致辞中说：“我要给你们讲讲我母亲的故事，一个关于希望、勤劳、教育和奉献改变人生的故事。”用这样的定语，无疑是非常准确的。但或许还要加上一个形容词―那也是非常传奇的一段往事。
索尼娅的母亲塞琳娜出生在加勒比小岛国波多黎各的一个乡下，在9岁时，她的母亲去世，父亲抛弃了家庭，她被沦为孤儿。当时岛上大多数人是文盲，女孩子能受到的教育少之又少。她用一根木棍做教鞭，假装给后院的树木讲课，以此记住每一堂课的内容。17岁时，她终于摆脱了让人直不起腰的贫困，加入美国陆军妇女队，到佐治亚州受训后，成为一名电话接线员。“对于母亲当时面临的文化差异，我只能想象。一个只受过点西班牙语教育的少女，却尝试在美国南部工作。”索尼娅说。
但塞琳娜坚持了下来，与胡安・索托马约尔相识并结婚，在纽约布朗克斯区开始了新生活。
不过这个“新生活”事实上也只是在纽约有名的贫民区，丈夫在工厂做工，塞琳娜在一家私人医院当电话接线员。不过，要感谢母亲和波多黎各人的乐观，索尼娅并没有感到贫穷的诸多伤害，在她记忆里，她自小就浸润在波多黎各人特有的传统中。她在家庭节日吃到西班牙血肠、猪肠、猪舌、猪耳、豆子炖猪脚等食物，在家庭聚会上听到感人肺腑的西班牙情歌，看到源于加勒比海的梅伦格舞。周六下午，她和亲戚们一起看Cantinflas的电影（他是在拉美广受欢迎的墨西哥喜剧明星）。周六晚上，大人们打牌，她和伙伴们玩“宾果”（填格子游戏，先完成的人喊“bingo”），祖母大声读出孩子们用鹰嘴豆画在卡片上的数字。
那时候索尼娅第一个梦想是做警探，像她喜欢的故事书《南希・德鲁》中的少女神探那样，不过8岁时她被诊断患有糖尿病，需要终身注射胰岛素，看来警探当不成了。不久，她的热情转移到法制剧《佩里・梅森》上，梦想当法官，因为“法官是那屋子里最重要的角色”。
在她获得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提名后，这段经历被媒体宣传开，甚至在7月13日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被提及。索尼娅承认自己喜欢“超级律师佩里”，是这些故事促使她成为法官。
在9岁那年，她的家庭突遭大难 ― 父亲胡安本来身体不好，患有心脏病，那一年他因病去世，年仅42岁。母亲塞琳娜并未绝望，她更加努力，每周工作6天。
索尼娅1998年回忆说，政府为低收入人群提供的住宅区内有各种穷人，包括打工族、病人、染毒瘾的人，面对苦难，每家人都有不同的选择。塞琳娜也作出了选择，她将子女的教育摆在第一位，给孩子买了《大英百科全书》，那在贫民区算是新鲜物，为此塞琳娜在邻里间颇有名气。
大学里的磨难
塞琳娜子女的教育也恰逢其时，在索尼娅出生的1954年，最高法院对“布朗起诉教育委员会案”作出判决，宣布美国宪法不允许教育中出现种族歧视，打破了公立学校白人和黑人隔离的制度，这被视为美国史上最有意义的裁决。不过在那个年代，来自波多黎各的工薪阶层大多为子女选择天主教会学校，他们认为公立学校混乱而危险，索托马约尔家也这么认为，何况他们本来信奉天主教。索尼娅入读当地有名的天主教高中，因成绩优异，1972年毕业时由她致告别词。
不过这所高中内种族和性别隔阂都很深，在自助餐厅里，非洲裔和拉美裔分开来坐，男女学生分别被严格限制在学校两翼，中间有个修女负责看守。但在索尼娅读书期间，男女同学开始自由交往，她与凯文・努南相恋了。在高中时代，索尼娅的家搬到Co-op City的公寓里。Co-op City是纽约市政府的公益项目，住房只提供给年收入在一定水平线以下的人。她家的生活条件大为改善，公寓的餐桌成了她的学习小组聚会之处，他们讨论学业，也讨越战等问题。母亲塞琳娜做护士工作，下班后给学生们煮饭，一般是米饭和豆类，有时做猪排。同学肯尼斯是中国移民的后代，据他说，索尼娅是讨论会上的主宰，思维条理清楚，熟悉她的人都认为，她将来不是当律师，就会参与到社会公共生活中。
塞琳娜关心的不只是子女的教育，在子女上高中的某一天，她让子女坐下来，请他们帮助自己重返校园。当时塞琳娜只是职业操作护士，如果能通过考核成为注册护士，就能赚更多的钱，就能为子女提供更多追逐梦想的自由。索尼娅姐弟非常乐意帮母亲读书，过了不久，一家人都进入新学校：塞琳娜如愿成为注册护士，在医院里当上急诊室主管；胡安加入城市大学的6年医疗培训计划，之后考入纽约大学医学院；索尼娅考进普林斯顿大学，之后入读耶鲁法学院。这是她成为大法官的关键一步，因为常春藤教育背景逐渐成为在美国司法界上升的必要条件，现在最高法院9位大法官中，8位是常春藤毕业生，分别来自哈佛、哥伦比亚和耶鲁等大学。
索尼娅1972年入读普林斯顿大学，该校是美国奖学金最高、普及面最广的大学之一。她在那里主修历史，毕业时获得了校方颁发的毕业生最高荣誉奖Pyne奖。不过说起入学的时候她很不适应，校内拉美裔学生很少，更别说拉美裔教授或管理人员，她在课堂上极少举手答问，常把自己关在图书馆读书。第一学期末，索尼娅走出阴影，积极投身社团活动中，加入了为波多黎各学生争取权益的团体，并很快成为该组织的联合主席。
1976年，索尼娅考入耶鲁大学法学院。这时候的她表现得自信而直率。在同学看来，她能与最高法院第一位非洲裔大法官马歇尔相提并论，即使在名人辈出的学校，她也显得前途无量。耶鲁当时少数族裔学生也很少，不过索尼娅表现出脱离“精英圈子”的意愿，与非洲裔门卫、工人和自助餐厅里的人交情不错，有来自各族裔的好友。他们常在一起打棒球，或去当地的俱乐部跳舞。虽然索尼娅读书刻苦，不过她也抽烟、喝啤酒，拉丁风格的萨尔萨舞跳得不错。
那时的索尼娅的确显得更成熟，一方面与童年经历有关，一方面是因为她结婚了（1976年她与凯文・努南结婚，7年后离婚），还因为她非常清楚毕业后该做什么。
职业生涯的跳板
1979年，经耶鲁法学院教授卡布兰尼斯推荐，曼哈顿地区的检察官罗伯特・摩根索雇用了索尼娅，她成为一名检察官。摩根索说：“一些法官喜欢支使年轻人，但没人能对索尼娅这样，她用一种勇敢而恰当的方式对待法官们。”
索尼娅29岁那年，她接受了《纽约时代杂志》采访。她被描述为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年轻人，不停地吸烟，说着自己如何应付让自由主义者不以为然的工作：“在我工作的第一年，我在处理轻度犯罪方面遇到很多麻烦―商店窃案、卖淫、轻度暴力等犯罪，它们可能是环境和贫困的产物。但当我经手重罪案件时，就没那么难了。不论我多么倾向自由主义，我都无法容忍那种暴力，且不说我对罪犯行凶的动机有无同情。”
1984年，索尼娅加入曼哈顿的“帕维亚 & 哈考特”律师所。决定录用她的合伙人帕维亚说：“她是个出色的律师，处事谨慎，虽是自由主义者，但并不过激，并不空谈。”在这里，索尼娅的大部分工作是与仿制奢侈品牌Fendi的侵权现象作斗争，有时是惊心动魄的：如果律师所从海关办公室得知有些货物可疑，索尼娅经常要参与仓库搜查行动，据说一次造假者逃走了，索尼娅骑上摩托车就去追赶。
也许是出于自身家庭的经历，索尼娅时常觉得帮助穷困人士义不容辞。1987年7月，时任纽约州州长的科莫委任索尼娅到纽约州抵押贷款机构工作，帮助低收入者贷款购房，这份工作没有薪酬。但到她离开时，该机构表彰她“为捍卫低收入者购买负担得起的房产的权利而不懈努力”。1991年，老布什总统提名索尼娅为纽约南区法院的法官，推荐她的是纽约州国会参议员丹尼尔・莫伊尼汉。这名参议员有和她同样的工薪阶层、教会学校背景，而且当时就确信，索尼娅将会成为最高法院第一位拉美裔大法官。次年，她的提名获得通过。索尼娅作过的知名判决不少，涉及宗教争端、监狱黑帮，甚至触及克林顿夫妇早年的白水案。不过她广为称颂的判决当属1995年的“棒球判决”。那一年，美国职业棒球联赛因球员罢赛濒临瓦解，球员和老板把官司打到联邦地区法院。主审法官索尼娅做出了有利于球员的判决，敦促球队老板与球员们达成新劳动协议，终止了球员们长达232天的罢工。在拥有棒球强队的城市，她被奉为棒球运动的拯救者。奥巴马总统提名她为最高法院大法官时，还特别提到了这次“有里程碑意义的裁决”。
“棒球判决”让索尼娅声名鹊起，1998年克林顿总统提名她为联邦上诉法院第二巡回审判庭法官。由于最高法院大法官常在上诉法院的法官中产生，这项提名当时遭到共和党人的顽强阻击，和今年7月的情况类似。共和党参议员拖延了一年多，她的提名才获通过，民主党参议员帕特里克・雷希（现任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直言，共和党人最担心克林顿提名她为最高法院大法官。
在这一年中，索尼娅的感情生活被媒体关注。她去参加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的听证会时，纽约建筑承包商皮特・怀特陪伴左右。她向人介绍说，怀特是她的未婚夫。索尼娅宣誓就任上诉法院法官后，媒体拍到怀特帮她穿上长袍，不过两人的关系并未持续多久。
在过去十多年间，作为上诉法院法官的索尼娅审理了3000多桩案件，大约撰写了380次“多数意见”（即法院意见，上诉法院在做特定判决时陈述的理由，代表参与审案的多数法官的意见），其中5桩案件被最高法院复审，3项判决被推翻，两项判决得到支持（其中一项的判决理由被否定）。
她在法庭上的强硬提问为她赢得了荣誉，这在美国联邦司法部2009年的年鉴中有所证明。年鉴中收录了律师们对法官的匿名评论，其中大多数认为她专业能力很强，只有几个人不满，说她羞辱律师，甚至在庭上说出“bully（霸道）”、“nasty（下流）”之类的话。她的助手解释说，索尼娅只是不能容忍庭上的律师准备不足而已。
她经手的最受关注的案件，是去年纽黑文市的“歧视白人”案。在该市消防队的晋升考试中，很多白人队员合格，拉美裔两人合格，黑人无一合格，纽黑文市政府基于种族方面考虑，决定将考试结果作废。白人队员对此不满，起诉市政府，特别是弗兰克・里希，他有学习障碍，为准备考试投入了巨大精力。索尼娅支持市政府的决定，但最高法院却以5:4的票数裁定市政府违法。尽管她的判决被如今在最高法院的同事们推翻，但并不意味着她在法理上是错的，因为这个案件本是两难的问题：她的判决是依从美国雇佣歧视案件的惯例，出于对弱势的少数族裔保护和补偿的心理，这也得到了最高法院4位大法官的支持；同时考试合格的白人队员也是无辜的，最高法院“多数意见”对他们所付出努力的同情，更无可厚非。
未来的新生活
索尼娅30年的工作经历可谓丰富，级别高且不说，律师、检察官和法官她全当过。她是常春藤高才生，持自由派立场，且身为拉美裔女性，这些无一不符合奥巴马政府的心愿。奥巴马提名她接替苏特大法官，一方面是为在最高法院补一个自由派大法官的缺，另一方面是为显示种族平等和性别平等，顺便报答和拉拢拉美裔―美国这个人口增长最快的族裔，在奥巴马入主白宫的过程中功不可没。此外还可能有一点个人因素，索尼娅的“美国梦”故事，在很多方面与奥巴马本人的很相像，也许奥巴马容易对她的经历产生共鸣。得知女儿获提名之后，在第一代实现“美国梦”的塞琳娜说：“我非常为她骄傲，感觉很好，不过觉得很累。”
现在，人们开始关心索尼娅如何在最高法院开始全新的生活。据说9名大法官闭门讨论时，如果外面有人敲门，得由资历最浅的大法官去开门，看来这就是索尼娅的事。此外，她还得负责法官闭门议事的记录工作，会后要把纪要交给工作人员。美联社记者马克・谢尔曼建议索尼娅，多多请教金斯伯格和阿利托两位前辈：金斯伯格是最高法院另一名女性大法官，和索尼娅一样属于自由派，又都是纽约人；阿利托虽属保守阵营，但个人经历与索尼娅相似，同样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和耶鲁大学，也曾长期担任巡回审判庭法官。
至于和同事们相处，似乎无需为索尼娅担心。此前她是个严格的上司，但工作之外她对待下属就像家人一样，关心他们的生活，参加他们的婚礼，和离职雇员以及他们的孩子在办公室照相，并一直保持联系。参加助手的婚礼时，索尼娅曾与另一名法官比赛跳萨尔萨舞，看谁跳的时间长。她曾对朋友说，自己最大的遗憾是从没当过法院书记员。曾为她工作的詹姆斯・莱维尼回忆说，第一次和她面谈时，她最先问的问题是关于他和他的家庭，而其他法官上来就问法律问题。
曾为她工作的米丽莎・默里也是她的朋友，她曾和默里一起去看洋基棒球队的比赛。索尼娅是洋基队的球迷，买的是露天看台上的座位，因为她喜欢“真实的体验”。在她们走向看台的路上，周围很多人喊索尼娅“法官！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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