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晨在菲律宾难民营。 (范欣/图)
与昂山素季的合影
2011年3月,姚晨去了泰国梅拉难民营,所见与菲律宾又大不相同。
缅甸内战五十多年至今未歇。由于缅甸境内克伦族和缅甸政府军及其同盟游击队间的冲突,克伦族难民持续不断地涌入泰国境内。自1984年泰国接收第一批缅甸难民至今,在泰国登记并拥有合法难民身份的缅甸难民超过10万人,加上陆续涌入的未经登记的难民,总人数接近15万。
梅拉难民营位于泰国北部边境小镇美索,是泰缅边境难民营里最大的一个,居住了4.5万人,放眼望去,漫山遍野都是搭建的简陋竹楼。梅拉隔着湄伊河与缅甸相望,是泰缅边境重要通道之一,也因此成为缅甸难民逃往泰国的首选地。
难民营由泰国政府经管,有很多不同国家的不同机构给难民提供援助。荷兰一个民间组织就与难民署共同出资兴建了一个小型农场,为一些难民,特别是残疾人,提供工作机会以及农业技术培训。
索尔1995年来到梅拉难民营,目前在农场里种芒果树。妻子和6个孩子都靠他养活。他每天工作7个半小时,挣30泰铢(约合人民币6.5元),差不多只够在市场上买一公斤鱼。他觉得自己很幸运,不但可以挣钱,免于性命之忧,还能学到种植技术。
难民营里还有个脑瘫患儿中心。那里的孩子粗看跟常人无异,顽皮、天真,但交流之下,姚晨发现他们无法正常地表达情感。有些孩子只能依靠协助才能完成基本的动作。“看到你给的棒棒糖、大熊猫,尽管很高兴,但他们无法控制自己的四肢。”有个小男孩很喜欢姚晨手里的照相机,姚晨摆好姿势等他拍,可是男孩根本无法按下快门,因为他不能在一个点上集中力量超过半秒钟。
在缅甸的克伦族受尽歧视,甚至要被赶尽杀绝,为了种族繁衍,他们大多会不断地生孩子,让种族壮大。
姚晨遇到一位有着8个孩子的母亲罗扎,她和丈夫带着孩子跋山涉水走了整整三个星期,一星期前刚到梅拉难民营。“如果没有山谷的阻隔,罗扎抬头便可以看到边境那侧的祖国。”姚晨说。
罗扎从小在缅甸就遭受军队的各种威胁迫害,过着穷苦不安的日子。她丈夫曾被军队抓去做苦力,负责背着那些沉重的武器,跟着部队行进。如果不去,就要给军队十万缅币。他去了25天,每天特别累,可是连温饱都没法解决。有次他累得昏睡过去,被发现后,那些军人不仅踢他的头,还用刺刀往他身上扎。
罗扎在难民营的家是一栋非常破旧的竹楼,是别人迁走留下来的。由于还没来得及通过难民身份认证,她们暂时领不到难民营免费发放的粮食,只能靠邻居每人一碗米的接济。尽管生活困苦,罗扎在讲述她的经历时,一直对帮助她们逃亡的人们充满感激。
当地难民署官员介绍,目前难民的出路有三种:自愿返回原籍国;就地融合在庇护国定居;去第三国接受重新安置。由于泰国不是“难民公约”签约国,也没有颁布有关难民地位的法律,因此难民不能永久居留。而逃亡出来的人并不那么想返回本国,因此,第三国安置成为这些缅甸难民最理想的解决方案。
泰国有世界上最大的第三国安置难民项目。截至2010年底,仅梅拉难民营中就有两万多人离开,他们大多被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接收安置。
为了未来的安置,克伦族的孩子们要学习英语和缅甸语;为了跟泰国当地人沟通,要学习泰语;母语克伦语也不能扔。他们总共要学四门语言。
在泰国,难民们的脸上几乎看不到任何的哀愁,任何对生活的不满,永远都是充满了希望。“我反而看到一种生机。他们对生活的希望,比普通人还要更强烈。”姚晨说。
18岁的敖高喜欢足球,喜欢梅西。他说着一口流利英语,来自缅甸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母亲是教授,父亲是工程师,小姨是英语教师。就因为小姨跟昂山素季一起合过影,遭到缅甸军队追杀,2008年,他们只好全家逃到泰国梅拉难民营。
由于泰国在2006年就停止了难民身份认证,之后到达难民营的人都无法取得难民身份,更没有资格去申请第三国安置,他们被称为“寻求庇护者”。在梅拉,像敖高这样没有登记成难民的人超过三成。联合国一直在敦促泰国尽快重启认证事务,但还要再等多久,仍是未知数。
敖高已经在难民营里的培训中心学习了几年基础课程,成绩拔尖,如今他面临毕业,但由于没有难民身份,他无法走出难民营一步。姚晨问起他的理想,敖高说,想当一名建筑师。“我们私下约定,把建筑学教材托人带给他,他兴奋不已,依依不舍将我们送至出口,正是这扇难民营的竹门,把他阻绝在繁华世界的入口。”姚晨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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